看高岗叛党后面的毛泽东

透过解密的苏共档案有关点滴

看高岗叛党后面的故事
==========================
高岗是毛泽东政权下的扫帚星: 来得快，陨落的也快。但他的短促一现却将中国老百姓引进了灾难。
1956年高岗在党内受政治审查中自杀身亡。按中共党内审查惯例这是以死抗拒党的审察，罪属叛党。可毛泽东听到他自杀消息时不是咒诅他‘自绝于党’，而是惋惜情深的对亲随说：可惜他的性情太刚烈, 我本来还想让他做些工作。这真叫人意外。
其实高岗追随毛泽东的时间并不长，在毛泽东渡过草地带，从瓦房堡投奔陕北后才见到。当时高岗只是陕甘边取得第五位，一个军的政委。可是到1945年毛泽东整风左斗王明，右批周恩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班子里已经十分看好。不但越过了所有他原来的边区领导，紧列于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之后的整风大员。到林彪进军东北。毛泽东特别将他指定为序列第五的政委。到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大区,大军挺进中原后，原来率兵进东北的头头都已先后调走，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这个大区的第一任书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位既少军功，更无政绩和理论修养的新星却突出于五大区书记之上受命为国家副主席。当时被描绘为‘五马进军，一马当先’。可见其众人瞩目。
升得快，陨落得也快。当他自以为自己日近中天，积极活动想取刘少奇而代的时候，却逢斯大林突死，紧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秘密将斯大林闹臭。于是说巧不巧，还在积极活动倒刘以谋九千岁高位的高岗就以违纪活动被陈云、邓小平告到毛泽东前面，揪了出来。对外只说是他排挤刘少奇，搞不团结的非组织活动；其实还有更严重的非组织活动是里通外国。但是因为这事涉集中苏两党和两党最高层的关系，中共只有最高层里透露而且只是真正一点。甚至直到毛泽东死了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领导层仍旧极力遮掩。但是在身与其事的师哲的回忆录里，和与高岗世不两立的薄一波回忆录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高岗里通外国活动的明证：那就是在两人密谈时，斯大林亲自交给了毛泽东一封高岗给他的密告信。信里说中共党内有亲美派，刘少奇是他们的首脑。
如所周知，这时只是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被指定为专案负责人；而案情涉及两党的最高层。这自然是个烫手山芋；但是难怪邓小平能得到毛泽东‘绵里藏针’的赞语。他不露山不露水的结了这桩大案。
审查中高岗坚持要毛泽东在场才交代全部实情。但是遭到毛泽东坚决拒绝。结果凶死狱中，公报说是经两次自杀身亡的。公布的罪名将饶漱石和高岗绑成一个反刘少奇集团，说是伙同阴谋取代刘少奇。可是胡耀邦主持重审建国以来各次运动的历史专案后，据说原来是饶漱石夫人的陆璀接到组织上的一个通知，告知饶漱石与高岗的里通外国活动无干。饶漱石真是太冤了。
近年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和期间知情人科瓦廖夫的回忆说明，高岗的反党活动远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只是台前的小丑。还有比他重要的人在后边。这个曾当过中国总经济顾问的工程师科瓦廖夫毫不韪言自己是这条线里的一员，甚至有点以此自豪他，向来访者介绍了往事。
这事引起了国外历史界的注意。我先读到的是国内有多种摘译的苏联历史学家冈察洛夫访问科瓦廖夫的谈话纪要（原文刊载于俄罗斯(英文版)杂志‘远东问题’的1991年11、12月合刊号）。科瓦廖夫原是苏联的交通部副部长。日本战败后派驻我国东北，任接管日占我国东北铁路系统的总代表。他很早就与后来任东北大区书记的高岗成了密友，不久又被斯大林指派为与毛泽东联系的线人。我国建国后又成了请到中国来的高级经济顾问，协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工作，控制中国的长远规划。冈察洛夫的这次访问，就是请科瓦廖夫介绍他在中国任职时与高岗其人的活动情况。谋求尽量补充因斯大林的猝死而迷失的史料。后来我又从作家文摘509期读到温格罗夫文章的译文（刊在作家文摘509期上，标题是‘毛泽东谈高岗事件’，原译载‘百年潮’2001年12期）。温格罗夫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读到赫鲁晓夫打听高岗在苏共、中共间活动内情的经过。他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如实全面记述高岗活动。文中复述了赫鲁晓夫派尤金来向毛泽东摸高岗事件内幕的遭遇。赫鲁晓夫的目的当然是想继承斯大林在这事件里利用政治阴谋诡计窃得的政治权益。
高岗无疑是里通外国的。中共在公开的高岗罪行结论里回避这个主要罪行的核心原因不是为高岗，而是因为深层内容涉及中共的毛、刘、周三巨头，尤其被中共奉若神明毛泽东。下面我想分成下面三个小节来说说出自己在细读它们后的体会： 1．高岗随同刘少奇訪苏时为何在会场上公然叛国 2。斯大林亲自向毛泽东回荐高岗 3。斯大林突然死了，贝利亚突然死了，于是轮到了高岗灭亡。
1. 高岗随同刘少奇訪苏时为何在会场上公然叛国。科瓦廖夫说，1949年4月毛泽东向他表示希望亲访斯大林（其实这是毛泽东从南京回延安后即已在向斯大林提出的愿望）。于是他即时向斯大林汇报了毛泽东的要求。但他也感到毛泽东在企盼会晤的同时，心存忐忑。幸好斯大林宛词回复，认为中国南方战局正紧，新政府尚未成立，毛泽东不宜赴苏。于是改由刘少奇为首还有王稼祥、高岗组成的代表团，以受毛泽东委托的名义赴苏商讨建国大计，并请苏共支持中共进兵台湾。团内还有工作人员邓立群、师哲等。刘少奇一行于7月2日成行。行前毛泽东专门召开会议正式交代此行任务。7月7日这个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0日，斯大林以接待兄弟党领袖的热情接待了刘少奇。对中共的胜利和未来说了许多恭维话。但是在科瓦廖夫自称逐字记录的斯大林谈话里，没有见他提到过毛泽东的名字，他对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赞誉里是用的 ‘中国马克斯主义者的胜利’而不说是中共党的胜利。还十分傲慢地说‘我们苏联人民可能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较精通，但你们在实用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我们必须向你们学习其中一、二 ’。接着他又对刘少奇送去的中共中央的报告批评说，文里的‘中共将服从苏共的决定’为‘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怪的说法’。最后他又建议中共中央早日建国，以免国际夜长梦多。画龙点睛的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共加入情报局。理由是虽然和东欧国家一样可定名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但因为中国属于工农民主专政与东欧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完全不同。至于成立东亚共产党联盟，他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显然都在暗示以 ‘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党有别于正统马恩列斯主义的党，它的胜利是因其中马克斯主义者引导而得的胜利。当刘少奇提出请求支持中共解放台湾时,斯大林在表明苏联方经大战自己还很困难得从长计议。接着就为此召开了一次有中国代表团列席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讨论。显然这只是一次情至实不至的会。当刘少奇在会上正想对军援降格以求的时候，高岗突然站出来，宣称以自己的名义建议苏联吸收中国的东北大区为第17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还建议苏联海军加强青岛等地驻扎力量。与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对此大为欢迎。冷落的场面一时掌声大起。作为中方团长，刘少奇没有想到，自己的团员竟会在国际谈判时忽然自作主张，公开要带了国土投靠外国。当场就愤怒地予以批驳。会场一时陷入混乱，于是散会。
从会上下来, 刘少奇立即向国内通报:要求撤换高岗。高岗则不顾科瓦廖夫在场大声争辩，接着就当场迳自向科瓦廖夫提出自己要向斯大林告密中共党内的反苏分子和托派情况。刘少奇决定遣送高岗回国。可是斯大林得信后，亲自出来。要求刘少奇留下高岗,他要派人和高岗单独谈话，弄清原委。他秘密谈话后，刘少奇遭到斯大林的批评。不但认为没有理由批评高岗，还强勉他举杯和高岗和好。
高岗在苏共政治局会上的这一场表演，不但在一般国内资料上从来见不到，就是在公开的高岗罪行里也没有提过。只最近见到饶漱石的夫人说，她接到的饶漱石结论书有一句：高岗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显然这只是为界定同案的饶漱石与‘里通外国’无涉。科瓦廖夫在接待访谈时没有说斯大林凭甚么批评刘少奇。显然也不知道斯大林派来听取高岗告密的是谁，高岗汇报了些什么。但可以想到斯大林的‘理由’无非认为高岗的行为乃是出于真正布塞维克的朴素感情。中共历史上也毛泽东就有过向苏共请建边区苏维埃例子。建立满州苏维埃共和国也曾是中共既定方针。进兵东北后,毛泽东就在给林彪的电报里将保山海关说成’御敌于国门之外’。高岗至多不过是时机不够成熟,和越级提出；无可厚非。只有铁托之流才会将这视为叛国宝违纪。刘少奇遣回高岗的去电也未必得到国内支持,因为毛泽东这时候也紧罗密鼓的发表了一系列向老大哥一边倒的号召。结果刘少奇两头失误。最后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刘少奇只好同意自己逊位。由苏共对外宣布这次是高岗代表中共东北局来此会谈。双方的协议中方也由高岗签字。高岗签完后就离团独自回东北。刘少奇和团内的工作人员则滞留苏联近两个月才回，原因其说不一。中国国内有说留下为东北大区办挑选顾问等具体事务；有说因等候国内指示；也有说国内曾去电嘱7月底回，但刘少奇延至8月14日才得回来。他是代表中共为征询建国工作意见去苏联的，可是回来连建国筹划工作也未参加；只留在东北侯令。薄一波在他的‘回顾’书里说：高岗回到国内得意洋洋，还肆无忌惮的对人说斯大林看不起周恩来，信不过刘少奇，最相信他高岗。薄一波还提到斯大林曾将高岗的告密材料当面交了毛泽东。但没有说经过和密件内容。科瓦廖夫的故事显然不是凭空捏造的。高岗的这一招真是蹊跷，高岗要满州脱离中国为什么选定这样在会议上提出？虽说那时斯大林还红火，许多共产党还认苏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地位。但它们仍保留了自己国家形式上的独立地位。连斯大林也公开批评中共中央给他的信里说‘中共将服从苏共的决定’为‘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怪的说法’。东北是当时中共唯一立定脚根的革命根据地,让东北併入苏联就是让东北脱离中国革命，或是将中国革命整个献给斯大林。这那能是高岗这样的人有权作出的决定？团长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当然是带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志去的。当然不能容忍随行的大区书记越过自己擅自提出这样的意见。但也一样费解的是，高岗回来后，中共中央不但不处分他，反而被任命为既掌握全国长远规划、也掌一个大区实权的国家副主席。比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副手，实权自然高了许多。他的擢升必然是由于后面有高于刘少奇的力量支持。他的敢于公开投靠苏共，甚至是有预谋的，要当着斯大林的面考验刘少奇的虚实。陷于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刘少奇进退两难，但高岗什么也不会损失。即使刘少奇坚决赶他回国,斯大林肯定会出面保护。但刘少奇若与高岗沆瀣一气，将为国人所唾骂；他若当场批驳高岗，结果不但将彻底搅黄了赴苏任务，自己还可能被斯大林视为铁托分子，扣下来接受苏共的再教育。从高岗回来后的际遇，和毛泽东访苏时的欣然接受斯大林交给他高岗告密材料，就很容易想到高岗在莫斯科的表演未必是他个人的莽撞行为。这场戏无宁更像是毛泽东为摸清刘少奇而编的一场大斗法。高岗只是前台的龙套。在当时摆明以后将背倚苏联立国的形势下，这会不会是斯大林，或者一直为斯大林不信任的毛泽东为搬开挡路石下的一着险棋？然而中共中央也对这次会议根本密而不宣，更不用说内幕。科瓦廖夫虽然较详细的说了他亲历的有关情况，但他实际只是一个线人，对关键的幕后故事并不清楚。而斯大林和KGB头子贝利亚的突然死亡更使这事的高层在苏方也断了线。高岗的这次叛国（或者投奔布塞维克祖国）活动最多只有中共中央最高层知道。“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纪实”里的“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完全不提此事；即使一直身与其事的师哲大力推荐的刘杰诚著‘毛泽东与斯大林’里，化了30多页描述刘少奇访苏情况时只强调描述刘少奇得到斯大林同志式的热情郑重接待。对参与政治局会议一事甚至完全跳过。然而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当1958年毛泽东在反反冒进讲话时要求里通外国外国的人站出来时，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句‘里通外国的人我看是有的’，要这人出来坦白。毛泽东这里泛指的无疑是‘反反冒进’里的带头人。连周恩来都被他当众斥责为离右派只有几十米了，他心目中里通外国的右派头子除了刘少奇还有谁？可是曾亲见高岗在苏共会上逼刘少奇其事的斯哲，却在他40年后发表的回忆里说自己体会毛泽东说的‘里通外国’者是指高岗。但毛泽东这里是指活人应当出来交待，死人又怎能出来坦白？不知师哲为什么要在这里搞移花接木。在高岗演出的这场代表团内政变中，刘少奇无疑是唯一输家。他啣命去苏，主旨是联好苏共，请教建国大计，也为解放台湾争取苏联的军事支持。结果反而是在对方建议下，被逼下旗交官，让位给叛卖的人出面签了个地方协议。如果不是国内同意，刘少奇有什么权接受斯大林的建议降低代表团的级别和任务？斯大林怎能要求降低使团级别改组中共党员的代表团？一个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出了这样大事，国内怎能不要他立时回国汇报，而让他长时期滞留苏联。坦白说，刘少奇更像是被留下接受红色沙皇的质询，或者‘再教育’。高岗回国后不久刘少奇也能安然归来，并肩与高岗处理国家大事，也真叫人煞费思量。科瓦廖夫还说，他自己最后能成为高岗的高级顾问是因为刘少奇履行了诺言。科瓦廖夫已经当面摆明了他是高岗练习苏共的线人,刘少奇何时又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诺言？这次接待斯大林对待刘少奇的前恭后倨，说明高岗的表演至少削减了斯大林原来对刘少奇的期待。高岗虽则孤身回国，代表团里没有人送,但他并不在意。薄一波在他的‘回顾’一书里又说，高岗回国后趾高气扬，自我宣扬说：斯大林不信任刘少奇，看不起周恩来, 最欣赏他。这摆明是经斯大林派人和他个别谈话，他认为自己已经在斯大林心目中列于刘周之前。说也奇怪，到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位在国外公开企图叛国的高岗还真从中共五大区书记中脱颖而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在中共高层里众人侧目，将这匹后进黑马的高升，描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可知他在莫斯科搞的政变也丝毫没有影响中共最高领导对他的信任。科瓦廖夫还说了一段插曲。他说同年9月一天，高岗清晨四点跑到了科瓦廖夫的北京住处，气哼哼的说自己刚从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下来，这次是毛泽东专门将他召到北京政治局来挨批。缘于有个香港代表团参观东北后，回去说高岗在东北到处挂斯大林和高岗自己的像，却不挂中国领导毛泽东的。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要连带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投靠苏共事一起清算，还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但是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他不支持。会议结果以警告高岗必须纠正挂像，谴责高岗收场。但是刘、周两人第二天又专程连袂到科瓦廖夫家介绍这次批评高岗的原因,说是因为他挂的斯大林像不够标准。科瓦廖夫说, 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很敏感的发来专信给毛泽东，表示支持毛对高岗的批评，还表示道歉。科瓦廖夫认为高岗犯错误只是中共内部问题，无需斯大林表态。于是他在向毛泽东宣读斯大林的信时，自作主张地节略了后面的道歉部分。但是这个情况马上就被人密报到斯大林那里。他为此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被迫从新向毛泽东补读全信，包括道歉一段。科瓦廖夫说毛泽东听了他补念的那部分显得十分高兴。如果高岗与斯大林没有外人不知的特殊关系，又何需斯大林出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支持谴责高岗，如果只是高岗挂的斯大林像不够标准，何需中共政治局专门开会来批判高岗，甚至还劳两位副主席连袂专门去（以后我们还可见到涉及高岗专案，两位副主席都是连袂而去拜访苏方代表）向科瓦廖夫介绍情况？如果高岗与斯大林没有外人不知的特殊关系，毛泽东又如何能接受斯大林的这种支持？科瓦廖夫说毛泽东听了斯大林支持自己谴责高岗十分高兴。不管是为什么，这一系列情况都令人费解。科瓦廖夫私删斯大林来信的消息如此之快就传到斯大林那里也同样令人关注。说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还有不为人知的通道。高岗似乎认为经前次政治豪赌之后，自己已经攀上了苏共的高枝, 因此他虽找科瓦廖夫诉苦，但并不在意中共的内部批评。回东北后，他只将所挂斯大林像正规化了，并没有加挂毛泽东像。科瓦廖夫说，三个月后毛泽东亲去祝斯大林寿辰路经东北时，他拉了科瓦廖夫下车看看。看到那些大楼并没有挂自己的像时，毛泽东分明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高岗这时又自作主张在毛泽东的专用列车上加挂了一节车皮，装上以他和林彪及东北人民名义向斯大林送的寿礼。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气愤，下令将这节车皮摘除，并愤怒地谴责高岗说，应当知道 ‘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科瓦廖夫没有加油加醋，那毛泽东这话里的‘至今’二字就难免话里有话。这事也叫人费琢磨,难道两党首脑之间对东北和高崗的时间定位有什么密契？再回头看看前面一节里刘少奇的遭遇。被高岗在苏共政治局会上逼到了死角的刘少奇，他当时对高岗的勃然大怒显然没有跟上国内的最新情况。他出国不几天，毛泽东就在国内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大力号召新中国坚定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这对正处于困境的刘少奇无异落井下石。刘少奇还滞留苏联之际，毛泽东又于八月发表了五篇对美国竭尽讽嘲的文章,狠狠抨击美国想拉拢中共的幻想。不但撵走了带了40亿美金留在南京打算收买中共的斯徒雷登，而且再绝情的对准他的屁股狠狠踢上了一脚。这和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姿态大相迥庭。1945 年3月13日毛泽东就曾亲自写托当时美国驻华首席参赞 John S. Smith 转交给美国杜鲁门总统。毛泽东的信 里不但强调美中两国人民历史上是友好的，两国人民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经济是可以互补互利的。而且最后还 归结说：“ 、 、 、美国不仅是唯一最能充分帮助中国发展，也是唯一能充分参与发展的国家、、、。（见R.Garsick 著 China after Mao COMING ALIVE，书上信函是英文的，未说明是原文或译文。以上是笔者转译）”那时,毛泽东抱了诚意去重庆与国民党二次进行到底合作谈判,签定双十协定回延安后又专门发表批判怀疑和谈的中共中央文件。军事上他也有过与美国协商共同接收东北日军投降的实质活动。美国伊.卡恩著“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里说：1945年12月魏德迈尔曾派戴维斯、包瑞德等先后来延安商讨协同美国大规模空降东北，抢先苏联受降日军时的地面协作问题。只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兹事体大，必须由他赴美和罗斯福面谈，结果被美方搁置下来。就是到了1949年3月蒋家王朝覆没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通过黄敬和中共打交道。对比起来,现在真是大逆转。事过境迁，他当然有权向美国宣示他一反昔日立场。但是自己即将成为一国之首，用个人名义发表攻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冷潮文章岂非自低身价？这是单纯泄愤还是给第三者表明自己决裂？给谁？霸道成性的斯大林并不善忘。他牢牢记住毛泽东打参加革命开始就强调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是赶走李德的主要分子。逼走张国涛，拒绝苏共派去王明主事,中共自我举起‘毛泽东思想’旗帜。后来整风治得周恩来低三下四，又将王明打成派。斯大林无疑将这些都定性为毛泽东使中共疏离自己的标志。事实也是，第三国际解散时，毛泽东就不无自豪的说过打1937起，中共早就可以自行其事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受的苏联冷落使更倾向结好美国。前面所说托JOHN S。SMITH 转交美国总统密件结尾的两个‘唯一’无疑就是除外苏联，表明自己对斯大林丝毫不寄希望。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深感是一块烫手大山芋。因此一再以军事紧张状态之际主帅不宜远离，婉拒他亲自以党魁名义过访，只派人来听取汇报。对此毛泽东心中有数,斯大林死后，他告诉斯诺说,斯大林在关键时刻曾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但这时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形势逼人。毛泽东耐住脾气，尽力通过米高扬的来访进行工作，研究会晤的种种方案以求为自己打开局面。甚至衡量到最不利情况的对策：问自己的亲随叶子龙,如果到俄罗斯海滩上去过几个月的晒太阳悠闲日子又将如何。但斯大林始终无意接待这位他视为异数的党魁。亲疏之分如此分明，现摆着铁托的例子,怎不叫毛泽东为立国后自己的处境心寒。直到最后为商量建国大计和解放台湾必须中共首脑去商谈时，斯大林也还是建议由刘少奇代毛泽东去。回头一算：斯大林唆使中共进军东北是趁毛泽东自己不在时派人到延安找的刘少奇，全盘破坏了毛的和谈部署；自己从此苦心孤诣努力争取改善关系，可是到今天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在望，斯大林仍只认定刘少奇而不和自己见面。亲疏如此分明，怎能不叫毛泽东猜疑。决定刘少奇这次出使是应斯大林的建议，但不料高岗却会在这样场所公然发难，一下子就将刘少奇卡得进退维谷。老于国际阴谋的斯大林真有高招，暂将高刘两位全收，又心照不宣的让他们先后归来，而且仍旧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按科瓦廖夫的说法，以后毛泽东还经常向他介绍自己对高岗的信任和恩情。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任国家主席。时机成熟，于是决心年底去苏联向斯大林祝寿，但只以中国共产党党魁的姿态出席，以昭示世界自己的意识形态。2。斯大林亲自向毛泽东回荐高岗科瓦廖夫说：1949年1月以后，他住到了香山脚下毛泽东给他准备的房子里，距毛泽东的住处只800公尺。从此常有机会见面。毛泽东经常向他介绍过去中共内部斗争的严酷情况，并说党内这种做法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高岗就是他从博古刀下救出来的。毛还对他说，中共领导层里自己是唯一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见过斯大林的人。还说莫斯科似乎把他看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内部‘莫斯科派’的对立面。毛泽东以一党之魁去向一个友党中层干部恳诉苦情，使科瓦廖夫感到毛泽东的目的是想淡化王明之流的怨言在苏共中央造成的影响。实际毛泽东所想淡化的不止于王明影响，应当包括所有他说的‘莫斯科派’在内。科瓦廖夫虽在接谈中自称是斯大林派来的。但他的级别无缘直接进言斯大林，只能劝毛泽东设法和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毛泽东深感自己和斯大林之间明显存在信任危机。不但因为自己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中共领导人，而且因为自己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经典的马克思理论不承认落后农业国的农民能完成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必需在外国工工人革命家协助领导下，经过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阶段才能完成。恩格斯就说过参与革命夺得权力以后的农民为保持稳定经济地位，甚至可能成为反动的。但坚持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毛泽东，经过长征证明中国农民的坚定性以后，他就打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塞维克’忠于谁始终半信半疑。历史是，从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农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布哈林就批评他的这分报告过分强调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符合正宗马克斯主义。同年4月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的M.N.罗易甚至说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权的观点代表了‘极右观点’。1929年因为布哈宁对中国革命战略干与，毛泽东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排斥。后来斯大林当权。如众所周知，他也一样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幼稚，无能领导革命，应当暂先参与国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但是不顾中国国情，在军事上教条遥控，终于使中共遭受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败绩。于是打从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开始，其中经过长征，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鬆绑和张国涛被迫将自立的中央改为西南局，到1937年斯大林被迫指示王明让权、尤其中共樹起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大旗，毛泽东终于逐步占领了中共的领导舞台。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王明路线,实质是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系统的批判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连支持他赢得从新出山的周恩来，也因为一度曾随同王明在武汉与国民党联系，而在延安整风时被作为受蒙蔽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身受五天的大会批判和痛心疾首的检讨，才重收归旗下。1943年１２月２２日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发电报，劝他停止批斗周恩来和王明；并劝不宜重用康生。毛于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回电表态：拥护和推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拥护斯大林和苏联，努力团结周恩来；但继续批判王明并为康生辩护；请苏共确认毛的地位。傲慢专权的斯大林对这种‘交换’当然有看法，而且牢牢记住。因此自从刘少奇决定进军东北后，毛泽东看到今后必须背倚苏共。就积极为淡化前嫌，打开友好门径努力铺垫。高岗的告密无疑为他在斯、刘间打下了离间的楔子。但是到毛泽东亲自访苏时，斯大林显然并没有改变观点，因此仍在背后向亲信讥嘲地问道‘他（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那里来的？’莫洛托夫于是也来问毛泽东读过资本论没有。后来莫洛托夫在回忆录里说：当自己听到毛泽东说没有时，惊呆了。毛泽东并不在乎此，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希腊，中国人的共产主义自然可以也应从中国人的智慧产生。他的来访就是要阐明这个基本点。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的看法。他不仅告诉过斯诺自己曾遭到第三国际的反对和不信任。他也曾对汪东兴说，斯大林过去让他当苏维埃主席是‘不让他在军队工作，让他去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革命策略上与斯大林有原则分歧。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言而无信他自然也看得分明：二战前期苏联一直和德日侵略者公开勾勾搭搭。抗战期间斯大林不但对八路军不理不睬，连与苏军相邻的东北抗联弹尽粮绝时，他也见死不救。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宁可寄希望于美国不信苏联。尤其这次正当他不在延安之际，苏联突然刻不容缓的促中共进兵东北协同受降。更叫他疑惑斯大林的动机是一箭双雕：既破坏美国在拉拢的国共两党谈判，又能挑起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更熟谙中国帝王史的谋略，那能不怀疑与苏共有历史因缘的刘少奇：怀疑他的忽然一改往日谨慎，独断出兵其中有无猫腻。正是因此他签完双十协议就匆匆离渝返陕。毛泽东一回延安立刻双管齐下。一方面统一内部思想；另方面急谋弄清斯大林突然变卦的真实意图，并为未雨绸缪也着手笔调整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了后者，他避开了疑忌对象，只与任弼时和师哲两人商量。于是以为自己治病请斯大林派医生来延安为契机，暂先探路。斯大林很快就派来了两位医生，还让毛泽东的儿子毛远新陪同回来。毛泽东并无大病，很快就好了。但他留下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事迹，解释‘毛泽东思想’为何是马恩列斯主义结合中国实情的发展，为今后向真正高层深入介绍的铺垫。并从此开始他就决意要亲晤斯大林，调整关系。为统一党内认识，与苏共中央联系医生的同时，他就在延安的高层组织内部讨论出兵决策的内因。经长时间争辩，他终于在1月26日发出了‘、、、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这样既支持了继续在重庆和谈的周恩来，也不指名的批评了刘少奇的决然出兵东北。有意思的是前此毛泽东外出时都是众无异议地由刘少奇代行。但从此以后，虽然毛泽东外出时仍如此安排，而在他行后高岗就跃跃欲试的建议由政治局委员轮流代行，然而高岗的建议从来未得通过。这说明除开高岗以外，刘少奇在政治局中的威信并没有受这次争论的影响。其实一待毛泽东离开重庆，蒋介石就秘密向他的部队下发了剿匪手册，暴露了他的签订协议是假。周恩来在重庆坚持的和谈也只见挫折不断。反倒是进军东北真打开了局面。实践证明进军东北的决定是对的。后来刘少奇不无所指的自我总结说：‘、、、在1，2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 中共部队在东北形势越发展，毛泽东越感到亲访斯大林，调整自己和苏共关系已不容再缓，一再向苏共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斯大林总是推托，只是派人来听取汇报。1949年4月已考虑建国大业，米高扬又来。陪同来的科瓦廖夫回忆说，这次毛、米秘密长谈了很久。毛泽东又提亲自去访斯大林的建议，仍未如愿。对方仍然建议由刘少奇于5月代表中共中央访苏。不想就此发生了高岗公然向苏共建议将中国东北大区改制为满州苏维埃共和国，併入苏联的怪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国家主席。加上长期以来种种铺垫努力，毛泽东决定于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之日，亲自前往祝寿。斯大林对新建邻国元首来为自己祝寿当然只有欢迎。但已经着眼于世界地位的毛泽东，为了突出自己的中共马列主义领导身份，决定此次去自己只向斯大林阐明自己的思想是马恩列斯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国家事务由总理周恩来以后去谈。为防人多口杂高度精简随员只带翻译师哲和理论顾问陈伯达。此外由周恩来出面向科瓦廖夫借费德林陪同。科瓦廖夫认为这出于毛泽东的借用苏联高级翻译，是由于不想他与苏共领导恳谈时有任何中国同志在场。就是说：单独恳谈内容有时对自己党内要更保密。连师哲也不的参加，自然这样一来也让师哲回国后不致受其它人追问之困。由周恩来出面借人，说明周可能是这种安排的知情人。科瓦廖夫还说其实有些两国间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早就个人和苏联商定了。例如黑龙江边界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3月就有过电报给莫斯科说：‘关于在黑龙江上划定边界问题，我们同意友邦意见，并请派来技术人员、、、并请友邦告知双方必遵守的规则章程，我们保证将严格遵守、、、’他已一古脑接受了斯大林的疆界意见。无庸将来周恩来去时扯皮。无论从科瓦廖夫或者师哲回忆见面经过里，都可看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此去首先以亲密同志诉衷情的态度，介绍自己通过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所得的体会，进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真諦，以取得斯大林的正式认同。不想见面之后，斯大林只礼貌的以两国元首相待。称毛泽东为‘ 先生’，一再建议商讨两国协定；却极力回避谈论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用‘ 胜利者是不应当受批评的’来剪断毛泽东诉苦式的开场白。两人各有打算，话不投机。于是斯大林借毛泽东无奈之下最后只说自己此来是为了拜寿和参观苏联工业的由头，就让左右安排毛泽东住在郊外宾馆，自由活动。毛泽东具体建议的两人再次会谈日期,也被斯大林搁置不复。甚至对劝他专门接见毛一次的左右说，毛泽东没有权利得到与其它来祝寿的贵宾不同的待遇。毛泽东则下定决心要沟通认识，不断向来问候的苏共高官反复宣讲自己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认识。他们不客气的问毛泽东讲这些做甚么。毛泽东直截了当说你们将我说的这些告诉斯大林，他自然明白。莫洛托夫也是这时因毛泽东的干脆答复‘没有’读过资本论而大吃一惊。毛泽东被苏共晾在一边的时间一长，国际媒体开始风传毛泽东遭到了斯大林软禁。这时，毛泽东发现再磨已经不成，说不定斯大林真会让传言成事实。只好在王稼祥的建议下，用记者会的方式对外表示毛主席来此是两国要签些政治文件，商讨需时。这样也不卑不亢的传信给斯大林：自己已经放下以马列主义并肩王来访的架式。胜利了的斯大林于是出来接待了中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但安排了一场没有任何其他中国人在场，符合毛泽东的心意的单独密谈。密谈时斯大林亲手将一些高岗密告文件交给毛泽东。师哲后来说，毛泽东回来将这些文件交给他时说，斯大林将这些文件给自己，表明对‘我们’的信任。斯大林当面交给毛泽东的就是高岗的密报材料和科瓦廖夫整理出来的中共情况汇报。原来高岗经那次会议回国后，就积极向斯大林提供中共内情，密告中共党员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斯大林交出‘ 高岗密报 ’这一招使科瓦廖夫十分不解，为高岗捏了几年的汗。他始终认为斯大林是出了卖高岗。难怪斯大林曾对毛轻蔑科瓦廖夫说他只是一个削尖脑袋往政治里钻的技术干部。细细体会起来，应当说斯大林真不愧是国际阴谋的高手。这样一来，他不用多说，而对方必须自动摊牌。接到高岗告密文件的态度就会自然表露或主动表明：自己站在高岗的那一边，是否事前知情或甚至参与到什么程度，自己将如何对待高岗。科瓦廖夫没有参加密谈。中方也没有人能具体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斯大林这一关的。连带去的翻译师哲以后对这件事也只能或只需说：毛泽东将文件交给他时说：斯大林能将这样文件交给我们可见是信任‘我们’的。应当说周恩来也安排得妙。这次密谈十分关键。斯大林不但同意了由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两国间的事务，更根本的是斯大林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显然变了。师哲的回忆文章中说，次日他适时地请教斯大林：前此斯大林一直称毛泽东为‘先生’，自己今后该当如何翻译。于是斯大林尊重其事的回过头来对米高扬等宣称：是的，从现在起应当称为同志。可见无论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认为这次谈话有确定双方为‘ 同志关系’ 的效果。师哲这时的提问更画龙点睛点睛地敲定了这一点。如众所周知,后来周恩来应召去了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也可能还有什么不让小民知道的内容。如后来赫鲁晓夫在 ‘回忆’中说，斯大林同时还‘极不讲道理’ 的借机掠取了中国新疆地区的有色金属资源开采权，就像他以前对待东欧国家一样。薄一波的‘回顾’里说，周恩来去后，毛泽东又和他联名发回电报，指示由于斯大林的提示应仃发审定中的土地政策，甚至追溯到1933，1947年的土地法都过左，亦必需修改。可知毛泽东向斯大林交心后已不复有‘1937年以来中共就可以自行其事’那种豪气，而且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追溯往事。毛泽东回来后对此又认真组织了讨论，提高全党认识。薄一波在他的‘回忆’里将这次讨论评为一次民主决策的范例，并十分惋惜只此一次。斯大林后来还应毛泽东的请求派来了尤金,以苏联大使的职务兼任编制毛泽东选集的理论指导。来后毛泽东常去看望他，多到斯大林怕尤金‘失礼’，想将他召回。赫鲁晓夫在‘回忆’中说，尤金紧接就向斯大林密码长函汇报了毛泽东对苏共、苏联乃至尤金的一些奇怪论点。赫鲁晓夫后来称这些论点都令人费解。和科瓦廖夫之流的估计完全相反，毛泽东拿到高岗告密件回国后对他更是重用。在政策上也一改过去自己与高岗的歧异。他出访前曾在刘少奇否定高岗报来，建议东北农业迅速集体化的政策报告上加批，强调刘少奇的否定批示，并认为刘少奇的意见有普谝意义。但是出访斯大林回来后一转180度,变成积极支持高岗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发文撤销当他出国时，刘少奇按党内议定的政策和共同纲领精神批处的一些文件。作报告和讲话时，也不失时机的打击刘少奇的威信。高踞统管全国长远计划的国家副主席高岗成了宠儿。坐在高岗后面协助把舵的乃是原来为毛泽东与斯大林通气的科瓦廖夫。斯大林从1945年设下的陷阱现在可以收了。侭管困兽犹斗，无疑他是这场斗智里唯一的赢家。所有要角都逐个被栓到他的索子上。自投罗网的高岗显然成了斯大林的重点培养对象。统治东欧的教训使斯大林明白,主动投效的奴才也要经就地培养爬到顶端才能得力。高岗要起大作用，还待他自己努力。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同志’关切还是赶不上他对金日成的。因为就在毛泽东请他阻缓金日成出兵南下，容中共先解放台湾以免过分惊动美国时；他却暗地里撤消原来已给金日成的缓日南进通知，改为即日南下。这也好理解，除了历史亲谊，重要的是从苏联的地缘政治考虑，北朝鲜比中国小得多，即使有所动作，对美国的惊动自然也小得多。如今既已落实中国今后可为自己的屏蔽。就无妨促金日成先进兵南下。他还让金日成直接知会毛泽东，他的南下战争有必胜把握，无需中共过问。怕中朝两军同时南下会引起美国干预的毛泽东，只好暂时放下解放台湾的打算，站在一边扠腰支持金日成。然而金日成的错误估计，导致战备局危殆。只好向苏中请援。在斯大林的鼓动和毛泽东的独断乾坤下，中国被裹进了朝鲜战争。斯大林则转身就赖掉了支持中国参战飞机400架的诺言。这一仗中国牺牲了30万农民军队；也因此至今未得解放台湾。但终于为毛泽东赢得了斯大林的认可。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欣然说‘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3。斯大林突然死了，贝利亚突然死了，于是轮到了高岗灭亡。保罗.温格罗夫是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高级讲师。在研读了苏共近年开禁的档案里涉及高岗的材料以后，他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学者对高岗一案没有说真话。这篇文章的译文我是在作家文摘509期上读到的，标题是‘ 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原载‘ 百年潮 ’2001年12期。文章较详细的描述了尤金奉赫鲁晓夫之命去找毛泽东摸高岗专案底的经过。‘中国的学者对高岗一案没有说真话’的说法，可能有点冤枉中国学者。因为他们得不到真像。甚至时至号称实事求是的今日，江泽民在下台前还指示编党史的中共党史研究室说：‘分析、写作和出版发行一本党史的时候还要全面考虑时机对象、篇幅和效果’。何况许多中共档案早就被人及时被毁了，而且毁余的档案中国学者也未必能见到和使用。例如毛泽东死后不久，1976。11。4日，汪东兴就经过党内正式手续烧毁了自己手中一大批文件档案，还指示一些人烧毁他们手里的相关材料，以免得‘有损毛泽东、党中央形象’。据说周恩来手批刘少奇‘此人该殺’的条子也因此被邓颖超要回去烧了。毛泽东单独接待外宾的谈话经常不让人知道，更说不上当场纪录。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单人会谈更让中国人上哪里找档案去？他的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经政治局认可，专门为毛泽东行在装置了录听器，到了文革时却被毛泽东指为对他进行特务活动。就是邓小平重上台后决定清理冤假错案也未必能全按 ‘实事求是’办。复审高岗专案材料就是他一句话‘我清楚’，胡耀邦也只好罢了。在这种政策下，一般学者上那里去找历史的全部真实？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小民了。苏联的档案也未必好多少。也有许多重要的机密都被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突然死亡带进棺材里去了。否则赫鲁晓夫就不会让尤金来直接找毛泽东打听高岗专案的内情。温格罗夫在这篇文中主要说的就是赫鲁晓夫打听的情况。下面是我加上读英文赫鲁晓夫‘回忆’（REMEMBERS译者S。TALBOT）一书后的夹序夹议。1954年1月4日尤金奉赫鲁晓夫之命，以向毛择东通报贝利亚事件名义专程到杭州。这时，中共中央正开始研究高岗问题。毛泽东告诉他：在中共内部也出现了类似问题，有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间的关系，、、、想从某些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中找出规律去贬损他们。我们还在研究，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面临问题的关键、、、现在正在对此制定一个内部文件。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说党内无非有些不团结现象有待教育。2月1日杨尚昆将这个文件的草案送给了尤金。然而次日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位副主席就又联袂去向尤金介绍高岗问题，并说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太抬高自己、诬蔑刘少奇等。将高岗与苏共的贝利亚相提并论。13日刘、周、两人又同去再向尤金通报说，高岗没有真诚悔改之意，而且以自杀相威胁。他只承认自己想推翻刘少奇但并不想取而代之。3月5日两人又再次去详细通报对高岗的批判。这次花了五个小时之多。虽然两位副主席三次联袂线他介绍了高岗问题情况，但尤金仍不满意，认为始终没有新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得到他希望的情况。此后，尤金三月再次拜会毛泽东时，毛泽东首先就向他否定外国谣传他在杭州病重时将由高岗接替之说，并向尤金解释自己为什么容许高岗受批判。说他其实早在去年就对此有预感，6、7月召开金融经济事务会议时特别明显。后来自己就明确感到在党内另外还有一个党中央之外的地下中心。将有引发（政治）地震的大事。果然不出所料，年底政治局讨论后许多问题都明确了、、、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再发生地震。他还告诉尤金说，高岗给斯大林的告密信里将中共说成只有他一人是布塞维克。后来又说自己之不信任高岗，不仅仅因为他搞阴谋，而且因为他好色。他往来的女人中已经发现敌对份子，正在进行调查。尤金说这次谈话里最令他惊诧的是毛泽东点明了说：高岗参加苏共通报处决贝里亚的会议回来后，不赶紧传达有关批判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的重要，而是不待回家就到北京饭店找各省党委展开个人活动。高岗事件竟然引起苏共如此关注，就说明其中内容不只是中共的内部争权。这段时期间，刘少奇和周恩来几次去向尤金介绍情况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不但先后去了三次，而且都是两位副主席同去，最后一次竟达五小时。而尤金认为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新内容’。毛泽东的介绍则从一般的党内团结问题不断有新内容发展：高岗揪出来了，毛泽东发展到他早就知道党内有两个甚至可能更多中心即将发动‘地震’。对尤金从暗示高岗最近的异常活动与贝利亚案有关，继又增加了高岗好色，进而说其中有英国女间谍介入，更提及一些尤金曾参与的活动。最后这些‘新内容’吓得尤金不敢继续追问，只落得空手而归。赫鲁晓夫后来不惜为此亲自出马继续努力。毛泽东与尤金这几次谈话的先后说法显然不一致，也不真实。谁都知道高岗是他一手提拔的红人。高岗已经被宠得内部传说他将逼倒刘少奇，准备接替‘病重’杭州的毛泽东。后来官方公布的主要‘高岗罪行’也是他公然活动谋求取代刘少奇。按国内见诸文字的正式说法，高岗甚至曾秘密知会过他的党羽：毛主席在杭州如有长短，要赶快通知他即刻进京接权。毛泽东对高岗的信赖不一般也不是政敌凭空捏造的。1935年10毛泽东就说：‘红军将领里能独当一面力挽狂澜的，我看只有高岗同志了’，以后自然特别器重，不断培养。高岗也极表知遇之感，表示将来愿为‘执金吾’随侍左右。这次自杀，毛泽东的亲随秘书叶子龙在回忆中说毛泽东对高岗丧命不胜惋惜。他具体叙述说：毛泽东听到他报告高岗自杀时先是 一怔，经沉闷良久后喃喃道：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说后神情黯然。又说‘ 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高岗是因为阴谋取代刘少奇的阴谋活动而被立案的，这和‘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如何挂得上钩？毛泽东明知高岗有过叛党活动,为何还要自动为高岗的自杀分担责任？感情之深，说是内心‘如喪股肱’应不为过。毛泽东这种表里不一，反映了他们关系中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尤金说,在高岗死后他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告诉他‘、、、苏联最后处理贝里亚的方法，使中共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说的‘苏联最后处理贝里亚的方法’的要点是什么,是不待立案侦审就消灭贝利亚其人? 为什说是启发了对高岗的处理,如果高岗真如官方语言是‘自杀’，又有那点与之相似？在苏共高层里高岗的投靠斯大林的那场表演在政治局里自然是众所周知。但像他这一级人物的任务，斯大林自会经大管家贝利亚安排,不会人人皆知。贝利亚被苏共新当权的处死了，当贝利亚的死敌，新苏共领导邀请中共派代表区听取关于处死贝利亚的报告时，与贝里亚瓜葛未清的高岗显然不是相宜的代表。然而中共偏派了他去，这是为什么？因此温格罗夫在文章里说：当周恩来通知苏共说，中共中央将派高岗去听取贝利亚事件会议时，引起了苏方知情人的疑虑。曾驻东北的领事列多夫斯基记事里说：‘为什么选中了他？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敌人的诡计。’他怀疑是有人想让苏共将高岗扣下来。 列多夫斯基曾是高岗与斯大林联系的下级通道。他知道高岗在苏共的关系人，自然也知道高岗在中共内部有知情的对手。高岗这次留在莫斯科共48小时，但他拜访了高岗两次。对此他记道：高岗心神不安的回了中国。就是说因为苏共新班子和老班子是死对头，高岗此行因没有得到新班子的肯定而心乱如麻，害怕自己可能成新局面中的弃儿。尤金空手而归并没有能使赫鲁晓夫死心。他知道高岗参加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也知道高岗告密过刘少奇和斯大林将告密件交给了毛泽东。赫鲁晓夫还在他的‘回忆’里说，斯大林在时他见过尤金送回的报告，说中共领导班子中有很多人对苏共不满，口头上积极，实际反对苏共的有刘少奇等。但他认为刘少奇是个智者。毛泽东所以未敢置之死地，乃是由于刘有很多群众。毛泽东必须先在政治上孤立它以后，才能解决他。于是赫鲁晓夫在10月亲自访候毛泽东时，又当面探寻高岗过去的作为。毛泽东告诉他：贝利亚来中国时，高岗和他私下联系后没有向党汇报。这说明高岗背叛了自己的党，可能还和英国牵连。像他这种行为，中共中央今后绝不容忍。毛泽东还暗示高岗与苏共的新领导并不相容。所有这些都使赫鲁晓夫感到高岗是斯大林控制中苏关系的重要环节。他篡得苏共中央的领导岗位，野心勃勃极图继承斯大林的国际霸主地位，企图利用斯毛高关系来控制中国。在他的“回顾”中说：他自己接位以后，出于对处理中苏两国关系的谋划，十分需要了解高岗在中苏关系上的活动内容， 继承其中利益。他揣度不透斯大林的打算。揣摸不出他为什么将高岗的告密材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又为什么见到密件后不及时处理高岗，甚至仍然让他青云直上，却疏远刘少奇。这成了赫鲁晓夫的一块心病。他怀疑中共的批判高岗是为的杀人灭口。他越设法挖掘,毛泽东越巧妙的将他往迷阵引。本来就是斯大林用个人崇拜和挑拨离间诈走的权益，那能让计谋远不如己的赫鲁晓夫捞到。毛泽东接待赫鲁晓夫时的暧昧冷落，气得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回顾”书中仍出言不逊，连所有中国人都一起奚落。当他摸底的企图显然失败后，毛泽东趁机而起，组织力量用大块文章迎头痛击，力求将他赶出共产主义主义国际的山门。高岗死了四十多年后，苏共开放的部分逾期档案泄露了他曾卖身投靠斯大林的事。侭管中共党文件里对此仍就讳莫如深，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半官方书籍里也对此事过透露了隐隐约约说法，显然确有其事。高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演，他的选定在这样场来表露投奔苏共不会是一时冲动，必是有背景、有予谋的。这预谋就是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对党内隐瞒案情。高岗已叛党而死而中共中央还要无限期对党内隐瞒其中重要案情，只能是为保护极重要的背景和人物：可以是毛泽东，也可以涉及中共党的威信。那就是毛泽东想通过高岗牵线搬掉拦在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刘少奇，其实落进了斯大林的圈套。整个就是一部毛斯刘斗法的戏。全局主线是斯大林从1945年9月起设下的，高岗的自我出卖到毛泽东访苏是全剧的高潮。但斯大林的死并不是全剧的终了，直到毛刘周的相继死亡才结束。斯大林和高岗的倅死，让精谋略而根本对当代社会一无所知的毛泽东失去了指导和支持。但他的狂妄自大却从此更加点旺了继承世界红色沙皇宝座的愿望。于是对全国狂热鼓吹对他的个人盲目威信，在党内霸道武断指挥全中国的建设，以至闹得全国不但民生凋疲，死于非命的道路枕藉。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组2002年发表的统计,在建国17年中，全国因武斗和饥饿死亡的总共达1亿1千二百万人。他越来越甚的妒贤嫉能，将他疑嫉的老战友通通斗倒斗死。捏造罪名将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再转给周恩来迫使批定‘此人该杀’。于是囚入地窨，喑其声使不能申，缚其手使不能诉，瘠死蝇蚁之中。周恩来虽已成断了脊梁的狗，但也被阻手术促其死于己前，庶其不得泄恶行谤己于后。结果贤者远去，自己只落得孤家寡人凄遑死去，找不到一个趁心的接班人，甚至没有能留下像样的遗言。不要为毛泽东的狠毒惊诧。过去斯大林和他控治下的那些东欧国家的内部斗争，那个不是充满血腥和诡计？何况毛泽东还熟谙中国历代帝皇的血腥史。他虽然打的共产主义旗号，一生呐喊‘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实际他的真实思维仍是追求个人翻身成龙。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坚持不承认三年灾荒和反右倾运动反扑扼杀党内的觉悟。他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应当每六七年来一次’无疑是他的‘帝王统治术’总结。秦始皇的专制狠毒，坑杀了数百儒生，赢得万代诅咒，但他定下的种种法制；包括人同文，车同轨等等经济文化制度，曾引导中国从奴隶制进入专制制度，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但是他的残暴使他二代而灭。毛泽东虽打着共产主义革命旗号，实际维护的是违反时代，他个人专制的帝皇制度。只好一代而灭。马克思和恩格司（见马恩选集卷1第598页起）上就曾冷冰冰而不无道理地说：虽然农民的参与联合反资反封建革命可以决定其胜利，但他们保持其经济地位的愿望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革命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社会。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之所以终不为毛泽东所容，建国才两年就造夭折。一旦胜利，在共产主义词藻掩饰下，保守势力的保权行为必然变得更阴暗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