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卅年大学才拿到毕业证书
文/陈湃
数月前，我在《欧洲时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台湾有一个人读了四十九年大学才拿到毕业证书，名字被编入健力士大全第一；而我读了卅年大学才拿到毕业证书，可能是健力士大全第二了。
那位居住台湾的先生，隔了这么长时间才拿到毕业证书，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他毕业时，刚好国内形势突变而去了台湾；而我事隔卅年后才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不是连年留级，而是一些人不按国家政策办事造成。
一九六四年，我从上海“控江中学”以第一志愿考入地处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中文系，学制五年。一九六六年春，文革一来，学校以备战为名，把文科迁到闽北山区建宁县去办分校。正当整装待发时，学校突然把我留下，叫我“投笔从戎”，到部队去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并宣读了由国防部长林彪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文件，说战争结束后会妥当排工作，如欲重新学习的，工龄等于学龄。学校里越、棉、寮的学生有数百人，但只选了连我在内的八位到部队，证明挑选之严格。
从一九六六年秋天起，我先后随沈阳军区空军高炮第一师和广州军区陆军高炮第六十师先后两度秘密入越参战，保卫谅山省与太原市，直至一九六八年底，胜利完成任务后回国，才转业回地方工作。
在广西柳州离开部队前，一位首长在与我闲谈时，问我回地方后有何打算？我说无任何打算，现在文革乱哄哄的，回到原单位再说吧，我在国内无直属亲人，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如有可能回广州工作亦不错，起码回国观光的亲友容易会面。后一句话，我只是随便说说的，想不到这位首长竟然认真起来，马上以师部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信中说我在部队努力学毛著，能活学活用，工作表现出色，建议福州军区把我分配回广州工作。他说我是福州军区的人，广州军区不便分配工作，故写了这封介绍信给我。
当时，全国因文革而使地方政权几乎全部瘫痪，解放军具有无尚的权威，可想而知，这封介绍信具有何等的威力！而且在一百多名战友中，只有我一人得到它，使大家非常羡慕，说我行运行到脚趾尾。可是，正因为这封介绍信，间接使我长久地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九年初春，我到福建省委报到，接待我的却是军人，原来省委已瘫痪，由军管会接管。只见要求办理调动工作的许多群众排长龙，弄到那些不熟悉业务的军人手忙脚乱。在接见我时，起初态度亦粗暴。可是，当他见到介绍信后，态度就和蔼起来，马上打电话与广州方面联系。对方答复可安排我到机关当干部，但要看了我的档案后才具体落实。那军人愉快地叫我两星期后再来听消息，可是一等再等仍无下文。为了生活，我只好将户口迁回华侨大学等待。当时我班的同学经过数年的文革打斗，也已全部回校等待毕业分配，实现大联合，只是貌合神离。那时进驻华大的军宣队，亦是刚从越南战场回来不久，对我的遭遇很同情，表示如到七月份毕业分配时，若仍无消息，就由学校特别照顾，把我分配回广州。三月底，好消息来了，广州方面说：由于情况变化，机关干部都要下放到农村劳动，只能安排我当教师，并说要评级后才来。原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找不到我的档案，后来才在晋江地区找到。我离开华大时，军宣负责人对我说，等到七月份一齐发毕业证书时，再把证书寄到广州给我。
真想不到我到福州后，由于没有毕业证书，省委军管人员说我离校到部队时未毕业，硬要把我评为大专，连降两级。我提醒他当时有军委文件规定：工龄当学龄，是林彪签发的，而此时林彪正如日中天，由国防部长升为毛的接班人。但此君一于不听，反问我文件在哪里？并说如果你认为不合理，到广州后再反映情况吧。“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广州市委对我的到来甚表欢迎，安排我到广东名校广雅中学任教，并把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内子，调回广州与我团聚。但提到我不合理的评级时，各级负责人却打太极，不予理会，而华大工宣队负责人也不守诺言，没有把我的毕业证书寄来。
中国部队入越作战，一般六个月，最长八个月就凯旋回国成光荣部队了，而我却要一而再地冒着生命危险入越作战，如果不是美越巴黎谈取得结果，我不知还要入越次作战多少次？连越南政府都发两枚勋章给我了，但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头来却翻脸不认人，不但没有给我功劳和苦劳，还降了两级，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我当时回国的目的明确，是为了参加祖国建设，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工资，我在海外工作一个月，比在中国一年工资还多，还要回国做什么？所以降不降级，没有影响我的情绪，工作一样干得很开心。
八十年代初期，我定居巴黎，欲进法国高等学府攻读，但没有大学文凭，想要求华大补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范中武先生得知此事后，叫我写一封信，由他证明发出。后来范主任对我说，华大始终没有回音。
一九九九年春，泉州有个代表团到我餐馆用膳，说是认识华大校长庄善裕博士。我写了一封信给庄校长，报告我和在巴黎的华大同学近况，信中夹有我写的纪念华大的几篇文章。庄校长在百忙中亲笔复信给我。当读到信中赞我热爱母校，为母校争取了荣誉时，真使人百感交集：想起当时同班同学在文革中没有上课，到处打斗而全部得到毕业证书；而我那三年在越南战场上学到战争、外交、外语、中文等知识，可说是文革的得益者，到巴黎后，还进行了十余年的文学与诗词创作，在各种中外刊物上发表了千余首诗、文，还出了几本书，但到头来还拿不到一张华大的毕业证书。因此在复给庄校长的信中发了几句“牢骚”，表示要继续努力学习与写作，做个有真才实学，不愧于母校的，没有毕业证书的华大的毕业生。
想不到这“牢骚”，发生奇效。距离我在华大毕业整整三十年的1999年七月，意外地收到华大补发给我的一本毕业证书。盖的竟然是我当时在学的我所崇敬的廖承志校长的印。并发来请柬，邀请我参加即将于华大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研讨会”。
当我接到此毕业证书时，除了感谢华大办事认真外，还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我有了它，肯定不至于连降两级；如果我到巴黎后有了它，可能已是个博士……而今天得到它，除了证明我是真正的华大毕业生外，还有什么用呢，人已进入老年了！只能证实《三国演义》开篇的词句所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