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坛上，周扬是个众所周知的头号文人，他的头上戴有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三顶桂冠，最为神奇的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在文革以前首尾相衔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文人中唯一的一棵常青树。
翻开周扬的历史，那可真正是个人物。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中央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１９３７年秋到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研究生院院长，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一生著作颇丰，主要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出版有《周扬文集》。
由此，他被称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
可就是这么一位人物，他在文革以后的各种大小场合总是不停的向人道歉和忏悔。 1979 年他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声泪俱下，见了冯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为什么他要不停地忏悔和道歉？为什么他深感愧对故人？因为所有这些他要道歉的人都是被他整得死去活来的人，都是曾经深受其害的人，都是被他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
了解周扬的人，都说周扬是个职业整人者，此话不谬。翻开他的整人史，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早在上海他就处处制肘鲁迅，向鲁迅发难，与冯雪峰对阵。使鲁迅在笔战群儒的同时，不得不分出精力对付这个乳臭未干的左联领导。
到了延安，他先后指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是大毒草。因为上述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而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于是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并刨根究底，查出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有“自首变节行为”，王实味、丁玲、萧军“曾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反共宣传材料。
到了 57 年的反右运动，上述人员被翻老账，再次认定他们的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并配发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胡风）、马铁丁（郭小川）、严文井、冯至的六篇批判文章。为此丁玲等人被定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的同时，又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未及几时，胡风又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领军人物。
到了文革初期，周扬再次挥起大棒，把上述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以及更多的一批文人一起送上了文革的祭坛。然而很快他所把持的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他是阎王殿里的活阎王，加之当年他在上海与鲁迅的过节，被红卫兵抓住辫子，于是被新兴的左派文人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棍子打翻在地，扫进秦城监狱。
在监狱里，他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地反思，终于大彻大悟。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出狱后，不停地向当年的受害者忏悔和道歉。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这本是周扬痛改前非的表示，但当年的许多“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依然怨气声声，怒气冲冲，耿耿于怀，特别是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后的丁玲、胡风等人更是不依不饶。很快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的许多前卫的言论文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被已经成为左派的丁玲、胡风等一批文人逮个正着，一阵排炮，周扬顷刻间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
周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时，从左派变成了右派。而把他送上右派祭坛的恰恰就是当年被他打入地狱的右派，如今的左派！
历史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哎，中国的文人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