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户人家，北方话里叫“大宅门”，南通人称“门堂”。马家门堂在西大街上。
这西大街呈东西向，东自和平桥，西至端平桥，和东大街、南大街、北（无“大”）街一道，构成南通市的四大主街。可惜这四大名街在八九十年代相继被毁，文化名城南通从此不再有街，也不再有门堂 -- 不再有我记忆中的街和门堂。
西大街全长不过一里多路，用不规则石头铺就，宽约两丈，中间微凸，不打滑，不积水。解放前店铺林立，气派大的门堂倒不多。解放后公私合营，再无私人开店铺，但直到六十年代，多还保留店铺的模样。大街上约百多户人家，街两侧每隔几户便有一条巷子伸出，巷子浅的，内有三五户；深的，则有几十家。许多高门深宅，便藏在这些巷子中。且巷子连巷子，巷子套巷子，在主街的后面形成复杂的网络。街坊四邻互相知根知底。也难怪，解放前都在这条街上开店铺，或勾心斗角，或生意来往，或沾亲搭故，或做成亲家。到公私合营期间，又都被组织到一起学习，许多老底子，有的自己交代了出来，有的被别人揭发了出来，谁还不晓得谁呢？这淡话讲远了。回过头来再说马家门堂。
马家门堂，一进三堂，算不上深宅大院，因就在我家斜对门，我印象更深些。第一进住的是此宅主人马元琪，我们伢儿叫他马家爹爹。据父亲说，他解放前是开布庄的，生意做得很大。第二进由马家表兄弟的遗孀带个独子住着，第三进让政府拨给了一个地委干部家庭，街面门堂的东西厢房则分给了普通市民。
街面门堂作为前后三进堂的过道，无人居住，多由马家奶奶早起开门，晚上闩门，白日里则虚关着。两扇大门极厚，顿在一尺高的门槛上，大门两侧各留约一尺宽的空板，想来应是挂门联用的，门楣上方亦有放匾的地方，只是在我记忆中，已经也无门联也无匾，内里内外，空空如也。
马家爹爹饱额圆脸，稍胖稍矮，一派福相。虽在公私合营中被定成资本家成份，却并不十分收敛，极少与比他成份低的街坊，如小业主成份的李铜匠或小商成份的我父亲等交往，脸上挂着不屑为伍的神情。那些自感低他一头的，也就常在背后讥讽几句：“摆什伲解放前的臭架子！公私合营再积极，也不曾做到店主任。”
每日里，这马家爹爹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脸上刮得一丝不苟，不慌不忙跨出门堂，去和平桥东头的国营布店去上班。逢着顾客，他倒是一脸笑意，量布、扯布等都做得极利索。收了钱，开了发票，用铁夹子一夹，“唰”一声射出去，那铁夹便沿头顶铁丝滑到斜对面的收款台上。无事时，向两三个徒弟交代几句，便捧着个茶杯，闷头看报纸，再不就若无其事的在柜台里踱方步。
门堂的内当家是马家奶奶，说是奶奶辈，现在想来她那时也不过四十几岁，比我娘大不了几岁。或许我娘为了尊敬，让我们称她为奶奶罢。她也是圆鼓脸，个子更矮得多，圆滚的身子，穿着斜襟衣，挪着小脚，若想跨出一尺高的大门槛，必得扶住门框才能走到大街上。
马家街面门堂既无人住，便成了我们小孩子玩游戏撒野的好地方。那门虽虚掩着，我们轻轻一推就能进去，然后在里面跳房子，踢毽子，飘画儿，抛珠儿。若吵得太凶，马家奶奶便会打开院门，挪着小步子赶我们走：“家去！家去！天色不早了。”并不真的动气。
难得一次，我们几个顽童实在皮得不象样，用粉笔把门堂内两边光亮的紫黑木板壁画得一塌糊涂，才惹得马家奶奶要抓我们打屁股，并挨家告状。
又一次，一只麻雀误入门堂，我们赶紧关住前后门，在里面闹得乌烟瘴气，气得马家奶奶拿笤帚把儿把我们扫出去。
我在这个门堂里玩得最多的，大概是抛珠儿。门堂内地面铺着青方砖，有块地砖缺了个角，陷出个小坑，便成为我们的玻璃珠子所出发的家。方砖地和泥地不同，它非常坚硬，弹性大，珠子若沿地面滚动，不易走准直线，也就不易击中别人的玻璃珠子。因此，我们学会了用拇指弯曲关节部分发力，让玻璃珠子凌空出击，直接击中目标，甚至将别人的玻璃珠子打崩。到三四年级时，我已经做到能在一公尺以内弹无虚发，两公尺内也有相当的胜算，成为儿时伙伴中的武林高手。
前段时间读赵忠祥先生的《岁月情缘》，看到有关玩玻璃珠儿的描写，心中不免发笑。赵先生若和我抛珠儿，不一会儿就要输个精光。
马家无男丁，但人口兴旺。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亏得这四个女儿个个知书识礼，举止娴雅，大姑娘和二姑娘相继金榜提名，一兰州工学院，一西安交大，一时全街轰动。于是马家爹爹每逢晚饭后，总喜在街上漫步更远些，齿缝中衔根牙签，面有德色，碰到值得交往的熟人便打声招呼：“吃过啦？”
后来同样聪惠的三姑娘不知怎的，竟未中榜。马家爹爹从此绷着脸，不愿与人照面。那时不兴重考，如花似玉的三姑娘呜呜咽咽在深闺中闷了半年，才羞羞答答出了门堂，在一间国营茶食店里做了营业员。再一年轮到四姑娘考大学，又取了北京农学院。一门三元，马家门堂蜚声街头巷尾。
马家奶奶没有生出儿子，内当家的地位并未动摇。大街上有大妈小妈的家庭数一数有好几家，比如东头的李铜匠家，西头的茶水炉子高家。马家爹爹却没有娶二房，夫妻之间极恩爱，早晨常一同出门买菜，男的背着双手在前，女的挎着篮子在后。回来时，多半是男的挎篮子。羡慕煞人。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学生造反队，接着工人造反队，再后来农民棍子队，一拨一拨地来西大街破四旧。某夏日深夜，学生造反队按居委会提供的名单抄家。临到住着大资本家马元琪的马家门堂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只听得街上脚步匆匆，长矛拖地发出恐怖的叮咚，马家门堂大门被擂得山响。
及至天色微明，噪音渐渐向东而去。我赶紧起身，溜入马家门堂，从院门缝向内窥望。只见大院中已是坑坑凹凹，尤其是院中间的石榴树周围被掘出个大坑。须臾，却见马家奶奶穿着汗衫，拎个小布包，快速闪到树下，将那布包埋入坑中，然后小脚踩了又踩。十二三岁的我，从门缝中看去，犹如在看电影，极是惊心动魄。这个经典镜头，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秘密。
马家门堂后来又被补抄了两次。不知马家奶奶埋入造反派所挖坑中的那个布包是否逃过厄运。但我们玩耍的街面门堂已是面目全非，地砖狼籍，板壁翘起，两扇大门被红漆黑墨泼得乱七八糟。
马家爹爹每天仍然穿中山装上班，但回来时脖子上挂了游街的牌子，头不再盛气凌人地昂着。进得门堂后，他才敢将脖子上的牌子卸下来。如此一月有余。
挂牌游街的风过去后，马家爹爹依旧早出晚归，在街上走，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有幸灾乐祸的在后面指指戳戳：“看他，人儿头又活了。” 马家爹爹只当耳边风。
来年春节，马家三姑娘招婿上门，其他三个女儿携婿及儿女回来参加婚礼，加上亲朋好友进进出出，甚是热闹。马家门堂大门上贴了喜字，一扫灰败之气。门堂里由着自家的孙儿女们打闹。马家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拎个南通人淘米的淘箩儿挨家发喜糖。我娘说：“你好福气，养老的女婿都找好了。别人不晓得哪辈子才修得到呢。” 马家奶奶回道：“你也快了，五个儿子，怕什伲呀。五侯（我的小名）呢？天天在我门堂里闹。给他多吃包糖。”
某夜，我做梦，进了马家门堂，又见马家奶奶在埋那小布包。不知何故，我竟绊了一跤，跌到她身上，吓得立刻醒来，却发现裤档粘粘的湿，懵懵地楞了半夜。而今回想，性之启蒙，原在冥冥之中，然启蒙之人，或应是善良之辈，方得入梦。待考证。
再不久，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从此再未跨入马家门堂。西大街拆迁后，听母亲说，马元琪老夫妻不肯跟女儿过，自己住个中套，请了全天保姆服侍。“到现在还摆资本家的架子！孤寡老人才找人服侍进养老院呢。”父亲不以为然。
我默然。从公私合营到文化大革命，马元琪身为西大街上显赫的资本家，却未吃大亏，可谓识时务者。让几个女儿报考北方大学，想来是对南通的人文环境做了某些思考，才会有意让下一代去北方的环境中历炼。有女儿女婿可依靠，却坚持自立而请保姆服侍，晚年清醒如许，一街住户，几家能比？马家爹爹和奶奶现在都该九十多岁了，不知仍健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