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潜滇考
摘要：建文潜滇，正史未载，而稗官野史、志乘传说，纷纭眯目，致使真伪难辨。今幸得李浩等人所著述，记载确凿，合情合理，有如拨雾见天，遂引以为证，草就此文。
关键词：建文帝朱允炆、出亡、潜滇、武定狮山、鸡足山、鹤庆、李浩《三迤随笔》、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张继白《叶榆稗史》、高奣映《鸡足山志》
明朝第二代君主建文皇帝朱允炆，登极之次年，即被其叔燕王朱棣以“清君侧”名义兴兵夺权，史称“靖难之役”。三年后，燕军攻占皇都金陵，朱棣登极，改元永乐。建文出逃，辗转到达云南，朱棣派人追捕，终未得手。朱棣死后，追捕一事得以消停。自此以后，历明、清、民国，以至于今，建文在云南的传说延续不断，尤其在其长期潜伏之地，即武定狮山、宾川鸡足山，以及洱源、鹤庆等地，传说尤甚，一些地方且留有“文物”，至今吸引着无数关心建文下落的游客。然而自明代以来，就有若干学者对于建文潜滇多方考证，或怀疑，或肯定，意见不一。近年来，一些地方文人，摭拾旧志，杂以传说，或载于小报，或传于网络，率多一鳞半爪，难窥全豹，而鸿博之士，或无暇顾及，或不屑关心，致使建文潜滇真相，终如雾里看花，不能明朗。余也滇人，爱乡爱土，不忍置此于不顾，遂不揣浅陋，草此文以与有心者谈。
一、 建文下落的最初记载及最初的怀疑
《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靖难”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实录》继续写道，朱棣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
这个“记载”已然明白无误地诏告天下：建文皇帝已自焚而亡。
然而这样的“实录”确颇受世人怀疑。
从史书的记载看，最初的怀疑者为明神宗朱翊钧。
隆庆六年（1572年），朱翊钧继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
神宗即位伊始，即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而加以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尽节诸臣的后裔给予抚恤。
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神宗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内阁首辅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神宗听毕，要张居正背诵此诗全文。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
张居正所背诵并进览的建文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居正是饱学之士，且为朝廷重臣，他不会不读过《成祖实录》，然而他却说“国史不载此事”，表明他不相信《成祖实录》关于建文自焚而亡的“记载”。而神宗君臣们也必然读过《成祖实录》，但却无人对张居正所谓“国史不载此事”加以反驳，且听他讲“先朝故老”的传言。张居正此一番话，以及神宗的认同，载在《神宗实录》，实质是史家以“先朝故老”的传言，更正《成祖实录》的“记载”。
二、 明朝文人对建文下落的记载与考证
张居正对神宗的一番话，与祝允明《野记》①所说大体相同，而祝允明则是弘治朝的举人，累官至应天府通判，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为“吴中四子”，则张居正所谓“先朝故老相传”，有可能来自祝允明《野记》，也有可能是建文出亡的事迹早在弘治朝就广泛流传于民间，而张居正也熟知这些传言。
可以推测，神宗颁行《苗裔恤录》之后，朝野对于建文君臣下落的传言，已然开戒，文人们可以公开研讨，著述问世。于是，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中，就有一篇《建文君出亡》的文章，考证此事。
文中提出四个问题，而与本文有关的是：永乐帝朱棣是否派胡濙、郑和等人四处搜捕建文君臣？文中说：“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又说：“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永乐五年）至丙申（永乐十四年），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
由这些叙述，可知在万历及其以前，朝野就知道建文出逃，而永乐帝于永乐五年派胡濙等追捕十年，终无所获。更重要的是明代所编《忠安传》里，明确记载了胡濙追捕建文君臣的事实。
此外，明朝人所作《续英烈传》一书，也顺便提及。该书以建文帝出家为僧，至正统时又被迎入大内，而演议为小说。其中所述建文君臣在云南的情况，反映了明朝人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几乎全部细节。但从书中所写，可以断定作者未到过云南，且对当时云南人所著的有关此事的书籍，未曾寓目，因而错误极多。
三、云南志乘稗史对于建文君臣出亡的记述与考证
满清入主，标榜“为明报仇”，所以对于明朝的历史，一般不加歪曲丑化，故而史家可以继续对建文君臣下落加以考查、记述，而且所记述者更细致，更接近事实。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云南通志》具题进呈，次年雕版，而后颁行。
康熙《云南通志》对于建文君臣出亡，乃至于最终回到宫中，直到寿终，所记尤为详细。鉴于此记载对于本文的重要性，遂全文照录于下：
宫中火起，皇后崩。帝仓卒间，内臣舁一箧至，且述高帝遗命： “后有急，即出此。”启之，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僧服如之。于是帝及御吏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从宫中隧道出，期从亡诸臣。史仲彬、郭节、冯潅、寥平，金焦、黄直、程亨、梁良玉、王质等自秦淮水关出。诸臣称帝曰“大师”。
明年癸未为永乐元年，由吴历楚经蜀乃至滇，居永嘉寺。惟应贤，应能及程济从。
二年，去滇入蜀，由楚经吴至天台。
三年，复入蜀。郭直迎居大竹县善庆里。
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旬日去。
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无迹。是年，结庵白龙山。
六年，金焦、郭节、黄直来。
七年，去滇入蜀，居善庆里。
八年三月，还白龙山。史仲彬、郭节来。七月，避侦者，他去。
九年，有司毁白龙山庵。应贤、应能更结庵于浪穹，师居之。
十年三月，应能卒。四月，应贤卒。十一月，冯潅、黄直来。
十一年，南行至湾甸。
十二年，在浪穹。
十三年，去滇入衡山。还，至冯潅家，不遇。归，值潅及黄直于途。俱病，留视之。二人卒，葬之，乃还。
十四年，在浪穹。
十五年，别筑室于鹤庆山中，名大喜庵。史仲彬来。郭节弟子了空来，云节已卒。
十六年，至黔，来往镇西、广顺间。
十七年，在黔。
十八年，入蜀，登峨嵋。
十九年，去蜀入粤。十一月，还鹤庆山。
二十一年，去滇入楚。
二十二年，入吴，遇史仲彬，因至其家。是年，太宗②崩。仁宗③立，为洪熙元年，师渡海登普陀岩，遂还鹤庆。仁宗崩，宣宗④立，师乃怃然曰：“吾知免夫！” 时出亡二十五年矣，涉历几遍天下，恒以滇为家。
先，永乐八年，使给事中胡濙、刘杰，御史史濡、工部尚书严震、太监郑和，假以他事，往来南中物色之。一日，震遇师于清水关上，相持而哭。师曰：“何以处我?”对曰：“上自行，臣计之熟矣。”是夕，震至驿亭，自缢死。是时，侦者频至。师作《四愁》诗以自伤。胡濙奉使伺察凡七载，而驻湖湘久，频遇师，亦不迫之。及报命，太宗夜召入问状。濙对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
宣德元年，师在鹤庆。使程济往河南视王质、金焦，未至而质、焦卒。
二年八月，麓川寇至，师去滇。
三年，道闻史仲彬狱死，哭之。五月，从西陵入陕。十月，至汉中。
四年五月，还浪穹，庵毁，仍还鹤庆。
五年，在浪穹。为文哭从亡诸臣之死者。且命程济各为之传，藏山岩中。
六年二月，去滇，历秦、蜀、楚、吴、粤。逾岭至桂林。凡六年而后还。是年，宣宗崩，英宗立。
明年为正统元年，师年已六十有二矣。逊国初为僧十二年，学易五年，观佛书，疏《楞严》、《法华》，署曰“文和尚”。又二年，蓄发为道士，讲老、庄。又七年，复为僧。又二年，复蓄发为道士。未几，仍为僧。时，从亡诸臣略尽，每一念及，辄悲感累日不食，故有东归之志。程济力谏阻之，乃止。
三年，师有主庵弟子应知遁。虑迹露，与程济急行入粤西，居横州之山寺。
四年，济请还滇，不许。
五年，复入黔，至贵州之金筑司，题诗罗永庵壁。会有同寓僧，窃诗诣思恩土知府岑映所，自诈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诸僧俱逮，遂及师。时，程济已九十余，发尽白，荷橐以从。九月，至北京。御史鞫他僧，坐诬罔论斩。英宗使旧中官吴亮来视。师言亮尝舐食鹅子肉事。亮伏地哭，不能仰视，归而自缢。或曰：吴诚非亮。诏迎师入大内，呼曰“老佛”。居数月卒，葬之西山，不封不树。
以上记述，大体勾勒出建文出亡的过程，可信度较高。
之后，到乾隆年间，有流寓云南的文士倪蜕著《滇云历年传》，书中全文摘引上述康熙《云南通志》全文，而后对若干疑问，作了考证，此取其中有关云南的几个问题，加以引述。倪蜕说：
“考新、旧志及《易知录》并诸书，俱云元年正月至云南永嘉寺，惟《滇考》曰五华寺。今察新、旧志，无永嘉寺，而五华寺即元之悯忠寺也。”
建文君臣到云南之第一个潜藏地，诸书皆谓永嘉寺，然而永嘉寺在云南何处？倪蜕认为是昆明的五华寺，但又不敢肯定，于是又说：“志称：‘沐晟、沐磷增修，有聚远楼，泰然堂、真意亭，正殿有建文帝狮子座，今止存正殿’等语。想狮子座云者，当是建文曾坐处，而沐氏尊之耳。但昂是晟弟，尚当物色之时，且岷王又与晟构衅未已，且‘狮子座’三字亦当是后人指称，昂未必敢也。但不知永嘉即五华乎？抑别有永嘉在他处乎？”
而后，倪蜕又提出一个疑问：
“《易知》、《补遗》俱云：‘四年结庵于白龙山，后为有司所毁，既而卜筑浪穹之鹤庆山中’。今查志中惟永昌有白龙山，疑建文于此山结庵也。据史，是年建文到晟家，是年结庵白龙，亦是年使使察之无迹，自必去之绝远如永昌，而后始得无迹。谁谓武定狮子山之邻近，而足以保风声之不漏乎？参考群书，俱无建文潜狮山事。惟《滇考》云‘送至武定府。今狮子山龙隐寺诗与像犹存在’。《滇考》大概本之《野史》，然《野史》亦未尝云建文隐狮子山也。”
以上倪蜕所引诸书，《易知》指《纲鉴易知录》，《补遗》指康熙《云南通志·补遗》，《野史》指倪辂《明野史》。
从倪蜕的叙述，可以知道他曾广泛对照所能找到的书籍，而对永嘉寺、白龙山、狮山作过一番考证，不赞成建文君臣潜伏武定狮山的说法。而明人小说《续英烈传》也说白龙山在永昌。且这个疑问至今无人解答，一似默认倪蜕等人的说法。
然而近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四部书，不仅解答了上述疑问，而且对于建文君臣在云南的活动，有着空前准确、生动的记载。这四部书是：明人李浩的《三迤随笔》、明人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语》、明人张继白的《叶榆稗史》和清人高奣映的《鸡足山志》。
李浩其人，据其后裔李莼《李氏藏书始末及明代三本佚书传抄经过》中说：“云南平定后，李浩受封为沐英直属部队的天威径镇抚使，镇守下关，子孙世袭军职。沐英和李浩，自幼与太子朱标⑤为结义兄弟（原注：他们结义时朱元璋还未登基）。”由此可知，李浩为建文的长辈，他所记载的有关建文在云南的事迹，无论目睹还是听建文口述，都具有无以伦比的真实性。
李浩《三迤随笔》中有一篇《德胜驿留程济诗》，其中这样记载：
“炆落发为僧，出水门，于朝真观遇程济、王升二道人。时与叶希贤、杨应能、史彬五臣，着装三道三僧，于次年至滇。炆有恩于沐家，与沐晟有交情，并有密诏。晟誓为死臣，匿帝于狮子山龙潭寺。事为马三保⑥父知，而告密至京。永乐派卫士胡濙入滇缉帝。晟知，星夜派人往狮子龙泽告之。炆等三人逃出狮山，夜走姚州小道，七月至德胜驿。至余家，隐于后书楼三日。”
鉴于李浩与沐英、太子朱标那样的关系，我们对于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实在找不出一丝怀疑的理由。此外，这篇文章还记载了程济一首诗《姚安道中》：
青蛉河畔古渡头，江水浊浪荡小舟。
艄公七十犹守渡，瘦手执竿江驿头。
驿城空荡无人守，古寺空荡蛛丝飞。
寺中老僧指左路，普淜大道西南走。
姚安为武定通往大理的必经之路，且诗中所述青蛉河、普淜，与及西南方向，以及当时的见闻等，生动地记述了建文君臣“逃出狮山，夜走姚州小道”的过程及情景。
玉笛山人为李浩五世孙，名以恒，字静瑛，其《淮城夜语》中有《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记建文入滇之始，潜武定狮山，过程比《德胜驿留程济诗》更为清晰。其文说：
“建文出走，于永乐元年正月抵滇。见沐晟、沐昂于书室，求苟安之地。沐晟三次与父沐春入京，与炆交往密。见帝已祝发，释门弟子，始心落。知已更法名应文，随行有应能、应贤二僧，皆心腹随臣。余祖时在西平侯府沐老夫人身边，禀告滇西杂事。谒建文于后厅，君臣痛哭。帝求安身之所，余祖直言：‘点苍自古为藏龙之地，可以栖身。’帝曰：‘燕王已派人追捕，必至点苍暗察，非栖身之地。余师无极师兄无依禅师，多次入京。道衍探知底细，曾入荡山寺暗寻，不去为好。’老夫人曰：‘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可先至永嘉寺栖身。若有风吹草动，也好周旋。’居三月，胡濙派人入滇，马三保父下人通风大内，濙派人擒应文三僧，幸乡人抢先报信寺僧，得由后山小路出走，绕道姚安，插安南坡，夜走洱海卫，越九鼎山至德胜驿。”
这段记载中，有“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一句，更说明永嘉寺绝非昆明之五华寺，而对照前面所谓“匿帝于狮子山龙潭寺”，可推测永嘉寺可能又名龙潭寺，也可能永嘉、龙潭为两寺，老夫人建议建文君臣匿永嘉，而到狮山之后，实际是藏于龙潭寺。再说，所记“老夫人曰：‘永嘉寺离省城百余里，可先至永嘉寺栖身。若有风吹草动，也好周旋。’”最合情理。
前面提到，倪蜕认为建文结庵的白龙山在永昌，而不在狮山，然而《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接着记载道：
“丙戌年（永乐四年）夏，返滇，居西平侯家半月。有人密告马三保父。由应能、应贤、程济陪至狮山白龙洞，居三月。永乐派三保父率兵二百搜山，幸寺僧见官兵人山，而逃脱。
“至永乐五年，重返白龙庵。马三保父得知，三次派人搜山，应文等藏身密林得免。戊子年（永乐六年）夏，因白龙庵被马三保父派人焚之，层林全被焚，一片荒芜。重入点苍，居段居士家。应文三僧重游襄阳，居廖平家。至永乐八年，暗返白龙潭。而胡濙追兵至，遇严震，震不忍，释应文三僧，夜自缢驿中。文知白龙庵难以栖身，从此舍弃，题诗于墙哭别。”
这些记载，虽然没有“白龙山”，却有“狮山白龙洞”、“白龙庵”、“白龙潭”数种称谓。那么，白龙山到底是不是指狮山呢？
正好，我在英特网上发现一个2005-4-14的帖子，不著作者姓氏，标题为《狮子山》，是一个神话传说。据说狮山最初叫通天山，而后改称谁劈峰，而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九十九条白龙云游到谁劈峰，看见这里山清水秀，奇峰异境，留恋不愿离去，便在山下住了下来。从此，谁劈峰的四周流出九十九股泉水，滋润着武定坝子，造福于人类。人们为感谢白龙，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白龙庵，终年祭祀。于是又将谁劈峰改名为白龙山。”此后，一只雄狮来到白龙山，与白龙搏斗，最终占山为王，遂改名为狮山。
据我推测，这是武定一带流传的神话故事，它在无意中反驳了倪蜕的意见，证明了建文数次藏身的白龙山，就是武定狮山。
《应文高僧潜隐南中轶事》逐年记载建文出亡情况，其详细、生动超过康熙《云南通志》，其原因在于此文来自于李浩的《长生录》，作者玉笛山人在文章结尾说：
“英宗五年，应文至德胜驿辞余先祖，曰：“叶落归根。此行虽
有程济等相随，未知吉凶。”居驿中，详述往事三日，余祖记于《长生录》。嘉靖二十四年，余重抄《长生录》，始知建文始末，特摘记之。”
《叶榆稗史》的作者张继白，也和李浩一样，曾亲身与建文打过交道。他在《应文和尚》一篇中，详细记述了他首次认出建文君臣的情景：
“明永乐元年，余与兰雪道人寓居达果栖霞楼。冬至，围炉夜话。沈万三至，其随三僧一道，示沐晟修书。知僧即应能、应贤、应文，道者为程济，为靖难出走云南，皆京官。称应文为师。文年三旬，方颐，气宇非凡，尚文，着紫袈裟，执赤金钵盂，健谈而慎言。次日，杨黼、兰室居士至，与论文，答对如流。居士以诗探之，答以：‘行云步雨过点苍，来时促促路凄凉。别却金陵第一院，梦断景阳寒梅开。昔日燕巢化尘土，野火青灯梦残延。深山古刹是归路，南中贤士慰平安。’居士观沐晟书，知僧即建文帝。”
此外，该文还记载了建文的形貌特征：“文多须髯留之，取面痣”，因而常能避开而官府的追捕。此若非亲见，实难描述。又说：建文“每至，必与余等应和。著诗词数卷曰《青灯集》。远游必藏诗词物于竹箧，寄存兰室居士所。”“正统人京而未返，不知所终。留有诗词二百馀，存居士所。应文善画，兰室多其兰竹画。无为寺存《十八罗汉图》、《七子三僧一道图》、《求雨图》，栩栩如生，行笔入神。”这对于了解建文后在云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造诣，无疑是难得的史料。
清康熙间姚安土官高奣映，为滇中著名学者，其所著《鸡足山志》，成稿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然而于2003年才初次刊行问世，故而从前的学者不能寓目。
高奣映虽然没读过上述三本明朝滇人的著述，但却读过《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的《痛哭纪事》，以及赵士喆的《建文年谱》，大约他根据这些书的记载，而且作了一些实地考察，遂在《鸡足山志》里，专设一篇《建文皇帝》。该篇隔年或逐年记载建文在滇情况，虽然比康熙《云南通志》所记较略，但建文入鸡足山的情况，似又更为清晰。文中说有关建文入鸡足山的记载如下：
“永乐十五年丁酉春正月，自浪穹复至鸡足山，谋营鹤庆山中静室。”
“永乐十九年辛丑，帝自鸡山复至浪穹。”
“宣德二年丁未，帝移鹤庆，命智空还主浪穹。夏四月，帝复至鸡足山，祝发为僧，潜大士庵，假僧大本《楞严经》读。”
“宣德十年乙卯，帝自新庵仍潜鸡足。”
“正统元年丙辰，又自鸡足还鹤庆，八月仍卜筑浪穹。”
此外，高奣映还记载了建文在浪穹，即今大理州洱源县的情况，其中说：“永乐十年壬辰，浪穹新庵成。三月，应能卒；四月，应贤卒，皆葬浪穹之弥茨河。奣映于此建潜龙庵，置常住，以永焚献。”
由这个记载看，高奣映当年对于应能、应贤的葬地曾作过认真的考察，否则，他不至于花钱为他们置常住田。然而民国《鹤庆县志》说：“明建文从亡二臣墓在城西南龙门舍兰若下，希贤、应能葬于此。”此外，在鹤庆还流传着一人葬浪穹，一人葬龙门舍的说法⑦。对照《鸡足山志》的有关记载，似可更正后世的记载和传说。
有关建文君臣在滇的传说，自明代以来，或载于志乘，或流于口头，或用为小说，乱花眯目，至今不绝，许多记载和传说近于神话，荒诞不经，于是反而使人对建文潜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一因建文潜逃，行踪飘忽，难以确载；二因正史所载，或有意歪曲，或留有悬念⑧；三因滇人著述，如李浩等人所著凿凿有据者，未能问世，而世人所凭，或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始终不能确定。今李浩等人著作出版，一扫数百年疑案，有心于建文出亡事迹者，可以寻其书而研讨之，勿为浅陋所惑，则幸甚。
注释：
①祝允明《野记》：见《历代小史》卷七十九。
②太宗：即明成祖朱棣。
③仁宗：即朱高炽，在位仅数月即逝世，年号洪熙。
④宣宗：即朱瞻基，年号宣德。
⑤太子朱标：即建文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