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潜滇考

介绍云南文史,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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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潜滇考

摘要:建文潜滇,正史未载,而稗官野史、志乘传说,纷纭眯目,致使真伪难辨。今幸得李浩等人所著述,记载确凿,合情合理,有如拨雾见天,遂引以为证,草就此文。

关键词:建文帝朱允炆、出亡、潜滇、武定狮山、鸡足山、鹤庆、李浩《三迤随笔》、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张继白《叶榆稗史》、高奣映《鸡足山志》

明朝第二代君主建文皇帝朱允,登极之次年,即被其叔燕王朱棣以“清君侧”名义兴兵夺权,史称“靖难之役”。三年后,燕军攻占皇都金陵,朱棣登极,改元永乐。建文出逃,辗转到达云南,朱棣派人追捕,终未得手。朱棣死后,追捕一事得以消停。自此以后,历明、清、民国,以至于今,建文在云南的传说延续不断,尤其在其长期潜伏之地,即武定狮山、宾川鸡足山,以及洱源、鹤庆等地,传说尤甚,一些地方且留有“文物”,至今吸引着无数关心建文下落的游客。然而自明代以来,就有若干学者对于建文潜滇多方考证,或怀疑,或肯定,意见不一。近年来,一些地方文人,摭拾旧志,杂以传说,或载于小报,或传于网络,率多一鳞半爪,难窥全豹,而鸿博之士,或无暇顾及,或不屑关心,致使建文潜滇真相,终如雾里看花,不能明朗。余也滇人,爱乡爱土,不忍置此于不顾,遂不揣浅陋,草此文以与有心者谈。

一、   建文下落的最初记载及最初的怀疑

《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靖难”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实录》继续写道,朱棣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

这个“记载”已然明白无误地诏告天下:建文皇帝已自焚而亡。

然而这样的“实录”确颇受世人怀疑。

从史书的记载看,最初的怀疑者为明神宗朱翊钧

隆庆六年(1572年),朱翊钧继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

神宗即位伊始,即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而加以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尽节诸臣的后裔给予抚恤。

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神宗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内阁首辅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神宗听毕,要张居正背诵此诗全文。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

张居正所背诵并进览的建文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居正是饱学之士,且为朝廷重臣,他不会不读过《成祖实录》,然而他却说“国史不载此事”,表明他不相信《成祖实录》关于建文自焚而亡的“记载”。而神宗君臣们也必然读过《成祖实录》,但却无人对张居正所谓“国史不载此事”加以反驳,且听他讲“先朝故老”的传言。张居正此一番话,以及神宗的认同,载在《神宗实录》,实质是史家以“先朝故老”的传言,更正《成祖实录》的“记载”。

二、   明朝文人对建文下落的记载与考证

张居正对神宗的一番话,与祝允明《野记》所说大体相同,而祝允明则是弘治朝的举人,累官至应天府通判,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为“吴中四子”,则张居正所谓“先朝故老相传”,有可能来自祝允明《野记》,也有可能是建文出亡的事迹早在弘治朝就广泛流传于民间,而张居正也熟知这些传言。

 可以推测,神宗颁行《苗裔恤录》之后,朝野对于建文君臣下落的传言,已然开戒,文人们可以公开研讨,著述问世。于是,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中,就有一篇《建文君出亡》的文章,考证此事。

    文中提出四个问题,而与本文有关的是:永乐帝朱棣是否派胡濙、郑和等人四处搜捕建文君臣?文中说:“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又说:“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永乐五年)至丙申(永乐十四年),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

 由这些叙述,可知在万历及其以前,朝野就知道建文出逃,而永乐帝于永乐五年派胡等追捕十年,终无所获。更重要的是明代所编《忠安传》里,明确记载了胡濙追捕建文君臣的事实。

 此外,明朝人所作《续英烈传》一书,也顺便提及。该书以建文帝出家为僧,至正统时又被迎入大内,而演议为小说。其中所述建文君臣在云南的情况,反映了明朝人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几乎全部细节。但从书中所写,可以断定作者未到过云南,且对当时云南人所著的有关此事的书籍,未曾寓目,因而错误极多。

 

三、云南志乘稗史对于建文君臣出亡的记述与考证

满清入主,标榜“为明报仇”,所以对于明朝的历史,一般不加歪曲丑化,故而史家可以继续对建文君臣下落加以考查、记述,而且所记述者更细致,更接近事实。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云南通志》具题进呈,次年雕版,而后颁行。

康熙《云南通志》对于建文君臣出亡,乃至于最终回到宫中,直到寿终,所记尤为详细。鉴于此记载对于本文的重要性,遂全文照录于下:

宫中火起,皇后崩。帝仓卒间,内臣舁一箧至,且述高帝遗命:  “后有急,即出此。”启之,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僧服如之。于是帝及御吏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从宫中隧道出,期从亡诸臣。史仲彬、郭节、冯、寥平,金焦、黄直、程亨、梁良玉、王质等自秦淮水关出。诸臣称帝曰“大师”。

明年癸未为永乐元年,由吴历楚经蜀乃至滇,居永嘉寺。惟应贤,应能及程济从。

二年,去滇入蜀,由楚经吴至天台。

三年,复入蜀。郭直迎居大竹县善庆里。

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旬日去。

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无迹。是年,结庵白龙山。

六年,金焦、郭节、黄直来。

七年,去滇入蜀,居善庆里。

八年三月,还白龙山。史仲彬、郭节来。七月,避侦者,他去。

九年,有司毁白龙山庵。应贤、应能更结庵于浪穹,师居之。

十年三月,应能卒。四月,应贤卒。十一月,冯、黄直来。

十一年,南行至湾甸。

十二年,在浪穹。

十三年,去滇入衡山。还,至冯家,不遇。归,值及黄直于途。俱病,留视之。二人卒,葬之,乃还。

十四年,在浪穹。

十五年,别筑室于鹤庆山中,名大喜庵。史仲彬来。郭节弟子了空来,云节已卒。

十六年,至黔,来往镇西、广顺间。

十七年,在黔。

十八年,入蜀,登峨嵋。

十九年,去蜀入粤。十一月,还鹤庆山。

二十一年,去滇入楚。

二十二年,入吴,遇史仲彬,因至其家。是年,太宗崩。仁宗立,为洪熙元年,师渡海登普陀岩,遂还鹤庆。仁宗崩,宣宗立,师乃怃然曰:“吾知免夫!” 时出亡二十五年矣,涉历几遍天下,恒以滇为家。

先,永乐八年,使给事中胡、刘杰,御史史濡、工部尚书严震、太监郑和,假以他事,往来南中物色之。一日,震遇师于清水关上,相持而哭。师曰:“何以处我?”对曰:“上自行,臣计之熟矣。”是夕,震至驿亭,自缢死。是时,侦者频至。师作《四愁》诗以自伤。胡奉使伺察凡七载,而驻湖湘久,频遇师,亦不迫之。及报命,太宗夜召入问状。对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

宣德元年,师在鹤庆。使程济往河南视王质、金焦,未至而质、焦卒。

二年八月,麓川寇至,师去滇。

三年,道闻史仲彬狱死,哭之。五月,从西陵入陕。十月,至汉中。

四年五月,还浪穹,庵毁,仍还鹤庆。

五年,在浪穹。为文哭从亡诸臣之死者。且命程济各为之传,藏山岩中。

六年二月,去滇,历秦、蜀、楚、吴、粤。逾岭至桂林。凡六年而后还。是年,宣宗崩,英宗立。

明年为正统元年,师年已六十有二矣。逊国初为僧十二年,学易五年,观佛书,疏《楞严》、《法华》,署曰“文和尚”。又二年,蓄发为道士,讲老、庄。又七年,复为僧。又二年,复蓄发为道士。未几,仍为僧。时,从亡诸臣略尽,每一念及,辄悲感累日不食,故有东归之志。程济力谏阻之,乃止。

三年,师有主庵弟子应知遁。虑迹露,与程济急行入粤西,居横州之山寺。

四年,济请还滇,不许。

五年,复入黔,至贵州之金筑司,题诗罗永庵壁。会有同寓僧,窃诗诣思恩土知府岑映所,自诈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诸僧俱逮,遂及师。时,程济已九十余,发尽白,荷橐以从。九月,至北京。御史鞫他僧,坐诬罔论斩。英宗使旧中官吴亮来视。师言亮尝舐食鹅子肉事。亮伏地哭,不能仰视,归而自缢。或曰:吴诚非亮。诏迎师入大内,呼曰“老佛”。居数月卒,葬之西山,不封不树。

以上记述,大体勾勒出建文出亡的过程,可信度较高。

之后,到乾隆年间,有流寓云南的文士倪蜕著《滇云历年传》,书中全文摘引上述康熙《云南通志》全文,而后对若干疑问,作了考证,此取其中有关云南的几个问题,加以引述。倪蜕说:

    “考新、旧志及《易知录》并诸书,俱云元年正月至云南永嘉寺,惟《滇考》曰五华寺。今察新、旧志,无永嘉寺,而五华寺即元之悯忠寺也。”

建文君臣到云南之第一个潜藏地,诸书皆谓永嘉寺,然而永嘉寺在云南何处?倪蜕认为是昆明的五华寺,但又不敢肯定,于是又说:“志称:‘沐晟、沐磷增修,有聚远楼,泰然堂、真意亭,正殿有建文帝狮子座,今止存正殿’等语。想狮子座云者,当是建文曾坐处,而沐氏尊之耳。但昂是晟弟,尚当物色之时,且岷王又与晟构衅未已,且‘狮子座’三字亦当是后人指称,昂未必敢也。但不知永嘉即五华乎?抑别有永嘉在他处乎?”

而后,倪蜕又提出一个疑问:

“《易知》、《补遗》俱云:‘四年结庵于白龙山,后为有司所毁,既而卜筑浪穹之鹤庆山中’。今查志中惟永昌有白龙山,疑建文于此山结庵也。据史,是年建文到晟家,是年结庵白龙,亦是年使使察之无迹,自必去之绝远如永昌,而后始得无迹。谁谓武定狮子山之邻近,而足以保风声之不漏乎?参考群书,俱无建文潜狮山事。惟《滇考》云‘送至武定府。今狮子山龙隐寺诗与像犹存在’。《滇考》大概本之《野史》,然《野史》亦未尝云建文隐狮子山也。”

以上倪蜕所引诸书,《易知》指《纲鉴易知录》,《补遗》指康熙《云南通志·补遗》,《野史》指倪辂《明野史》。

从倪蜕的叙述,可以知道他曾广泛对照所能找到的书籍,而对永嘉寺、白龙山、狮山作过一番考证,不赞成建文君臣潜伏武定狮山的说法。而明人小说《续英烈传》也说白龙山在永昌。且这个疑问至今无人解答,一似默认倪蜕等人的说法。

然而近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四部书,不仅解答了上述疑问,而且对于建文君臣在云南的活动,有着空前准确、生动的记载。这四部书是:明人李浩的《三迤随笔》、明人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语》、明人张继白的《叶榆稗史》和清人高奣映的《鸡足山志》。

李浩其人,据其后裔李莼《李氏藏书始末及明代三本佚书传抄经过》中说:“云南平定后,李浩受封为沐英直属部队的天威径镇抚使,镇守下关,子孙世袭军职。沐英和李浩,自幼与太子朱标为结义兄弟(原注:他们结义时朱元璋还未登基)。”由此可知,李浩为建文的长辈,他所记载的有关建文在云南的事迹,无论目睹还是听建文口述,都具有无以伦比的真实性。

李浩《三迤随笔》中有一篇《德胜驿留程济诗》,其中这样记载: 

“炆落发为僧,出水门,于朝真观遇程济、王升二道人。时与叶希贤、杨应能、史彬五臣,着装三道三僧,于次年至滇。有恩于沐家,与沐晟有交情,并有密诏。晟誓为死臣,匿帝于狮子山龙潭寺。事为马三保父知,而告密至京。永乐派卫士胡入滇缉帝。晟知,星夜派人往狮子龙泽告之。等三人逃出狮山,夜走姚州小道,七月至德胜驿。至余家,隐于后书楼三日。”

鉴于李浩与沐英、太子朱标那样的关系,我们对于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实在找不出一丝怀疑的理由。此外,这篇文章还记载了程济一首诗《姚安道中》:

青蛉河畔古渡头,江水浊浪荡小舟。

艄公七十犹守渡,瘦手执竿江驿头。

驿城空荡无人守,古寺空荡蛛丝飞。

寺中老僧指左路,普大道西南走。

姚安为武定通往大理的必经之路,且诗中所述青蛉河、普淜,与及西南方向,以及当时的见闻等,生动地记述了建文君臣“逃出狮山,夜走姚州小道”的过程及情景。

玉笛山人为李浩五世孙,名以恒,字静瑛,其《淮城夜语》中有《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记建文入滇之始,潜武定狮山,过程比《德胜驿留程济诗》更为清晰。其文说:

    “建文出走,于永乐元年正月抵滇。见沐晟、沐昂于书室,求苟安之地。沐晟三次与父沐春入京,与交往密。见帝已祝发,释门弟子,始心落。知已更法名应文,随行有应能、应贤二僧,皆心腹随臣。余祖时在西平侯府沐老夫人身边,禀告滇西杂事。谒建文于后厅,君臣痛哭。帝求安身之所,余祖直言:‘点苍自古为藏龙之地,可以栖身。’帝曰:‘燕王已派人追捕,必至点苍暗察,非栖身之地。余师无极师兄无依禅师,多次入京。道衍探知底细,曾入荡山寺暗寻,不去为好。’老夫人曰:‘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可先至永嘉寺栖身。若有风吹草动,也好周旋。’居三月,胡派人入滇,马三保父下人通风大内,派人擒应文三僧,幸乡人抢先报信寺僧,得由后山小路出走,绕道姚安,插安南坡,夜走洱海卫,越九鼎山至德胜驿。”

这段记载中,有“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一句,更说明永嘉寺绝非昆明之五华寺,而对照前面所谓“匿帝于狮子山龙潭寺”,可推测永嘉寺可能又名龙潭寺,也可能永嘉、龙潭为两寺,老夫人建议建文君臣匿永嘉,而到狮山之后,实际是藏于龙潭寺。再说,所记“老夫人曰:‘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可先至永嘉寺栖身。若有风吹草动,也好周旋。’”最合情理。

前面提到,倪蜕认为建文结庵的白龙山在永昌,而不在狮山,然而《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接着记载道:

“丙戌年(永乐四年)夏,返滇,居西平侯家半月。有人密告马三保父。由应能、应贤、程济陪至狮山白龙洞,居三月。永乐派三保父率兵二百搜山,幸寺僧见官兵人山,而逃脱。

    “至永乐五年,重返白龙庵。马三保父得知,三次派人搜山,应文等藏身密林得免。戊子年(永乐六年)夏,因白龙庵被马三保父派人焚之,层林全被焚,一片荒芜。重入点苍,居段居士家。应文三僧重游襄阳,居廖平家。至永乐八年,暗返白龙潭。而胡追兵至,遇严震,震不忍,释应文三僧,夜自缢驿中。文知白龙庵难以栖身,从此舍弃,题诗于墙哭别。”

这些记载,虽然没有“白龙山”,却有“狮山白龙洞”、“白龙庵”、“白龙潭”数种称谓。那么,白龙山到底是不是指狮山呢?

正好,我在英特网上发现一个2005-4-14的帖子,不著作者姓氏,标题为《狮子山》,是一个神话传说。据说狮山最初叫通天山,而后改称谁劈峰,而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九十九条白龙云游到谁劈峰,看见这里山清水秀,奇峰异境,留恋不愿离去,便在山下住了下来。从此,谁劈峰的四周流出九十九股泉水,滋润着武定坝子,造福于人类。人们为感谢白龙,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白龙庵,终年祭祀。于是又将谁劈峰改名为白龙山。”此后,一只雄狮来到白龙山,与白龙搏斗,最终占山为王,遂改名为狮山。

据我推测,这是武定一带流传的神话故事,它在无意中反驳了倪蜕的意见,证明了建文数次藏身的白龙山,就是武定狮山。

《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逐年记载建文出亡情况,其详细、生动超过康熙《云南通志》,其原因在于此文来自于李浩的《长生录》,作者玉笛山人在文章结尾说:

    “英宗五年,应文至德胜驿辞余先祖,曰:“叶落归根。此行虽

有程济等相随,未知吉凶。”居驿中,详述往事三日,余祖记于《长生录》。嘉靖二十四年,余重抄《长生录》,始知建文始末,特摘记之。”

《叶榆稗史》的作者张继白,也和李浩一样,曾亲身与建文打过交道。他在《应文和尚》一篇中,详细记述了他首次认出建文君臣的情景:

“明永乐元年,余与兰雪道人寓居达果栖霞楼。冬至,围炉夜话。沈万三至,其随三僧一道,示沐晟修书。知僧即应能、应贤、应文,道者为程济,为靖难出走云南,皆京官。称应文为师。文年三旬,方颐,气宇非凡,尚文,着紫袈裟,执赤金钵盂,健谈而慎言。次日,杨黼、兰室居士至,与论文,答对如流。居士以诗探之,答以:‘行云步雨过点苍,来时促促路凄凉。别却金陵第一院,梦断景阳寒梅开。昔日燕巢化尘土,野火青灯梦残延。深山古刹是归路,南中贤士慰平安。’居士观沐晟书,知僧即建文帝。”

此外,该文还记载了建文的形貌特征:“文多须髯留之,取面痣”,因而常能避开而官府的追捕。此若非亲见,实难描述。又说:建文“每至,必与余等应和。著诗词数卷曰《青灯集》。远游必藏诗词物于竹箧,寄存兰室居士所。”“正统人京而未返,不知所终。留有诗词二百馀,存居士所。应文善画,兰室多其兰竹画。无为寺存《十八罗汉图》、《七子三僧一道图》、《求雨图》,栩栩如生,行笔入神。”这对于了解建文后在云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造诣,无疑是难得的史料。

清康熙间姚安土官高奣映,为滇中著名学者,其所著《鸡足山志》,成稿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然而于2003年才初次刊行问世,故而从前的学者不能寓目。

高奣映虽然没读过上述三本明朝滇人的著述,但却读过《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的《痛哭纪事》,以及赵士的《建文年谱》,大约他根据这些书的记载,而且作了一些实地考察,遂在《鸡足山志》里,专设一篇《建文皇帝》。该篇隔年或逐年记载建文在滇情况,虽然比康熙《云南通志》所记较略,但建文入鸡足山的情况,似又更为清晰。文中说有关建文入鸡足山的记载如下:

“永乐十五年丁酉春正月,自浪穹复至鸡足山,谋营鹤庆山中静室。”

“永乐十九年辛丑,帝自鸡山复至浪穹。”

“宣德二年丁未,帝移鹤庆,命智空还主浪穹。夏四月,帝复至鸡足山,祝发为僧,潜大士庵,假僧大本《楞严经》读。”

“宣德十年乙卯,帝自新庵仍潜鸡足。”

“正统元年丙辰,又自鸡足还鹤庆,八月仍卜筑浪穹。”

此外,高奣映还记载了建文在浪穹,即今大理州洱源县的情况,其中说:“永乐十年壬辰,浪穹新庵成。三月,应能卒;四月,应贤卒,皆葬浪穹之弥茨河。奣映于此建潜龙庵,置常住,以永焚献。”

由这个记载看,高奣映当年对于应能、应贤的葬地曾作过认真的考察,否则,他不至于花钱为他们置常住田。然而民国《鹤庆县志》说:“明建文从亡二臣墓在城西南龙门舍兰若下,希贤、应能葬于此。”此外,在鹤庆还流传着一人葬浪穹,一人葬龙门舍的说法。对照《鸡足山志》的有关记载,似可更正后世的记载和传说。

    有关建文君臣在滇的传说,自明代以来,或载于志乘,或流于口头,或用为小说,乱花眯目,至今不绝,许多记载和传说近于神话,荒诞不经,于是反而使人对建文潜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一因建文潜逃,行踪飘忽,难以确载;二因正史所载,或有意歪曲,或留有悬念;三因滇人著述,如李浩等人所著凿凿有据者,未能问世,而世人所凭,或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始终不能确定。今李浩等人著作出版,一扫数百年疑案,有心于建文出亡事迹者,可以寻其书而研讨之,勿为浅陋所惑,则幸甚。

注释:

     ①祝允明《野记》:见《历代小史》卷七十九。

    太宗:即明成祖朱棣。

    仁宗:即朱高炽,在位仅数月即逝世,年号洪熙。

    宣宗:即朱瞻基,年号宣德。

    太子朱标:即建文之父。

 

 

 

 

雨打梧桐 发表评论于
朱允炆之谜至今未解,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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