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大学排名 程星 一 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好友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准备回到他的原单位——中国教育部工作。临行前，我们在一起闲侃，笑谈中美教育比较，犹如老美常说的苹果与橘子比较，整个风马牛不相及。惟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干教育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脱不了一个字：穷！ 当时我突发奇想，说：“且慢！回国干教育，说不定还是有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可走。”我卖了一下关子，倒把他惹急了。酒过三巡我终于慢条斯理地说出了锦囊妙计：为大学排名！要知道在美国，自１９８０年代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ＵＳ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以下简称“美新杂志”）杂志开始对大学进行排名，至今已开发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美新杂志每年的排名专号要超过它正常发行量的百分之四十，再加上出版每年一册的大学指南和美新杂志排名网页八百多万的年点击率，这份杂志实在是财源滚滚，商机无限。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孩子及其父母对大学的关注，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们能依法炮制，在中国也来它一个排名，不仅能够促进中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一不小心说不定还能捞个百万十万的。 朋友听我吹得天花乱坠，难免有所动心，答应回国去试试水温，看有没有哪家中国杂志愿意效颦。几个月过去了，朋友那儿音信渺茫。眼看到手的几百万就要从手指缝里流走，我倒有点沉不住气了。追过去一打听，原来教育部的领导早已发话：中国的大学好坏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国家操办，怎能由什么民间的杂志来组织评比排名？岂不是乱弹琴！ 这党的领导有时还真不得不让你佩服。瞧这短短的几句话，如醍醐灌顶，愣是把我从梦想带回到现实。是啊，出国还没多少年，怎么会把这点基本的组织观念都忘了呢？在中国，大学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怎能让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来染指呢？我从此发誓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待在美国，全心全意地养家糊口，倒也没有继续在歪门邪道上走得太远。只是没过多久，就在无意中撞进一家网站，赫赫然看到中国大学的排行榜。再一看，是广东一家民办研究所在某某公司赞助下搞的。当下气得七窍生烟，怪我的朋友太老实，怎么没有跑到天高皇帝远的深圳广州去动动脑筋呢？ 看来这美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至少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美新杂志年年排名前三名，但它的教育也实在太不赶趟了；光忙着让学生学教育政策研究、教学技术改革什么的，怎么就不教教它的学生在资本主义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开拓教育致富的道路呢？ 二 在美国，大学指南历来是一桩一本万利的生意。从中国来美国的几十万留学生中，我敢保证，研读过《彼德生指南》（Ｐｅｒｔｅｒｓｏｎ’ｓ Ｇｕｉｄｅ）的人数一定大大超过念过《圣经》的。另外，《普林斯顿评论》（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费斯克大学指南》（Ｔｈｅ Ｆｉｓｋ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巴伦美国大学简介》（Ｂａｒｒｏｎ’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等出版物，对大学或介绍、或评比，简直汗牛充栋。假如你到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网页上去检索一下，你可以找到３００多种大学指南。但将大学指南的生意做到美新杂志这个水平的，至今没有第二家。要知道美新杂志的排名究竟成功到什么地步，只要上网随便找几家大学的网页看一下就明白了。不管什么大学，只要美新杂志在哪一年给它一点好脸色，它网页的首页就会用最大号字体写出：今年美新杂志排名第Ｘ名！有一次去曼哈顿路过位于五十七街的市立大学刑警学院（Ｊｏｈｎ Ｊａ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只见那古色古香的大楼前几条竖幅从屋顶一直延伸到地面。我开始还以为是校庆或什么重大节日呢；仔细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今年美新杂志将该校的排名往前挪了几位！ 其实要以创造性论，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还真是乏善可陈。《福布斯》杂志为公司排名、《人物》杂志评选５０个最漂亮的人、《体育画报》每年一期的泳装美女，都是排名商业化成功的先例。可美新杂志呢？１９８３年当它第一次推出大学排名时，根本没有当件大事来办。杂志只是粗粗地将大学分为全国性大学和地区性大学，然后向大学校长们发出问卷，让他们选出他们心目中的五个最佳大学。这种以名声为依据的排名，被当时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讥讽为大学的选美比赛，与质量高下毫不相干。可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如此，那期杂志的销量也出奇地好。于是美新杂志欲罢不能，于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７两年再次推出同样的排名。 直到１９８８年，美新杂志才终于认识到大学排名背后所蕴藏的无限商机。杂志老板朱克曼将华盛顿赫赫有名的记者麦尔·艾尔芬从《新闻周刊》挖到美新杂志，让他主持大学排名。这艾尔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当年尼克松去中国，他当过随行记者。艾尔芬到美新杂志不久，就招来两员大将：鲍勃·摩斯和艾尔文·散诺夫，三人帮开始对大学排名进行“科学化”的包装。他们为大学排名设定若干个指标，包括录取率、学术声誉、学生在校率（未辍学率）、六年毕业率、教授工资、教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学校运作基金及校友捐赠等等。从１９８８年的排名开始，美新杂志的大学排榜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统计数据。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本来大学的高楼深院就够神秘的了；这一来可好，大学排名榜看上去比航天局发射卫星的科学数据还要复杂，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说来有趣的是，美新杂志大学排名的成功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钻了美国中小学教育失败的空子。众所周知，美国中小学生讨厌数学。你让他们参加演讲比赛，他们的口才远远超过许多国家驻联合国大使；但你让他们参加数学竞赛，他们宁可不要那令人眩目的荣誉和奖金。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商店去买东西，售货员只能倒过来用加法给你找钱，而不会用减法来找你差额。美新杂志正是利用了大众对数字的这种敬畏心理，将这个日常生活中人们敬而远之的东西借来用作包装纸，把大学的排名用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的诸多指标加以数量化的处理。此前《费斯克大学指南》或《巴伦美国大学简介》等只是将大学根据某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归类。比如费斯克对大学的学术、社交和生活质量等三方面进行五颗星级的评定；巴伦根据新生入学成绩将大学分为录取最严格、相当严格、不严格和开门录取四个等级。这些定性式的指标简单易懂，没有什么神秘性，因而也不那么耸人听闻。但美新杂志将排名包装成“科学”后，一般人就不那么容易参透个中的玄机了。既然行外人不那么熟悉诸如师生比例、校友捐赠率、学生在校率等数字后面所包含的内容，也没有兴趣认真研究美新杂志的排名方法，更不想对杂志罗列的数据进行确证性的重新计算，那么何不就信赖杂志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进而信赖由这些数字引申出来的排行？ 说起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我还真有点切身体会。话说当年我戴着博士帽当教育分析员已经快五年了，满心委屈，只觉得大才小用，便到处找机会跳槽。一天看到美新杂志招聘研究员，虽觉得怯怯然，还是把简历投了一份过去。谁知不到一星期，突然收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后把我着实吓得不浅：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艾尔文·散诺夫，美新杂志大学排名项目的执行编辑！他说看到我的简历后非常有兴趣，希望我能加入他们杂志，一起将大学排名项目办得更好。不难想像，我是多么地受宠若惊，母鸡吃米似地点头称是。接着他就天南地北地和我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快结束时，他好像才想起似地问了一句：“我们付你两万多工资不算少吧？”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下，没错，就两万多。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明白，散诺夫是真的不领行情还是故意压低价钱，希望我和他讨价还价。反正我当时没加思索，一口就回绝了。两万多，这是我当时高中毕业学历的秘书所挣的工资。事情过去没多久，我在鲍勃·摩斯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见到了他们新来的研究员。这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漂亮姑娘，头上利利索索地扎着马尾辫。与会的一位大学主管对美新杂志排名的意见还没说完，她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摩斯都觉得有点挂不住了，忙叫她坐下。 美新杂志用数字排行的另一个效果是，它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大学可以像青菜萝卜那样称斤掂两。假如斯坦福大学排名第五，哥伦比亚大学排名第十，霍普金斯大学排名第十五，那岂不是意味着斯坦福比哥大好一倍、比霍普金斯好两倍？ 大学的教授和管理人员们起初只是将美新杂志的排名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以为大众早晚总会明白其中的荒唐。但没过多久他们就笑不出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众会对美新杂志的排名如此认真。从１９８８年起，美新杂志大学排名的成功就成了许多大学校长的恶梦。每年夏天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就像等待高考发榜的高中生那样，紧张地期待着九月份公布的排榜。他们私下对这个排榜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它扰乱了学校发展的整体规划，使得校长不得不让排行牵着鼻子走。但具体执行上，他们简直不敢对美新杂志的要求有任何违抗。十几年来，每当一所学校排行有所下降，它秋季收到的申请就急剧下降；而生源下降的直接结果是新生质量下降，回过头来影响下一年的排名。没有大学愿意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在自己身上发生，因而他们只能对美新杂志的要求唯唯诺诺。１９９９年霍巴与威廉史密斯学院（Ｈｏｂ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将其第一副院长开除，原因是她没有及时将新的数据提供给美新杂志，从而导致该学院的排名下滑。 三 那么，美新杂志大学排名所提供的那么多数据是从那里来的呢？说来难以置信，绝大多数是学校自己提供的。为了满足美新杂志排名的数据要求，许多大学不得不花高薪聘用既懂高等教育又能作统计分析的专门人才来主持院校研究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并为之配备研究助理。这样一个办公室每年的运作经费可以雇两到三个终身教授。 美新杂志数据的另一个来源是联邦政府。熟悉美国政治的看客也许会好奇：政府怎么会为美新杂志提供数据帮它挣钱呢？原来在美国，教育部的一项主要功能是收集教育数据，为国会的教育资助项目提供依据。收集教育数据的开销当然来自纳税人的腰包，因而教育部每年都必须将这些数据公开发表。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教育资助，每个大学都会乖乖地按时将数据交到山姆大叔的手中。美新杂志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联邦政府的这些数据，加上他们软硬兼施地到各大学去讨来的数据，拼凑成大学的排行。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任职时，就被美新杂志整过一回，至今难忘。纽约市大是一个由十七个校区组成的大学联盟，各分校虽然在管理与教学上相对独立，自行其事，但他们很多的功能却是由总校操作，包括向联邦政府报告各种数据。那年由于一些人为的错误，总校在向联邦政府报告了我们分校的各种数据后，未能及时地将报告副本转给我。这样我在给美新杂志提供数据时就留下了一些空缺。 美新杂志在收到我的报告后，没有与我联系，却另寄一份空白报告表给我的校长。校长收到后不明白怎么回事，随手就扔进了字纸篓。美新杂志等不到回音，又重寄一份，校长又给扔了。这下他们沉不住气了，直接给校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贵校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程ＸＸ居然无视学校声誉，拒绝为美新杂志大学排名提供数据。本杂志决定将贵校今年报告上的空缺数据以全国最低平均数据来填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贵校自行承担。 校长收到此信后的愤怒是不言而喻的了。但也只是在此时她才意识到，为什么此前她一再收到美新杂志寄给她的报表。在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只得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说：“得，算你运气好，因为把报表扔了我也有一份责任。不然看我怎么轻饶得了你！” 更多的学校对美新杂志大学排名的感情是既恨又爱、嗤之以鼻却又无可奈何。１９９７年我受聘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时，新校长上任不久。他为学校立下的第一功便是通过活动帮助加大圣巴巴拉分校加入“美洲大学联盟”。这是北美六十所名校组成的联盟，能跻身其中代表一所大学的份量和身价。但令人烦恼的是，美新杂志的大学排榜可不是依据“美洲大学联盟”的会员证来定的。要是加大圣巴巴拉分校在美新杂志的排行榜上跌出前六十名，可就让人十分尴尬了。于是，新校长每年光是为了美新杂志的问卷调查和数据要求就得找我们办公室开许多次会。他为我们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将学校的排名维持在前五十名之内。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办公室全体同仁倾力以赴，投入攻关。具体如何操作，近乎商业机密，几可申请专利，即便我已离开多年，仍不便透露。其实公开的秘密是，几乎每个学校都费尽心机，在数据上下功夫，而且同行中难免交流体会、互通有无。时间久了，经验多了，如何对付美新杂志竟成了各大学院校研究行业内的专门学问。值得一提的是，各学校为应付美新杂志排名，虽然费尽心机，却基本没有越出道德底线，那即是，在报表中不撒谎。这一点在美国生活过并填报过个人所得税表的人都能有所体会。你可以在税法中寻找各种漏洞，亦可以花钱雇佣税务专家来帮你寻找漏洞，以达到减税以至逃税的目的，但你绝不谎报“军情”，因为那样万一查出来，谁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四 新生质量是美新杂志为大学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所大学的申请人越多，该大学的挑选余地就越大，因而录取率越低越好。同时，由于一般学生都申请多所学校，好学生往往为许多学校同时录取。对于学校来说，它录取的学生中最后选择入学的比例越高，就说明它的声誉好，因而选择入学率则越高越好。这两项指标再加上录取学生中高中排名前百分之十的比例和录取生高考成绩（ＳＡＴ），共同构成新生质量指标，占排名综合指标的百分之十五。 为了提高新生质量指标，许多学校，特别是声誉较好的大学，在录取率上作文章。他们实行一种名为“提前录取”的方法。他们让应届高中生在考大学的前一年秋天就率先申请一所他们最心向神仪的大学，条件是，一旦被录取，他们就不能再申请其他大学了。不难想像，申请“提前录取”的都是优秀的高中生，而他们申请的大学一般都是好学校。对于学校来说，录取这样的学生不但可以降低录取率，而且还能提高选择入学率。 比如说，某大学有一万名申请人，而它的录取名额是四千，最后准备有两千人选择入学。该校的录取率为百分之四十（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选择入学率为百分之五十（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假如该校决定采取“提前录取”的方法，它的一万名申请人中有两千人提前申请，而它录取其中的一千，所有这一千人都“选择”入学（此时学生其实已没有选择余地）。在完成 “提前录取” 后，假如该校通过正常途径申请的学生亦能有百分之五十在被录取后选择入学，那么该校只要在剩下那八千申请人中录取两千学生。这样的结果是：该校的录取率降为百分之三十（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而选择入学率则提高为百分之六十七（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这样的数字游戏虽然对学校在美新杂志排名上有利，但对于学生来说却并不公平。最大的输家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因为他们为此失去了在众多录取院校中选择一所给他们奖学金或助学金最高学校的机会。 美新杂志排名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校友回馈母校的比例。以往只有私立大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校务基金大多靠校友捐赠，而且他们百分之八十左右的运作资金来自于校务基金和校友礼赠。随着近年来许多州政府由于财政紧缩对美国公立高校变得越来越抠门儿，后者靠吃纳税人的日子亦变得十分难过。因而他们纷纷仿效私立大学建立校务基金，积极地向校友捐款。本来美新杂志将校友捐赠率作为一项指标是试图借此来衡量一所大学毕业生对母校教育的满意程度，谁知他们却歪打正着，给了日益捉襟见肘的公立高校诸多灵感。公立高校一方面努力地改善学生在校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尽力让在校生满意，以求他们将来自己成为校友后对母校有所感恩戴德；同时他们向历届校友展开全面攻势。他们的喊话内容大致如下： 亲爱的校友们：自从你们离校后，母校还时刻在惦念着你们！我们希望你们事业有成，也希望你们从母校得到的学位能对你们的事业蓬勃有所帮助。但是，你们的学位今后还是不是值钱，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说了算了；美新杂志每年的大学排榜直接决定你们母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只有你们自己能够帮助提高从母校得到的学位的含金量，那就是，快快打开钱包，给母校捐款吧！ 光是喊话也就得了，假如校友听从母校召唤的话，慷慨解囊，确实能为学校解决不少问题。可有的学校走火入魔，在数字上动脑筋，就难免有失风度了。美新杂志不是用校友回馈母校的比例来衡量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程度吗？他们在增加分子的同时设法减少分母，把毕业生中不太可能捐赠的人找理由从校友名册中清除出去。据说西部有一所大学将五年内未给学校捐款的校友列为“已故”。 五 也不能说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对美国高校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用商业化的手段来检视大学，本身就是一大创造。其结果是，不单是平头百姓，连大学校长都不得不放下身段，认真研究起美新杂志的“排名科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多少年来一直将研究生教育当作大学发展的重头戏。原因很简单：大牌教授靠科研出名，而出了名的教授没人愿意花时间教大学本科生。这样一来，一所大学要能够吸引明星教授加盟，就得有第一流的研究生院。有了庞大的研究生队伍，教授的科研才能有足够的人力支援。但这种多年形成的大学发展模式却是以牺牲本科生教育为代价的。很多学生选择哈佛、哥伦比亚，原是冲着他们众多的学术明星、诺贝尔奖得主去的，以为到那儿就可以与学界泰斗摩肩擦踵、亲聆教诲；可到学校一看才发现，他们往往连正儿八经的教授都不多见。教授们光顾着忙他们自己的科研和校外的咨询项目了；讲台前站的大多是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研究生，而且数理化的助教们还往往带着令人难懂的外国口音。美新杂志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的排名，对哥大这样重研究生、轻本科生的学校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１９９２年哥大新校长鲁普上任伊始，就宣布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本科生教育上。他对学校的两个本科生院从教务到学务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其结果是，鲁普在他的九年任期内，将哥大的本科申请人数翻了一番还要多；由于录取人数基本维持不动，哥大的录取率就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这样，哥大在美新杂志的大学排榜上亦扶摇直上。 这样的结果可是来之不易。美国的高校历来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学术自由的大纛下由教授治校，美国的高校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世界的艳羡”。有一次我作为地区大学认证机构的评估员，在乔治城大学与校长座谈。当话题转到乔大、以致美国大学总体上受到来自社会、特别是商界的批评，说大学与时代脱节、效率低下时，校长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我要问一问这些批评我们的人：我们乔大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了，至今辉煌依旧。而那些自以为是的大公司、大银行们，那些被《财富》杂志排名前五百的大企业们，你能找到几家过了一百岁生日的、几家鸿运高照超过三代的？” 此话不假。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学，不管在美新杂志排名如何，都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优秀，都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正如《华盛顿月刊》记者尼可拉斯·汤普生所指出的：美新杂志就像一项人人重视的考试——这本身并没错。出卷人总是希望考卷能尽可能准确地衡量学生的真实水平。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认识到没有任何一项考试能衡量一切；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将考试所考不到的东西作更好的描述。同样，美新杂志的排名没能准确地衡量大学的一切方面，我们也还没有发明一种方法来描述美新杂志的排名所未能触及的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