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既是一个古史传人物，又是神话人物。 《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史籍，都有共工其人其事的记载。共工在这些典籍中，以史传人物的面貌出现，看不出有什么怪异，更看不出有什么神性。这或许证明，共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吧。 在《山海经》、《淮南子》、《神异经》、《汲冢琐语》、《路史》、《补史记》等书籍中，共工又多半以一个神怪人物出场。这说明共工又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是先有神话人物的共工，后演变为史传人物，抑或相反？一些神话研究者认为先有神话人物，后有史传人物。我的看法则相反。然而本文不讨论这个向题。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本人按照先史传人物后神话人物的思路阐述。 同一个人，既是史传人物又是神话人物，这在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古代文化中，都不是鲜见的。这种情况，既给研究具体的人或神带来困难，但对于研究人、神的背景文化，又有特别的价值。 作为古史传人物的共工，是一个反面角色，一个失败者。 《尚书•尧典》载，帝尧向他的臣民咨询政务，其中有一段问答： 帝曰；“畴咨若予采？” 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儡功。” 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试将这段问答译成现代汉语，大约是这样的意思： 尧帝问；“谁善于处理政务呢？” 欢兜答；“嗯！共工在广泛聚集人力方面已具有成效啊。” 尧帝说；“哼！他花盲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谦，其实对老天也轻慢不敬。”(注：译文系采自江灏《今古文尚书全译》) 从这段对话中，至少可以明确两点： 其一，共工和欢兜一样，都是尧帝的大臣或诸侯。 其二，在帝尧眼中，共工是个谲诡危险的人物，不能继续用以治水。怎么知道共工聚集人力是为着治水呢？因为紧接前引的对话之后，帝尧就讲到当时的形势：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 从这个背景看，共工聚集人力无非是准备冶水或正在治水。 然而《尚书》确实没有明白讲到共工治水之事。《尚书》中的治水人物，是鲧和禹。而在《尚书•舜典》中，共工和鲧都受到帝舜的处罚：“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但是在《国语》中，共工和鲧都曾治水并失败。《国语•周语》载：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与河水争流，眼见将要毁坏王宫。灵王欲堵塞谷水，太子晋进谏，申述堵塞河水的办法不可实行，实行者必败。正确的办法应该是疏导。而疏导，正是禹治水成功的经验。接着他讲述共工和鲧治水的失败。他说：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太子晋在此追述古代传说，其有关共工的性情，与《尚书》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言相异而义相同。而共工和鲧的治水，用壅的办法，以今日的话来说，是违背科学的。而太子晋也对共和鲧的办法作了分析批判，他说； “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 共工违背天地、四时、民神、生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失败是理之自然。 关于上古洪水的传说，各种书籍记载甚多，但无论传说也罢，神话也罢，都一至认为壅的办法错误而疏的办法正确，这是绝无争议的。 并且，凡壅者，无不成为恶人、恶神、凶兽；凡疏者，无不成为圣人、智者。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我们要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古人对于治水的两种方法和两种人，要划出那样一道深广的鸿沟呢？回答是，古代的中国人对于那种企图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界，对于那种与自然界为敌的态度，是否定的，是批判的。中国古代的敬天思想，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顺应自然的思想，虽其间存有差异，但都有一份对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贯注其间。这种精神，无论是史书、传说、神话，还是诗文、绘画……只要是古代的，无不处处流露，甚至处处洋溢。这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这种精神之所以产生，是由于黄、炎子孙赖以生存的中原一带，在远古时期是一片肥美的土地，水利便利，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注：可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史念海：《河山集》)这种状况比之于古代希腊人赖以生存的巴尔干半岛、爱琴海来，就大不一样。其地土地瘠薄、资源贫乏，气候恶劣，故古希腊人对于大自然的态度是占有、奴役与征服。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人一方面“在自然面前茫然不所知措”，另一方面又学会了“勇悍地、自强地反抗外界。”(黑格尔：《历史哲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与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巨大差别。了解这种差别，我们就不会甲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东方人的古史传、传说和神话了。 关于共工的传说，在《淮南子》的记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淮南子•本经训》说；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乾，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 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圣人，或筑巢，或制陶，或种稼，或尝草，或养蚕，或补夫，或治水……无不是从生计入手，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利益。在中国古代极有影响的儒、墨、法等诸家中，无不称道这些圣人，而在道家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倍受重视，甚至成了人类生存的最高原则。《淮南子》作为一部极有份量的道家著作，它对于共工的批判毫无疑义地就在于共工的破坏自然上面。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同书的另一则神话，就较能领导会其用意了。《淮南子•天文训》谓： “昔者共工与颛琐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则神话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难道仅仅为了“说明”中国西高东低、万汇东流的自然地理状况吗？不。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图。作为《淮南子》纲领的“要略”说：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仰天承顺，不乱其常，”是天文训的宗旨，也是道家思想的精义所在。共工的行为，实与此精义相违背。共工的乱天地之常，所谓折天柱，绝四维，其造成的恶果，只有由圣人来补救。《淮南子•览冥训》讲到女娲补天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於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作为神话，我们也不必把共工折天柱绝地维与女娲之补苍天正四极视为因果关系(虽然有神话研究者这样看)，但两个神话中，那种对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作法，难道不是绝然相反的么？如果我们认为《淮南子》肯定女娲拯救人类的行为是善行，其精神是伟大的，那么，共工的怒触不周之山就确然是逆人之道逆天之道了。 从史籍到神话，我们所看到的共工形象虽有差异，但其本质没有变化，都是一个以大自然为敌的角色。甚为有趣的是，共工的臣，也与共工为相同的角色。《山海经•海外北经》谓：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 同篇又谓： “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欺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作为共工之臣的相柳氏和相繇，他们与共工的相同处在于以水害人，他们居处之地不用说人，即便是鸟兽也无法生存。他们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者。这两个“臣”的出现更增加了我们对共工形象的了解，更增加了我们对中国古人与自然共存亡思想的理解。 共工的形象，到了托名东方朔所著之《神异经》里，就变得与他的臣相柳相繇一样丑恶了；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 对于共工形象的丑恶，有神话研究者认为共工是“异族神”的缘故。(参看湖南文艺出版社《巫风与楚文化》一书中，林河所著《论南楚的太阳崇拜与《九歌•东君》一文。)对于这个论点，我以为不能成立，其理由有二；一，相当多的共工传说和神话，都说共工被流于幽州，即中国北方，共工不应为南方之“异族神”；其二，共工的儿子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即成了土神并被祭祀。 共工形象的丑恶，原因不在“异族之神’，而在于他采取的与自然相敌对韵态度上，他这种态度被古代炎黄子孙作为一种反面教材而代代流传，以警醒后人。 我认为，现代人研究古代神话，其目的若是通过神话探索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那么，至少应该注意两点： 其一，不应把神话一个个孤立地拿出来，不问其出处，不问其产生的背景，而加以自己主观的推断。比如说，《夸父逐日》这个神话，有现代人说是“追逐时间”，其实，记载这个神话的《山海经》中就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并且说，夸父是后土的儿子，也即共工的孙子。如果把这些材料联系起来看，夸父在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那种自不量力的状况，不是很有些象他的祖父么。当然，我们不必相信共工确有一个名夸父的孙子，但为什么《山海经》非把共工和夸父用一脉血缘联结起来呢？这种联结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胡说乱道呢? 其二，不宜以西方人对待神话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神话。前面说过，古希腊人对自然界抱有奴役、占有和征服的态度，而中国古人对自然界则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因而中国上古的神话，其精神实质就决不可能是征服自然。征服自然是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而决不是中国古人的思想。我们只要读读《诗经》、《楚辞》，读读先秦诸子，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