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电话铃声带来了预料之中但又不愿接受的消息，外公走了。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在顽强地与疾病搏斗了十多年后，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该好好休息了。
一个星期来，心里沉甸甸的，总想写点什么，作为对外公的纪念。几次坐下来，都无从落笔。作为晚辈，我对外公了解的并不多，可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点点滴滴的往事，又像一盘录像一样，反反复复地回放着。我尽力把这盒录像倒到最尽头，一幅画面反复出现在眼前：半夜时分，急促的喧闹和砸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一群身着绿军装的人冲进家门，他们歇斯底里地冲着外公叫着，然后开始翻箱倒柜，搜索这个“美国特务”的犯罪证据。外公披衣坐在床前，镇定地望着这些“小将”们，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另一只手紧紧地护在我的胸前······，这便是外公在我记忆中最早的形像。
我出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在上海生下我不久就返回了大西北工作。外公、外婆和慈祥的朱奶奶一起用奶粉、奶糕喂养因早产而瘦弱的我。外公从小对我百般呵护，万般宠爱。那时，他一百七十元的教授工资让我得到了普通孩子得不到的物质享受，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连母亲都说我被外公宠坏了。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外公有客人晚上来访，由于怕吵醒我，宾主二人的谈话地点竟然是在关上了门的厕所里。我该承认，外公对我是太溺爱了，这可能因为他自己从小也是一个在扬州的大户人家被溺爱的孩子；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三个女儿没尽到多少做父亲的责任，从而就把这份爱转到了外孙身上，算是对女儿的一点点补偿。由于种种的原因，外公的婚姻是不如意的，他也许把做丈夫的责任和那份爱也统统放在了我的身上。
外公做了一辈子的学问。记忆中，外公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那张老式藤椅上看书写字，不停地抽着香烟。外公烟瘾极大，他从不吸带过滤嘴的烟，只抽普通的“大前门”，且一天至少两包直到十年前医生下了最后通谍。外公说他一生抽过的香烟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外公的书桌上除了那个醒目的烟灰缸外，就是一大堆书，稿纸和辞典。身旁两个图书馆专用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中文的，英文的，精装的线装的······，外公的英文自然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而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造诣更是令人敬佩。外公不管是写信还是写文章，从没一句废话，半个多余的字。
外公一身勤俭，生活上清贫淡泊。记得他常常把用过的信封拆开反折过来用浆糊糊住，继续使用。但外公买书决不吝啬，他读书、写书、爱书。逛书店曾是我们祖孙二人的一大乐趣。记得每每我们各自抱着一大摞书凯旋而归时，他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而我则成熟了一轮生肖。外公还常用他那在八、九十年代已属微薄的工资换成美元，托国外的亲戚朋友购买新版的辞典和专业书刊。每当新书寄到，外公都用牛皮纸仔细地把书包好并盖上自己的藏书章。外公的书桌上虽显得零乱，但书架上却是有条有理，次序井然。他总是告诫我，去图书馆看完报纸杂志一定要恢复原样，放回原处以方便后来的读者。
外公胃口极佳，所以饭桌上少不了荤腥，但他决不讲究山珍海味。在那困难的年代，定量不够，每次商店里有罐头的午餐肉，外公都如获至宝。工作到下午，外公总要吃些零食，家中两只年代久远的搪瓷罐里总少不了什么花生米、核桃酥、京果粉······。至于谁吃的多，只有天知道了。
穿着上外公更是随便。我不记得他刻意添置过什么衣服，常年总是中山装或中式棉袄，冬天还戴一顶毛线瓜皮小帽。然而我从照片上看到，他当年在美国时也是西装革履，风流倜傥。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外公满怀一腔豪情回到祖国，可不久便受到了革命风暴的洗礼。我的母亲被迫离开上海，外婆不久也不堪折磨离开人世。经历了不知多少次抄家批斗，检查交代，度过了多少个牛棚的日日夜夜，外公挺过来了。外公不是什么英雄，在高压之下，他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他能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乐观的对待生活，不管是去干校劳动还是下工厂锻练，他都兢兢业业。记得有一次外公带着我去工厂劳动，他的任务是用榔头和凿子产去铸件上的毛刺。外公戴着眼镜，穿着工作服，像写作那样认认真真地把一个个毛刺打掉，直到整个部件光洁如镜。
外公重获自由后，已是年过花甲了。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更要为夺回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而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在短短的两三年之中，他创办杂志，培养研究生，甚至亲自为本科生上课。同时，他走遍了华东的所有省份，传授英语教学理论。如今，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是，遍地的桃李已是硕果累累了。值得一提的是，外公对于在文革中为难过他的人未有半分报复心理，反而在学术上甚至生活上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
做为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外公的一生是坎坷的。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外公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后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入“陪都”重庆。后又辗转至台湾，再后去了美国。一路颠沛流离，生活动荡。此间外公结过两次婚，生了三个女儿，可与家庭之间总是聚少离多，来去匆匆。做为丈夫，做为父亲，外公欠下了很多的亲情。到了晚年，外公总是设法给予补偿，看得出，他是感到内疚的。值得庆幸的是，外公的晚年一直由我母亲照料，四世同堂给了外公不少安慰。今年年初，细心的妻子寄回去一盘磁带，老人家听了重孙／女演奏的钢琴和稚嫩的歌声，高兴地来信说，“过了一个最最愉快的元宵节”。外公每次都不忘用英文附一短信，告诫重孙：学好中文，继承中华文化······
外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除了几部著作外，就是一架三十年代美国产的打字机。看外公打字，也曾是一种享受。他在近八十岁时，还能两眼不看键盘，以每分钟至少一百字的速度双手飞快地上下挥舞着，节奏那样明快，声音那样清脆动听，难怪当年红卫兵把这个笨重的机器研究了好半天，看看究竟是不是发报机。我如今天天坐在电脑前，然而两眼一离开键盘，手就不听使唤，更不用提一年前外公还替我修改文章中的错误，尽管我在国外的年数已是外公的倍数。每每想到这些总惭愧不已。
外公对于事业的执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使我终生难忘。1964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外公开始着手翻译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名著《多元的宇宙》，文革中初稿不幸毁于红卫兵之手。外公退休后决定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程。于是，年近八十的他，和时间开始了赛跑。他翻译文章，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极普通的字，只要稍有疑问，也要求助于字典。外公一再告诫我，做学问切忌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就这样不知用完了多少瓶墨水，吸完了多少包“大前门”，《多元的宇宙》终于被商务印书馆选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于1999年正式出版了。那年我回国外公在一本样书上签了名送给我，这是我成年后外公送给我的唯一礼物，也是他老人家学术生涯的一个圆满句号。
外公待人总是宽厚谦让，对我更是随和迁就。记得他曾因为我的无理取闹半夜抱着我去关了门的食品店买棒冰；还曾因为我不好好吃饭，让保姆满足我在米饭中加糖。可是，对于我的学习和工作，外公从不放弃原则。我文章中的一个错字，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标点，都必须改正了才能过关。
做为外公最钟爱的长孙，我永远铭记老人家对我的关爱与企盼。外公曾以我为骄傲，我最终也没使他老人家失望。我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努力工作，热爱家庭，关爱下一代，对生活对人生无悔无怨。
外公曾希望身后海葬。他虽然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冥冥之中他好像感到灵魂的存在。他一定是希望那台湾海峡的微风和太平洋上的浪花能把他带回到亲人身边······
外公身前酷爱唐诗，时常独自吟唱。此刻，我仿佛看见他眯起双眼，右手在膝盖上打着节拍，用扬州话拖着长音吟唱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烟花三月的扬州啊，你可曾看见一只黄鹤在碧空中飞临你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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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2005年4月24日十时整，外公的骨灰与鲜花相拌，撒入大海之中。
外公身前活得洒脱，死后也如此潇洒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吴淞口外东经121度50分---外公，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