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 12 月，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现了一批醒目的大标语：戚本禹你算老几？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揪出小爬虫戚本禹！
天天看惯了揪出、打倒一类大标语的北京人已经见惯不惊，然而洞悉“文革”局势的人们预感到，这个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气数已尽。
戚本禹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继田家英之后的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毛泽东颇为欣赏的笔杆子。
戚本禹确实是个笔杆子。
早在 1963 年，他在《历史研究》第 4 期上发表了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叛徒的观点。尽管此文遭到史学界的普遍反对，毛泽东看后却颇为赞赏，并在文章旁边批注了 16 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的肯定，使戚本禹一举成名，从中央办公厅信访办的一个小科长一跃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马上赶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 1965 年第 12 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南北呼应的作用。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两篇文章，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又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时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在整理的谈话纪要中删去了这段话，成为陈伯达、江青诬陷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证据，将田家英置于死地，戚本禹自此接替田家英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并成为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此后不久他又相继在 1966 年第 7 期《红旗》杂志发表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导致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含冤自杀。
紧接着在 1967 年 3 月底，他根据毛泽东两次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抛出了讨伐刘少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檄文，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认定“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含沙射影攻击刘少奇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对刘少奇大兴问罪之师。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刘少奇的先例，向全国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信号。
上述的所有文章几乎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或者默认，这使戚本禹忘乎所以，利令智昏，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首开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河，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还揪斗了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陶铸和曾志夫妇。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则极力煽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与此同时，他又瞄上老革命家朱德，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
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的恶行，一下子触犯了众怒。
就在同一时间，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而在北京又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党委权，并策划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王力、关锋、戚本禹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主席怒斥他们是“毁我长城的小爬虫”。 1967 年８月 26 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
王力、关锋的倒台，顿使戚本禹心惊肉跳，预感到自己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但是，对“文革”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却是老奸巨滑，在毛泽东８月 26 日关于处理“王关戚”的谈话传达后，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深感自己处境险恶，于 1967 年９月４日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落空，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
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满街大标语。
有道是墙倒众人推。 1967 年 12 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人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揭发戚本禹。戚本禹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于是在 1968 年 1 月 14 日，经毛泽东同意，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送进秦城监狱。
多行不义必自毙。得志便猖狂的戚本禹，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