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这个词，六十年代好象也说，但不流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更常听到的就是“考大学”。
“考大学”在我故乡南通市的西大街是件大事。每年八月初，邮递员总是这条街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时近中午，女人们多在家里忙中饭，耳朵却在听街上的脚踏车铃声，且不时走出门外，以手遮额，向东头了望。我印象尤深者，是斜对面马家门堂的马家奶奶。那些天里，只见她时时挪着小脚，颤巍巍从门堂里探出头来，翘首东望。隔壁单家爹爹（爷爷之意）便托着烟台取笑道：“又是等四姑娘的榜吧？天早呢，急什么，邮递员还没到和平桥呢。”于是马家奶奶转身回里，可不出十分钟，她那圆滚滚的胖身子又出现在门堂口。
千等万盼，邮差总算从东头煤球店处进街了。这邮差不分冬夏，总是穿戴整齐，着邮绿色制服，戴大盖邮帽，推一辆也是邮绿色的二八型脚踏车，后挂两个绿色邮袋。逢到哪家有信，邮差便扳响车铃，喊一声：某某号或某某人有信。若是这家恰好有个儿子或女儿考大学，这一喊可了不得，半条街的人都涌过来了。
及至傍晚，整条大街都晓得马家四姑娘考取了北京农学院，那马家爹爹饭后出门时，大街上已经摆满了乘凉桌椅及竹床，邻里的恭喜声不绝于耳，他那份喜欢自不必说。事实上，西大街上年年都有十数人考取大学，这在六十年代绝对是高录取率。街头巷尾，到了放榜季节，便听到大人们谈论着，某某家的千金取了扬州师范学院，某某家的公子取了上海同济。清华北大，或是复旦交大，在这条街上也时有所闻。
六四年，轮到我家大姐考大学，考试那几天，家中气氛很是凝重。母亲虽不识字，亦知这是大事，极是紧张，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事。记得有一天大姐回来，说是化学没有考好，气得父亲在里房直叹气，一跺脚就将其中一块地板踩断。而后八月放榜，邮递员将南京医学院的通知书送到我家，我娘喜极，赶紧催我二哥赤脚跑到起凤桥下父亲工作的合作商店中报喜。
向来南通出人才，却不留人才，儿女大了，考进了大学，毕业后极少回南通工作，做父母的好象也愿意儿女在外地，这样才算出息。到了过年前，出息了的儿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上海或南京，然后乘东方红客轮，大清早赶回苏北的南通。快过年了，起得早的街坊便可碰到张家老二，或是李家老四，拎着旅行包在石头路上往家赶，间或还带回说普通话的媳妇。这老二或老四，必会放下旅行包，恭敬地叫一声：某家伯伯或妈妈，我回来了，然后推一推身边的普通话媳妇：快叫，这是某某妈妈或伯伯。那妈妈或伯伯必用狼山牌（狼山是南通著名景观）普通话欢快地高叫：哎呦，老二家来啦，两人都家来啦！好，好，快家去，让你娘你父高兴高兴。这老二一路过去，必会碰到许多家的伯伯出门买菜，许多家的妈妈在门口刷家什（马桶）。一天下来，整条街便都知道张家或李家的儿子媳妇家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中断，西大街八月放榜这一景从此绝迹。有儿女在外的家庭虽同过去一样，总在年尾等儿女归来，终觉少了气氛。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也不上课，都在闹革命，因此发生多少悲剧！
西大街中段有一中医世家，长女考取名校，文革初期夏季中携男友回通拜见长辈，这男友是清华大学学生，恰逢南通武斗，竟惨死在流弹之下，全街震惊，数日恐慌。又有一家，老大考入北京著名大学，原本前途无量，谁知在京参加了批斗中央某首长或某教授的活动，并和几个批斗学生一道将人打残，以后遭逮捕，判刑数年。全家从此抬不起头，老父郁郁而终。
西大街和祭壇巷交界处的戴家，或许是文革中受创最深重的一家。戴家大户，门堂极深，少与普通邻居交往。因此当年其家老大考入名校（好象是北大或北师大），街上未见轰动。毕业后戴家老大同女友一道分回到南通中学教书。这对夫妇如隐士一般，早出晚归，难得在街上走动。文革中某日清晨，西大街上人声嗡嗡，将我从熟睡中惊醒。凭直觉，我知道街上又出了大事，赶紧起身，随大人向东跑，竟进入过去我从不敢跨入的戴家门堂。入得后院室内，赫然看到蚊帐低垂，帐内被单下隐隐盖着两个人。原来这对年轻的知识份子夫妇不堪家中屡次被抄（或者还有学校批斗），竟双双在挂蚊帐的竹杆上吊死！那份惊骇，我至今历历在心。回想那天清晨看到的挂在床头的两人合影，男的简直就象徐志摩，女的也十分斯文，戴着金边眼镜。一对佳人，终于没能捱过文革炼狱。父亲说，戴家气数尽了。
西大街的气数好象也到了头。文革后期，街上一片灰暗破败，街中石块缺失再无人整修，到处坑坑洼洼。住房越来越挤，挤进来许多不相识的外户。清晨再听不到倒马桶的吆喝声，因为环卫所的工人造反，不愿为城里的资产阶级服务，后改由农民进城收粪，好象也没有长久。家家户户于是一开门，便拎着马桶去公共厕所倒。讨巧的，乘黑夜掀起街边的阴沟盖，扑通一声将污物倒入，秽气整日在街上弥漫。夜间路灯越来越暗，灯泡坏了也无人更换。人们再不敢提考大学，儿女们下乡，能插到个稍富一点的公社或大队，便是万幸。后来知青回城，若能进工厂做个工人，更是菩萨保佑，祖上积德。
我算走运，在十九岁那年被插队的地方推荐进了大学，做了工农兵大学生。到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高考，崇文之风回归。西大街果然街学渊源，底蕴深厚，立刻复了元气，从老三届到尚读高中的学生，人人鼓足了劲，家家都有人备考。街上夜灯之下，但见年青人背起书包，夹着课本，步履匆匆地奔向各中学的文化辅导课堂，发奋补习，立志考正规大学、电大、工大、职大，或者自学成才证书。这年八月，我家东头仅隔几户的张家两个儿子同时考取北京大学，一街老少无不啧啧称奇，更将张家兄弟视为楷模，且与有荣焉。而其老大，正是和我一同抛了好几年玻璃珠儿的儿时伙伴。
再后十多年，大马路上建起座座高楼，西大街作为后街，被分割得肢离破碎，深宅大院满目疮痍，诗书复兴仅维持了几年便销声匿迹，街坊邻居各奔东西，不复来往。而今，西大街儿时的玩伴们想必都已住进门窗紧闭且邻居不相往来的楼房了吧，也都经历过儿女高考的煎熬了吧。期盼儿女成龙成凤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儿女中榜的那份喜悦和荣耀，再无那么多的街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