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条偏航得快船（五）
武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化
日本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依赖于三个重要的元素：1）确立并传承于日本一千余年的武文化，2）明治时期恢复了的君主国家观，和3）麦克阿瑟宪法所带来的西方民主理念。《日本：一条偏航得快船（三）》中讲到日本的君主国家观念对日本社会政治的影响。君主与国家的同一性，可以说是日本政治文化的基石，任何新的思想都不能挑战这一基石。但是君主国家观念不对日本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自民党内谁做下一任主席，内阁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都与君主的影响力相去甚远。在这一层面上，日本的武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民主观念的作用是直接的、细化的。
武家文化的宏观战略
常有人以武士道来代表日本的武文化，这样的判断虽然点到核心的一部分，但仍是片面的。武士道作为武文化的一部分，约束武士阶层的个人行为，是微观的武文化。这些微观的方面因为观念具体，现象丰富，涉及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容易被观察到。宏观的方面，就是古来武家势力相互斗争的连横战略，就容易被多数人忽略了。
日本武家文化，正式确立并与公家文化对峙，是在公元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建立之后。镰仓幕府的主人源赖朝，是1159年在平治之乱中被平清盛击败并自杀的源义朝之长子。平氏收获源氏关东领地，并挟持天皇朝政26年，直至1185年坛浦决战中被源赖朝彻底击败。源赖朝1180年起兵时是个被放逐了21年的孤家寡人，到1185年胜利不过六年，短短时间之内之所以战胜强大的平氏政权，是源氏网络各地武士的连横战略为其迅速获得众多的盟友，或者追随者。源赖朝起兵前，对原来源氏的关东旧部的后世武士，一一拜访，并须以“本领安堵”和“新恩给予”的许诺；后来这些许诺也扩展到平氏关西地区的武士头上，使得众多有地方势力咸来附。从伊豆国起事时的300人，到两月后达相模国时，“凡扈从军士不知几千万”。千万不可信，实际数量约有十万之众已经可与平氏实力匹敌。要知道那时的日本，常规战役的兵力投入也就是个把千人的量级。
到了16世纪战国时期，连横战略对于武家政治就更为关键。战国有势力的大名繁多，包括今川，朝仓，武田，斋藤，长宗我部，北条，毛里，山岐，松平，浅井，六角等等。来自尾张小国的织田信长，也是善于利用连横策略逐步将势力扩大。并在狭桶间合战一役，杀死了大敌今川义元，并乘胜与三河的松平元康（即后来的德川家康）订立清州之盟，从而很快把骏河，三河和美浓三国纳入尾张势力范围。后又以通婚联合浅井长政，得以扫平六角势力进入京都。
日本历史自镰仓幕府以降，至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政治体系就是在以种类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状态下演变，常有新的霸主（各中央幕府）的出现，但没形成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各武家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形成历史沿革的主线。日本的政治体系，或在各武装势力连横之中维持着相对的平衡，或在混乱中破裂为直接的争斗。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特点，日本的政治思维基本上定格在了多重势力抗持之下的平衡，而不似中国那种成王败寇式的政治理念。新权威势力对臣服了的旧势力残余也多与容忍和安置。
这一特点延续到近代（明治到二战结束）表现为文人与军方政治势力的交错执政，以及当代（二战后）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下的派阀争斗。尤其是50年代后自民党长期当政，表面上政治稳定掩盖下的自民党内派系的争斗，以“金权政治”为特点。例如，1972年，自民党总裁大选时，田中角荣以7亿日元高价收买中增根派的支持，才得以击败当时占上风的福田赳夫。后者将其中的4亿日元分派给本派议员做犒赏。1982年由少壮已到老成的中增根康弘上台，则是籍了被福田和三木拉下马而急于复仇的田中派的支持。
自民党自1955年有旧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以来，党派势力成为决定日本政治生活的决定力量。获得自民党总裁，就意味着继任首相。派系的划分也复杂得很。50年代主要是吉田、松村、岸和鸠山四大派。60年代后期演化为大平、田中、三木、福田和中增根五派。到当前，由原大平派演化而来的古垣派，田中派的后继桥本派，还有高村、森派，山岐派等组成主要的派阀。1955年后日本历届政府的形成，都是自民党派阀之间权力交易的直接结果，非常类似于幕府时代的武家争霸。所不同的只是改武斗以文斗。作为森派（福田派后裔）成员的小泉纯一郎，2001年以“脱离派阀政治”为口号，攒起了人气，背地的行事则是依靠森派联合中小派系，而压制桥本派，成了新一轮角福派阀争斗，续写60、70年代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派的争斗。小泉2005年为推行邮政改革而硬行大选，脱离派阀体系并有置之死地后生的结果，是个别现象，也是后话。
武士道与日本当代政治理念。
微观上，武家文化则具体表现在武士道的道德理念上。源赖朝第一个将武家道德理念确立下来，形成镰仓幕府规范其所属武士行为的御家人制度。思想的核心，就是引入儒家的忠（对主人）、义（对他人）价值观。到后来，德川家康确立《武家诸法度》，武士道的价值为核心规范武士阶层的行为。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出版的《武士道》一书，把武士道核心归结为佛教、神道和儒家三家思想的整合。
新渡户在书中说：
“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这位贤人的言论却永远寓于武士的心中。”
按照新渡户的说法，武士道的价值体系里包括忠、义、仁、礼、名誉、克己、自杀、复仇。忠、义、仁、礼虽为儒家思想，但这些只被武士道片面承袭，作为维护武家统治体系的工具。即在同一屋檐下，武士们将严格遵循忠、义、仁、礼的规范。拨除儒家思想的片面成分，再来看武士道，不难得出其中野性的好战特性。Ruth Benedict在1944年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开篇就写道：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日本人对战争的观点，就更能反映武士道价值体系里的好战之源，同样在《菊与刀》书中，Benedict对日本人的战争观评价为，日本人认为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国际）等级秩序而斗争，因为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的国际社会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的。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这是外界对日本好战特性最一目了然描述。日本近代的政治理念认为世界是以为日本为核心的，这个世界只有维持一个上下分明的等级体系才能从混乱的状态摆脱。而日本的核心地位，当然是从神道的定义下来的，并由日本近代的经济军事成就所证明。每一个日本人也应该按照武士道的精神，为这一神圣的使命付诸努力，甚至生命。
这一右翼的传统理念，一直以来都是维护日本上层政治里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能在1960年将多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供入靖国神社，尽管他们不是为了保卫日本，而是因为侵略邻国而死的。这种外张性的（如果不说成侵略性的）国际观，不断以各种变通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1945年后，麦克阿瑟把和平宪法引进日本，是美国人充分理解日本战争倾向的正确决策。1955年后的修宪运动中，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保守派势力，期图以改变宪法的方式，重新获得战争主权。后来的修宪失败，只说明战争给日本民众所带来的创伤愈合尚早。1972年田中访华，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70年以来日本经济在高油价低增长的形势下，各财阀纷纷要求开放对华贸易的结果。其直接的目的，就是寻求中国的自然资源供应。1978年中日贸易长期协议签订时，中国对日原油出口700万吨。到1982年，达到1500万吨。在2001-03年间，每年出口量维持在1000-1200万吨，占日本原油总消耗量的7%。2004年由于中国能源消耗的激增，出口量减少到300万吨。2005年新订中日贸易长期协议取消了度日原油出口。
近来日本政治舞台上，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实质上也是日本政治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借民族主义法宝重新刺激国民对党派的信心。一方面，日本的国民经济从70年是有危机开始走下坡路，经历80年代末到2000年后十多年的停滞，国民对金权政治下的自民党失去信心。日本政府在1992年后希望以争常来缓解一部分失去的信心。争常的不顺利。另一方面，1995年后中国经济势如破竹的增长，给日本人心理上造成压力。从而挑战日本人传统的民族优等论。所以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再拾“支那”劣等论来满足逝去的虚荣。这个时候，中国人在面子上对日本是打是拉，在战略上就很关键。与对待小泉政府的态度不同，今年3月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中，胡锦涛亲自接见，算是给足了自民党鸽派面子。而小泉保守派政府，在处理邻国关系方面，幼稚到拆毁田中以来苦心建立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田中角荣当年恢复邦交，是为日本的国家安全建立了一道墙；而他小泉现在做的，则是在拆东墙补西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