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黄绍弘信任 当选 “力余学社”候补理事
离开赣南后，回老家桂东住了几天。不久，回到赣州，失业闲居。
１９４５年秋，抗战胜利。１１月，我到南京去找工作。过去“改组派”的朋友，那时均无实职，不能帮忙。不久，蒋经国来到南京，“新赣南派”有１６人都来找他。他答应替大家想办法，吩咐可在南京或杭州等候。我去了南京，看到周灵钧、黄密、洪仪三人都在浙江省府任专员了，十分羡慕。未几碰到由重庆干校来杭州视察的秘书游鲲，请他向蒋经国转达介绍我去浙江省府工作的请求。蒋果真很快就给我来信，要我投往省府。但黄绍＿未发表我的工作。翌年１月，我找着一位小同乡，又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当时任浙西行署秘书长的胡云翼，由他介绍认识黄绍＿。由于私人关系，特别是有蒋经国的介绍信，黄当即发表我任浙江省府专员。不日，又发表我兼任设计考核委员，要我立即参加审核各县办理“三征”的政绩。
我很感激蒋经国能把我介绍给黄绍＿。２月间，蒋来杭州，我与赣南来的三位专员同去看望。他很高兴，请我们同他一起吃饭。席间随便谈到黄绍＿在浙江的一些情况，还谈到黄在纪念周会上，主张旧政协会议应成功的言论。无形中为蒋传送了他所关注的有关黄的各种情况。事实上起到了帮蒋监视黄的作用。我很想多接近蒋经国，争取日后前途。但是，从赣南同来的三个浙省专员，都在蒋面前争宠。１９４６年３月，蒋偕新疆伊黎代表阿洽买提江来游西湖，我等去看望蒋，蒋只接见周灵钧一人。以后他再来杭州，我再三去看他，均不接见。我怀疑他们三人在蒋面前讲了自己的坏话，使我在蒋面前失宠，思想上十分苦闷。
当时，黄绍＿在浙江组织的“力余学社”已有七、八年历史，共有社员五、六十人，每逢星期日，社员们处在一起谈谈笑笑，十分快乐。他们创办《力余月刊》，刊登论文、诗歌、小品文章，形式多样，受人欢迎。蒋经国对我的冷落，使我产生了投靠黄绍＿之念，加入“力余学社”是一条捷径。提出要求后，社员们都欢迎我，我便入社了。
入社后，按期到该社座谈，有时漫谈时事，有时吃茶点谈心，有时听演讲。有一次，黄绍＿演讲，鼓励社友应随时代进步，不能违背历史潮流，自取灭亡。黄绍＿的话，使我耳目一新，内心由衷敬佩。社友们对我很亲近，改选时还推我为候补理事。
在这段时间，我也阅读了一些民主进步书刊，思想上渐起变化，决意走黄绍＿路线，根据黄的思想动向，不断写文章，陆续在《力余学社》上发表。如：关于对日和约问题，主张应邀苏联参加会议；当英国当局拆毁九龙城木屋时，主张“收回港九，答复英帝暴行”，此文还由学社推荐到杭州广播电台广播。从此，我成了学社的重要人物。我写的文章，也曾重缮投交《东南日报》发表。我还将月刊寄给外交部长王世杰。王阅后，将他写的信连同月刊一起交参事室参考。我也曾将月刊寄给黄寄慈。后来相见时，他当面表示不赞成我的看法。而黄绍＿对我的言论，则特别赞许。黄的秘书长李立民（后在南京撞车死亡）有一次对我说：“黄主席对你很赞赏，打算派你出去做县长、专员呢！并已去信征求蒋经国意见。”我听后，心里感到特别舒服。
黄绍＿的一些做法，不合蒋家口味，蒋、黄矛盾日益深化。其实，当时黄的一些不同看法，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目的还是要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可是，蒋家连这种改良也不许可。任职十年浙江省主席的黄绍＿，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被撤职。
接充黄绍＿的是沈鸿烈。我与沈无丝毫关系，他对我极不信任。不久，沈取消我兼任设计考核委员职务，只当个空头专员，整日办公亦可，不办公亦可，闲散无事，感到空虚无聊。在生活上，因货币贬值，每月薪水仅能维持个人十天半个月的开支。因此，又急于另谋生路。
我还是先找蒋经国。 认为在赣南那三年零五个月， 我的“太子路线”走得还不错，与蒋之间，应该说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在投奔黄绍＿之后，也还与蒋藕断丝连。１９４６年春，蒋介石回奉化扫墓，路过杭州，带来随从、侍卫、副官一大批，黄绍＿派我去布置旅馆，招待吃宿，我忠诚地当了服务员；在蒋经国回老家安葬母亲毛福美时，我随沈鸿烈及浙省府一批官员，专程去奉化为他母亲送葬，热情接待他们，还在妙高台照了一张相，以示自己是蒋的亲信。在那时候，蒋经国已保荐周灵钧先任奉化县长，接着升宁波专员；１０月间，又调黄密、洪仪等“新赣南派”成员去任无锡、芜湖两处合作金库经理。还安排他的私人秘书兼国文教员黄寄慈，在浙江省府任挂名专员（只领薪水不上班）。“新赣南派”成员中在浙省府内，就只我和黄二人了。黄的薪水就由我代领。加上黄从赣州逃难安远时，我曾给他许多特殊照顾，两人感情甚笃。我向蒋活动工作，就先与黄商量。黄寄慈告诉我，各省、各大都市都在设立合作金库，仅经理阶层人员就要五、六十人；又闻苏北需大批专员、县长，蒋经国也正在物色人员。我知道后，非常高兴。衡量自己，认为条件具备，必须抓住机遇，立即行动。除向黄寄慈送礼，请他务必帮忙外，我还要自己的爱人，经常去蒋经国杭州别墅，搞夫人“外交”，给蒋方良请吃、送礼、陪打牌。但这一切活动，全无结果。
１９４７年农历除夕，沈鸿烈探到蒋经国回奉化过春节，特备丰厚年礼，另修私书一封，派我专程前往溪口。我抓住这一机会，也买些蒋太太最爱吃的糖果，于除夕晚赶去见蒋。蒋不但不感谢，反说“多事”。我只好在他指定的武岭中学寄宿了一晚。 第二天， 去到蒋家拜年并辞行，趁机再请他保荐工作。蒋经国突然放下脸来，以严厉的语气问我：“你是否加入了‘力余学社’？”我慌忙回答：“已加入了。那是个学术团体，……”我正想多解释说明几句，他表示很不耐烦，作出意欲他去的姿态。我看话不投机，只得作罢，告辞出来，失望地回到杭州。这使我明白了蒋不理我的原因。
竞选“国大”未果 投奔程潜回湘
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中央颁布竞选国大代表通告。自己正闲散无聊，苦无出路。看了《通告》，似又见到一线生机。衡量自己的条件，感到也有几分把握：在原籍桂东，过去曾任过教育科长，各级学校教职工中都有关系；从赣南回桂东的同事，也会替我帮忙；在中央和省里还可找上不少关系，如能得到蒋经国支持，定可当选。于是，我立即展开竞选活动。
先通知原籍家中和在家乡的有关系的朋友，代办好候选人登记手续。再请浙江省府秘书王朱烈，同去找三青团浙江团部干事长胡维蕃，托胡去信湖南三青团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在省级先予登记；自己又写信给三青团湖南团部干事周天贤，请他设法支持。
是年夏天，我专程去南京找蒋经国。他那时每星期有三天下午时间，在干部学校同学会接见来访人员。我在规定接见的时间里，两次去到同学会。第一次去，他不见我，我只得留个条子，说明自己急于找他的意图；第二次再去，他要黄寄慈回绝我：竞选名单早已派定，不在名单之内的人，不必找蒋谈话。
蒋经国的态度使我失望，但不甘心。我就去找黄绍＿，黄满腔热情赞成我参加竞选，提笔就给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写信，请王支持。我还去找过去“改组派”朋友谷正纲、谷正鼎、邓飞黄等。那时，谷正纲、谷正鼎已投靠了陈诚与陈果夫，谷正纲已当了社会部部长，谷正鼎已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经三番五次奔跑，见着了他们。他们在口头上都答应帮忙，候中央圈定名单时予以照顾，但都不肯写信给湖南省的负责人。邓飞黄当时只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的一个挂名干事，无能为力。我回杭州后，又想起陈立夫在三、四月间曾到杭州召集中训团毕业同学讲话，觉得不能放弃了这条路子，马上又写信给陈，说在杭州听了他的演讲，以后当更为党国效忠，现在自己在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希望予以关照，圈定为候选人。后来，陈立夫还真的要他主持的选举机构，给我寄来《竞选法规》一份，我以为参加竞选有望了。
竞选结果完全失败。桂东选区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名为黄先明，是“军统”少将；第二名为李汶，是湖南省党部委员；第三名为刘彬，是桂东县教育科长；第四名才是我。报至省里，只圈定前二名为候选人。到南京只圈定第一名，最后还将这唯一的名额让给民社党。我被迫放弃竞选。
紧跟了三年多的蒋经国遗弃了我，其他朋友在关键时刻也不帮忙。世态炎凉，我悲愤已极。
到了１９４８年春，国民代表大会开幕。我探听到各地湖南人以及我的老朋友邓飞黄，都在替程潜竞选副总统出力。程潜是湖南人，是国民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有地位的元老。我如能抓住这一良机，帮助程潜竞选，得到程潜的赏识，也许又能从困境中走出来。于是，我到了南京，受到邓飞黄的欢迎。为替程潜拉票，常去江西、浙江代表团活动，联络过去认识的一些代表，要他们都投程潜的票。特别是遇到了同乡老友刘彬，他是我过去在安远时的教育科长。我放弃竞选“国大”代表后，将活动到手的选票，全部让给了他。他在桂东选举中得票最多。可是，中央强行将代表名额给了民社党。他极为气愤，来到南京，和全国各地其他类似代表几十人，在南京抬棺游行，绝食抗议。我去看他，要他向各绝食代表活动，首先争取出席国民大会，一致选举程潜为副总统。他完全答应，积极活动，其他绝食代表也都同意照办。后来，程潜本人也到他们绝食地点慰问过二次，知道了我为他竞选的活动详情。结果，绝食代表未能获准出席会议。程潜也放弃竞选，将他活动的选票让给了李宗仁。
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改组湖南省政府，派程潜任省府主席、邓飞黄任省府委员暨民政厅长。我得讯后，立即发报并写信给邓飞黄，请予介绍回湖南工作。邓复电：“速来南京”。我准时前往。在南京住了几天，即随程潜、邓飞黄等，一起同乘永绥号兵舰，在７月底抵达长沙。
在赴长沙前夕，依例向亲朋好友辞行，先后拜访了在南京的王次甫、黄绍＿等２０多位旧同事和同乡。尽管蒋经国如此绝情，但我还不想从此断了“太子路线”，还是去了他的住所《励志社》，先见着黄寄慈，适逢蒋经国在家。蒋听说我要去湖南，很快就出来见我。寒暄过后，转入正题。他问我有多少年没有回湖南了？家眷是否马上同去？我一一作了回答。并问他有什么指示？他称赞程潜在湖北与共产党作战有功。又说，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时，与邓飞黄亦相识。要我在湖南帮助他们努力做好工作。我听了之后，甚为兴奋。到长沙后，未及十天，就写了封信给他，想保持联系。但蒋没有回过信了。改组后的湖南省民政厅，内部情况也很复杂。邓飞黄除邀我同往外，还邀了佘策源任厅秘书，佘，原是“改组派”成员，后曾任湘黔公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与“ＣＣ”关系密切；第一科科长潘祜周，也是“ＣＣ”成员，承办县长任免事项；第二科科长是我，承办民意机关事项，并主编《自治月刊》；第三科科长曹石人，还是“ＣＣ”份子，承办区、乡、镇人员任免事项；第四科科长郭介藩，是留用人员，承办保甲户口事项；第五科科长王邦范，是“政学系”份子，承办总务。后为调整内部矛盾，实现政治分赃，由原五科改为三科，将一、二科合并为一个科，三、四科合并为一个科，保留五科。潘祜周与曹石人任科长，我调任视察室主任。
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纷繁激烈，湖南省府正处于这样的混乱时期。１９４８年９月，全省各机关举行党、团登记，重新选举，企图以此举来巩固政权基础。程潜在纪念周会上，还发号召：要党员、团员精诚团结，对付共党。是年冬，国民党惨败于淮海战役。程潜一度停止全省征兵、征粮，以示停施暴政。１９４９年１月，他与代总统李宗仁在长沙面晤后，构思了“分江而治”的梦想，程潜又恢复“三征”。弄得人们昏头转向，捉摸不定。民政厅长邓飞黄，在县政人员讲习会上说：“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美、苏力量对比，为势均力敌。”听者不得要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府的工作人员，想得较多的还是升官。我初到湖南，邓飞黄就答应过我，在民政厅工作三个月后，再派出去任县长。我不以此许诺为满足。１９４８年冬，适逢邵阳专员辞职，我即托邓的朋友马子谷去转达我的意向。邓飞黄根据时局的现状，从爱护我出发，未答应我外调，而要我协助他办县政人员讲习会。
１９４８年冬， 省民政厅举办的县政人员讲习会， 又称“县政研究会”，甄审候补县长。这对当时想“升官”的人，是非同寻常的，按规定：凡要求当县长者，必先取得会员资格。省府秘书龙名重消息特灵，立即来找我。要我帮忙，让他在长沙的赣南“青年干部学校同学会”２０余人，都来讲习会参会。邀我去他们的同学会予以盛情招待，尊我这个“新赣南派”核心成员为“老前辈”。这批人都是蒋经国的学生，我满口答应帮忙。结果，只龙名重一人被录取，其余都因资历不够，不能入会。
龙名重被录取后，很感激我；他爱人又一向在民政厅二科任科员，故常来与我纠缠，东聊西扯，谈天说地，有时话旧赣南，更多的是谈论当时的湖南。他问过我有关邓飞黄的经历，民政厅的施政计划，以及对程潜的看法等等。他还神秘地告诉我，他偷听过延安电台广播，说共党在催程潜起义。并造谣说，共产党搞人海战术，逼人们到前线去送死；凡是旧公务人员，一律格杀勿论；男女乱行择配；儿童闻香队专杀有钱人，等等。他讲到“共产党来了，要清算血债！”使我毛骨悚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安远“清乡”，如果要清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为准备后路，１９４９年３月，托潘祜周将我私有的左轮手枪一支，并子弹４０发，卖了一百块银元；又将私有三号勃朗宁手枪一支，并子弹２０发，卖了６０块银元。准备必要时逃跑！
淮海战役结束，百万蒋军被歼，国民党败局已定，迎解放的呼声，震响湖南。程潜身边的不少人，长期受蒋家之压，此时大肆发泄怨毒。这使我从梦中惊醒。开始认识到解放军威力强大无比，革命力量不可战胜。特别是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使我感触很深。不少人说，自从大革命以后，湖南人文不入相，武不入将，只有当蒋家王朝的炮灰。今天，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革命，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他为湖南人争了光。我们要拥护毛主席，打倒蒋介石！听了这些话后，回想自己几十年来鞍前马后跟随国民党，跟随蒋经国，仅供他们驱使，得来的就是如此结果，怎不令人心寒！如果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前景又会是如何呢？
正当我苦闷、彷徨之际，共产党在长沙的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各种谣言。这时，也有消息说国民党的职员，可以立功赎罪。又说，共产党号召过去曾参加过革命的人立功归队。听了这些，我逐渐安定了下来。有一次，与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ＣＰ”后脱党的益阳行署专员陈采夫和李懋二人，在长沙见面，三人同病相怜，一谈就谈到了前途和命运，大家都赞成遇有机会争取立功，争取归队。最使我感激难忘的，还是共产党员黄定戎同志。他是我在北大的同学，过去曾一起参加过北京的学生运动。大学毕业后，他始终利用一个文化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在湖南大学任编译科长，还担任《新世界月刊》杂志社社长。我回到湖南，与他一见面，他就警告我：为国民党办事，不要走向极端！我曾几次意欲推荐他当县长，均遭他严词拒绝。当他了解到我对起义有顾虑时，主动找我谈心，要我丢掉幻想，放下包袱，积极参加策反，争取立功赎罪，定有光明前途。黄定戎同志的关怀、教育，感动了我，使我下定了回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