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章 人心浮动盼春光
粉碎四人帮后监狱召开了政治犯大会。及时的向政治犯讲明了有关政府的政策，写申诉政府出信纸、信封和邮票。金七桂找了山杜鹃，把自己的冤枉都说出来了。山杜鹃说：“现在需要平反的案子很多，一时忙不过来，你得有耐心和信心把申诉继续写下去，只要是冤假错案就一定会得到平反和改正。你的手怎么样了？可以动一点了吗？好像是已经一年了吧。”“大拇指和小手指已经恢复了，接上的三个手指才刚刚能微微地颤动。”“你要坚持到医院做理疗，自己做理疗，平反的事你要相信政府。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的案子因为牵涉到两个被判死刑的人，当年判是惊天动地的，如果是冤假错案，平反起来也将是惊天动地的。那将比其他没有死人的案子更需要人力物力。”“山队长，你说的话我懂了，谢谢你了。”“要沉得住气，不要在犯人中说什么。学习的时候也不要谈论自己的案子，案子平不平反，在于案情的本来面目，那都是记录在案的东西，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不用多说什么，言多必失，有时还会招来麻烦。”“我担心个人的恩怨影响我的平反。”“那你可以向各级政府发出申诉信啊，不会各级政府都有人和你有个人恩怨吧？你要相信拨乱反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谁敢阻挡啊？”“我能用用生产办公室里的油印机吗？我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写多了看多了就眼花，若能用一下油印机，我就只要写一下抬头，那就简单多了。”山杜鹃想了想说：“可以，但你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等哪一天开大会，我把你留下来，你就可以作这个事。你想想近百个政治犯，大部分都是要申诉的，一部油印机哪里够用啦？”“好，目前我就写写吧。”“你可以做事去了。” 金七桂回到生产办公室心里很不平静，她已经坐了近八年牢了，听山杜鹃讲的话她肯定会得到平反，此时此刻她更加怀念自己的胞妹，七年前她就想到了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是她坚定的信念，还是历史的巧合呢？被牵涉的十多个人中她年纪最大，文化程度最高，写申诉不是她个人的事情，关系著十多个人的命运，关系著死者的名誉。想到此她开始动笔了。她的确不知道案情，怎么写呢？写什么呢？就把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写吧。她写了两份，一份是写给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份是写给省高级人民法院。她把申诉送到狱吏办公室，上午还是山队长，怎么下午又换了大理石呢？她还是硬著头皮进去了，“报告指导员，我写了申诉，请政治宽大帮我邮出去。”大理石拿了一个信封放到金七桂的面前说：“你先填写信封，我先看看你的申诉。”金七桂想说还要一个信封，但大理石反正要看她的申诉的，就等她看后再说吧。“你这申诉里一点事实都没有，这叫申诉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判了二十年，且不更冤吗？”“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事吗？如果你们做的是一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事呢？”“那功劳也是属于做过这件事的人，不会属于我。”大理石又递给金七桂一个信封。“填吧，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子，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金七桂把两个信封都写好了递给大理石，大理石看后把信封和申诉书一起递给金七桂，还递了两个八分的邮票和浆糊说：“封好贴上邮票放进邮箱。”她指了指办公室角落里放的邮箱。金七桂做完了对大理石说；“我能走了吗？”“等等，我还有话要问你呢。你原来在社会上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小学教员，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员。”“不在城市里吗？”“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是一所乡村小学。”“犯罪前受过那些政治处分？”“我曾被划成右派分子，一年后摘帽。我曾被打成小邓拓，下放老家当农民。刑前我是农民。”“判刑前认识山队长吗？”“她是哪儿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她呢？”“认识不认识都不要紧，我只是随便问问，她在湘西工作过。你的手恢复得怎么样了？”“比原来有进步，但进步得很慢，不理想。”“如果你得到了平反，你这手还动不得，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政府考虑的事，我相信政府会给我安排好。”金七桂知道这是她无话找话说，平反的事才递申诉，八字还没有一撇唉，大理石就是问问她原来是否认识山杜鹃，其他都是随便说说的。但她不能随便，她必须认真地得体地回答她问的每一句话。“你丈夫是离了还是在等著你？”“没离也没等著我，他死了。”“怎么死的？”“害病死的。”“害什么病死的？”“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也是教书的，教中师，我们相隔三百多里路。他得急病去世后是他单位办的丧事，办完后用汽车送到老家，我连遗体都没能看一眼。”“啊，原来是这样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还有爸爸、妈妈、儿子、哥哥嫂嫂、侄儿男女们。”“如果你平反了，你愿意在监狱工作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到时候再说吧。”金七桂想到自己的手是这个样子，如能留到监狱工作，是在这儿受的伤，说不定在这儿工作有利条件还多一些。大理石看来也不想和她侃下去了，她停了停说：“你申诉有百分之几的把握呢？”“只要各级政府百分之百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我的申诉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金七桂自己觉得她的回答是上成的。
就在金七桂开始写申诉的那天，她们小组来了一个新犯人，当晚学习她自我介绍姓张名文春，本省绥宁县人，十六岁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抬过担架，上过前线，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回国后上过北医大，毕业后一直担任江青的私人医生。四人帮倒台后，说她追随江青四人帮，被判无期徒刑。自我介绍后她认真地听著别人的发言，政治犯都是在会上谈自己的冤枉和委屈，都是盼早日接到平反判决书。她听了几个晚上，听出了些道道，她开始发言了：“听了几天，我听出了你们都说冤枉委屈，你们再冤枉，赶不上我冤枉，你们再委屈没有我委屈。说我追随四人帮，四人帮一个个坐在北京，没动他们一根汗毛，我这个给人治病的医生判了无期徒刑，我的丈夫大大小小也是个文化部的部长兼党组书记，就为我的事把他一搂到底，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般工人，你说我们老两口冤不冤，屈不屈。你们冤什么？屈什么呀？你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吗？我家老薛可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啊。你们扛过枪，过过江吗？我可是扛著枪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的。那上层建筑出了问题，能怪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吗？要我当江青的医生，我敢不当吗？要我老薛当文化部长，他敢不当吗？那不是不服从分配，不听党的话吗？革命几十年，越革越糊涂，党到底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人呢？......”她越说越起劲，口若悬河，大家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但谁也不想打断她的发言，她所说的一来是国家上层建筑的情况，二来也是四人帮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情况，大家觉得听听新鲜。
可是话讲三遍无人听，就像祥林嫂讲阿毛一样，张文春讲了几天后终于有人给狱吏汇报了。政府的狱吏在小组里只说：“有冤假错案可以申诉，不要在小组里讲。”粉碎四人帮后狱吏对政治犯态度好多了，政治这个事情讲不清，今天是阶下囚，说不定明天又是大英雄了。这近百个政治犯除文化大革命前入监的外，凡会写的差不多都写了申诉，有几个自己不会写字的也找会写的人写了，政治犯真是人心浮动。大家都盼望着那重新判决的判决书。
但最先接到平反判决书的是一个从未写申诉的人，她叫王寅珍，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约五十岁了，高挑的个头园园的脸。平日学习很少发言，小组认为她没文化，怕她讲错，不发言就不发言吧。她刚来就弄错过一次，那是七一年春节击鼓传花，花传到她手里鼓声停了，走到中间拿了一张条，打开一看是请她唱一个歌。她说从来没有唱过歌，只会念大海航行靠舵手，队长说念就念吧，反正是娱乐。她念道：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反革命思想。大家吓了一跳，狱吏宣布把击鼓传花改成批判大会。大家讲去讲来，好比瞎子点灯白费蜡，那天值班的队长是山杜鹃，她怕她再讲错，不要她回答问题。开了两个小时的批斗会，记了一次大过。大家都没有想到王寅珍会第一个接到平反判决书。她离开监狱的那天是星期日，县里不知从那儿弄来了一部敞篷车，还用红绸子扎了一朵筛子大的大红花，在车间和狱吏办公室之间的坪场上把王寅珍弄上了敞篷车，戴上了那朵绸子扎的大红花。周围蓬满了犯人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她，文化大革命后入监的政治犯都在心里想著自己也会有这一天。人民日报的记者，妇女杂志的记者，省报的记者，地区日报的记者云集，好像是一次盛会。记者开始采访了，人民日报的记者问：“王寅珍同志，请你谈谈，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下，你为什么有那样高的觉悟说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打不倒，几下几上会更高。”“王寅珍同志，请你谈谈，在当时政治乌云密布的情况下，你的慧眼是怎么看出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几下几上会更高呢。”王寅珍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有些不自在，不知所措。大理石鼓励她：“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要有顾虑，你现在已经平反了不要怕。”她终于鼓足勇气说：“我不认识什么邓大平、邓小平的，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他打不打得倒我也不知道，高矮我就更不知道了。”大家听得面面相腼，怎么会这样？监狱管教科的年轻的科长说：“那你是怎么到监狱里来的？”“那不好说，也不好意思说啊，家丑不可外扬啊。”那科长耐不住性子，大声地吼道：“今天不说也要说。”王寅珍怯生生地说：“这事说起来丑人，是我现在的丈夫和我与前夫生的女儿勾上了，嫌我在家碍手碍脚，就说我吹捧邓小平，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其实在这儿很好的，比在家里过的日子好多了。我真的愿意就在这儿，一辈子都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大家始料不及，这件事怎么会弄成这样，本省本地的记者还好说，可是好多北京来的记者真可谓几千里迢迢啊，监狱的领导不断地向远方的记者道著歉，但他们也向这些记者说明责任不在于监狱，监狱只能照判决书办事。至于判决有误，那是原判单位的事，像王寅珍这件事，应该归她原判单位负责。敞篷车是原判的县里准备的，接人的干部听王寅珍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个案子并不简单，他走上前去与大理石商量暂时把王寅珍带进办公室，等大家散去后他们再走，在这么多犯人面前说多了影响不好。大理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把王寅珍喊下了车，要她到办公室休息一会，把那些记者都安排到一间办公室里。大理石大声地吆喝著犯人们都快点散去。
第二个接到改正判决书的是石远梅，说她是轻罪重判了，由原判二十年改判成有期徒刑七年，她是按刑满释放处理的。是她丈夫来接她，石远梅原来是因为写日记和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地下坐判的刑，她是湘西一个药材公司的会计，因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的人，这次刑满回家，公司不准她住在家里，说公司宿舍不能住劳改释放犯，她们一家被赶到一处原来做了仓库的几间破房子里。她回家后没有了工作，三个孩子都年幼，她不得不开了一个饭馆。但她还是不同意对她的结论，每到夜深人静，无人用餐的时候她就写她的申诉。
谢君秋也接到改判判决书了。尽管判决书上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定的政治错误，但不应该判刑，她的当地政府和她的大儿子、二儿子还是到监狱来接她了。她说就在监狱里好，不愿回去。两个儿子都说：“妈妈，您是不是有神经病？”谢君秋说：“我才没神经病呢，像你们接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婆婆才有神经病呢。”两个儿子才想到登报的事，大儿子说：“妈，你不知道我们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又捱批斗又捱打，你看我的后脑壳上好多疤，儿子跪下来低著头让妈妈看。我真的愿意去种田，不当这个县委书记，但我去那儿种田呢？我有老婆孩子，身不由己啊。”谢经秋扶起大儿子，二儿子走上前也想效仿著哥哥给妈妈跪下叩个头，谢君秋摆摆手，意思是要老二不要跪。老二还是跪了下来，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给妈妈叩头，让妈妈消消气。”谢君秋双手扶起了老二，她说：“改判判决书给妈妈留了一条尾巴，就不能恢复工作。到时候妈妈怎么过晚年呢？”“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人，还养不活一个妈妈吗？”“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到头来单位不养我的老我不甘心。”“那我们出去了还可以上诉啊。妈，我们还是回去吧。”谢君秋经不起两个儿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坐上车回去了。
到家里休息几个星期后她踏上了上访之路，她去了八次北京，每一次都是提个馒头买张月台票上火车，如果查票员查到了她，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查票员诉苦，有的查票员心软，不赶她下火车，到吃饭的时候还给她送点吃的。有的心狠不买她的账，将她赶下火车，下了火车她又买张月台票上下一趟火车，京广线上的火车不要等半个小时就有下一趟火车，去了八趟北京，花了二十八块多钱，把给她留的政治尾巴甩掉了。还跑得了两级工资，她退休了，拿起那点退休工资悠哉悠哉地在儿女家轮流住。
八中队的政治犯一多半都平反了，金七桂的原判单位也来了两个干部，一见面那干部就说：“金七桂老师，我们是大垄县人民法院派来接你回去的。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当初判你的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接你回去也是正确的。都是党的政策，判你的刑是那时党的政策，接你回去是现在的党的政策。”金七桂认真地听那干部的话，没有一个字的道歉，没有一个字的抚慰，同时说的话既不讲道理又不讲逻辑，她按捺住心中的不快，义正词严地说：“你们今天来接我如果接对了，那么，当年判我的刑就是错误的；反之，当年判我的刑是对的，那么，你们今天接我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决不会两者都是正确的。你们接我回去，我总要听听你们对我的结论吧。”“那当然有啊，你听著，我念给你听：金七桂，原系我县天门小学教师，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激言论，被不当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经复查，确属错判，现予以改正，撤销原判，予以无罪释放。你可以谈你的看法，也可以上诉。”金七桂细细琢磨改判书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既是改判。原是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决的，是一大本集体的判决书，为什么现在是她一个人的改判书？为什么不提反革命集团？是不是所谓反革命集团的罪都不成立？推理是整个反革命集团的罪都不成立。否则，他才不会给予改判呢。既然如此，何不争取集体的平反呢。她想清楚了就开始说了：“我是以反革命集团罪判的刑，现在怎么又变成了过激言论了呢？另外，我真的不懂，何谓过激言论，请略举一二，也好让我知罪。”来的两个干部听得面面相腼，其中一个马上说：“现在都天各一方，为便于处理，现在是一个人一个人处理的。”“当初也是要天各一方，为什么一起处理呢？”“金七桂，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们整个集团都要平反，是不是？”“我不是说的那意思，我是说当年是为反革命集团判的刑，现在为什么不按反革命集团改正。”“好，你提了，我只能记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上传下达的，是办事人员，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还有我们这次是来接你回去，回去了你还可以去法院直接找他们，那不是更方便一些吗？”“我听明白了，你们无缘无故地给我留了一个尾巴，这么多年的盼望，心中所盼的结论不是这样的，请你们把改判的判决书留下，我不回去。”“那你还要政府说你有功不成？”“我无所谓功，但我也绝对没有罪，并没有什么过激言论，不求有功，只求清白。”“你既然改正了，还能在监狱里坐吗？”“我想凭我这么多年的贡献，留在这儿还能作贡献，是能留到这儿的，不信，你们问指导员吧。”坐在旁边的大理石对俩个干部说：“上面有政策，她不愿回去，可以留在监狱。”山杜鹃对金七桂说：“你既然不同意改判的判决书，你不能留下判决书，你只能抄下来。你留下了判决书就表示你已经接受了改正的判决。”金七桂还只从那干部手中接过判决书在看，还没有在送达的回帖上签字，金七桂从山杜鹃手里接过纸和笔，心里想，要不是山队长提醒，自己差点犯了错。她把感激表现在眼神里，她只能把山杜鹃的关心按常规视为一个狱吏对犯人的教导，因为是在大理石和两个原判法院干部的面前，她很快就把改判判决书抄下来了，把原件退给那位干部。那干部接过判决书说：“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们都盼望着你早日回去，这么多年，你难道不想念他们？”“谁说不想念他们啊？是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的亲情。我要带著被冤枉了的结论去见他们，我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也是为了不给他们脸上抹黑。”“好吧，我们说不服你，但你还是想想，想通了，你可以告诉你们队长，我们在这儿等你两天。”“不耽误你们时间，我意已决，你们可以回去了。”“年关将致。回家过个团团园园的春节多好啊。”“我何尝不想，但那条尾巴不允许我回家过团团园园的春节啊。”
那两个干部和大理石走后山杜鹃找金七桂谈了话。山杜鹃问金七桂：“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案情吗？你就对你妹妹的案子那么有把握会平反？我看那判决书是所有回去的人结论最好的唉。”“我不知道我妹妹的案子，但我从他们把我和当时集团分开处理来看，这就说明我妹妹的案子一定会平反。如果反革命集团的罪成立，他们一定会首先肯定反革命集团罪是成立的，只是把我错判了，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不提反革命集团，那一定是那集团提不得，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案子，牵涉到两条人命啦。”“万一你妹妹的案子平不过来呢？”“我没有为我妹妹辩护啊，我只是为我的结论与他们争论哇。八年前我妹妹临刑前与我接见，她对她的案子平反很有信心，她的信心永远在我的心中。妹妹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不完全知道她做了什么，但我相信她做的是对的。我还要申诉，实事求是的申诉，并且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申诉本人案子的同时，要求复查整个反革命集团案。”山杜鹃说：“那两天后你真的不打算跟他们回去？”“真的不打算跟他们回去，如果我回去了，我就是服从了改判的判决，我如果在外面申诉，他们会拖我，拖著不办，不光是我一个人难受，亲人们跟著都难受，如果我不申诉，我还背负著我胞妹的嘱托，我会终生内疚的。在这儿，反正就那么一回事，我已经习惯了，就在里面把问题弄清楚了再回吧，为了我生的和死的亲人。另外，原判法院已经来人说了我的案情，这儿的政府对我原来将信将疑的态度也会改变，我等于在这儿还做我原来的那份工作，等我申诉的结论。”“我个人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听说现在谢君秋等人留了尾巴回去了很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