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钱先生上世纪的48年在太湖边写的，由30篇短文组成，写作时间持续了大约四个月。1948年钱先生是53岁，正值一个做学问的人的最佳年华。
前天晚上临睡前读了前三篇，尽管每篇不长，但钱穆的书文字精炼、句句言之有物，所以读来并不轻松，更不能一目十行地读。
他在《情与欲》篇中说：“中国人的观念，重情不重欲。”又说：“西方人的爱，重在未来幸福上，中国人的爱，重在过去的情谊上。西方人把死者交给上帝，中国人则把死者永远保藏在心中。中国人往往看不起为个人的未来的命运而奋斗，他们主张安命，因此不能打开局面来创造新的，.....。这也是另一种坚强有力的人生，力量全用在自己内心深处，他并不是对未来不希望，他所希望的，偏重在他所回念的，他紧握着过去，做他未来生活的基准。”我觉得这几句话确已很概括的描绘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或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昨天白天又看了5篇。其中〈阴与阳〉一开头的一段我抄录如下：
“阴阳是两相对立，同时并立的。若必加分别，则应该是阴先阳后。让我们把男女两性来讲，男女异性似乎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但照生物进化大例言，当其没有雌雄男女之别以前，即以单以单细胞下等生物言，他的生育机能早已具有了。生育是女性的特征，可见生物应该先具有女性，逐步演化，而再始有男性，从女性中分出。女性属阴，男性属阳，故说阴先阳后也。”我比较同意这种说发，生物的繁殖的确是先由无性繁殖后过度到有性繁殖的。只是这样的论点与圣经中先男后女的亚当夏娃之传说则大相径庭。
本文最后一段的论点也颇有意思。抄录如下：
“阴阳又代表人世间的君子与小人。依照上述理论，君子从小人间产生，他还是依附于小人而存在，而且最后仍须回归小人。犹譬如从自然中产生文化，文化依然要依附自然而回归自然。所以小人常可以起意来反对君子，君子却始终存心领导小人，决不反对小人。小人可以起意残害君子，君子却始终存心护养小人，决不残害小人。从小人之间产生出君子，再浅譬之，犹如树上开花，树可以不要花，花不能不要树。自然可以不要文化，文化不能不要自然。同样，自然可以毁灭文化，文化断不能毁灭自然。但人文主义者，仍自以文化为重，君子为贵。”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
今天白天有读了几篇，将近一半读完。
钱穆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不受西方思维框架的束缚，完全按照中国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国政治历史观。比如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就不同意按西方方法对中国历史形态进行分，认为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士”的社会的观点。其实早在《湖上闲思录》里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如在《斗争与仁慈》一文中他说：“中国人自始便不曾建立起一套具体的、肯定的、太严肃的一神论，因此也不会反激出无神和唯物的极端思想来。儒家思想并不从神和上帝出发，但仍保留着神和上地，并没有明白加以破弃。庄子思想似可归入无神论，但庄子也不是主张唯物的。”他还说：“无论儒家道家，都不说上帝造物，亦没有达尔文万物竞存优胜劣汰那一套意想。正面说，生是天地大德。反面说，生如刍狗。你生我灭，在天地不仁和无心中转圈子。因此达尔文心目中的自然，是强力的斗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却把这强力斗争的意向冲淡了，只觉得轻松散漫，甚至活泼自在。”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不可能知道中国后来会有个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马克思的斗争哲学被毛泽东发展到极端。这也在某些方面印证了钱穆对西方思想的论断。
钱穆对中国人文化精神的评价是中肯的。从他的文章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他对中国文化一览无余的那种大学问家的恢宏，也能发现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欣赏和喜爱。在《匆忙与闲暇》中，他写道：“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的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消散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与此。从鸦片战争至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又紧张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也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和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书先抄到这，一会儿继续看，明天继续抄。等抄完再认真写一篇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