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月刊2006年11月号刊登了宋永毅先生写的《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一文,觉得写得很中肯客观。 ( )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王光美的“鼎鼎大名”。文革之初我还在上小学,那时不论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其它“罪行”的大字报和漫画,电台广播里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但“桃园经验”究竟有何“罪过”,它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有何重大影响,却始终所知寥寥。
当王光美女士不幸逝世时,人们记得的和媒体大幅报导的,都是笼罩在她头上的诸如“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学女硕士”、“前中国第一夫人”的耀眼光环;“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级别最高的女性”的不幸历史;“幸福工程发起人兼组委会主任”的半官方头衔;以及“王光美将家传的在‘文革’后仅存的六件母亲遗下的古玩藏品全部拍卖,共得56.6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的感人事迹。
所幸宋先生及时为健忘的中国人送上了一帖专治健忘症的药。宋先生的文章使读者知道:刘、王创造“桃园经验”的手法与文革中的残酷整人如出一辙;也让我回忆起当初看红卫兵的大字报时,它们描述的刘、王如何在清华大学大肆镇压的事实,看来大字报所言确有其事,不能因为这些大字报是红卫兵所写的就“因噎废言”。当文革的漫长噩梦终于结束后,遵循邓小平关于对文革的评论“宜粗不宜细”的大原则,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论是很不彻底全面的,虽有较深刻的反省,却从不敢触及文革的本质。而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当中,能做到像宋永毅先生这样深入中肯、不偏不倚,敢揭受迫害者之短者更不多见。历史尤其是文革史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像蒯大富这类靠文革起家的造反派红卫兵,受到了历史的唾弃、嘲弄和惩罚,他们虽属罪有应得,但讽刺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却也是刘少奇、王光美实施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宋永毅先生为他们说了公道话,值得称赞。
无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论其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当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卷入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政治漩涡时,他们常常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既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角色,全体中国人则统统沦为毛“太祖陛下”手中的工具和玩偶。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犹如一架巨大无比的“无产阶级超级绞肉机”。除了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下至市井小民、平头百姓,谁也逃脱不了随时被丢进去“绞一绞”的可能,区别只在于是今天你绞我,还是明天我绞你。即使你不愿意绞我,为了生存与发展我迟早也要绞你。在这种畸形的政治大环境下,不论是刘少奇、王光美创造的“桃园经验”,还是刘少奇在文革初起时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灭火、“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举动,也不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保还是“故伎重施”,都是那个年代“党性泯灭人性”的必然之举,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像茫茫宇宙中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吞噬了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思维、道德、勇气和智慧,谁也无法从黑洞中逃脱,即使是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黑洞的共同创造者。但愿这段悲哀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最后还有几句题外话。宋永毅先生在文中说:“‘桃园经验’…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毛是“运动群众”的十段超级高手(刘少奇最高也就是九段高手),早在红军时期的“富田事变”、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建国后的“反右”、“大跃进”等等,毛一手手“运动群众”的高招早已玩得炉火纯青,何须借助刘那区区的“桃园经验”?最多是刘记的“桃园经验”与毛记的文革“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有报道说,中国物理学界的人公认,以王光美的超常资质,她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如果王光美按原计划去美国的名校就读原子物理学博士,她就成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姐。周晋甚至认为,以中国理科界杰出女性历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学术成就推断,届时王光美取得与吴健雄一样甚至更高的学术成就(如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吴健雄就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身而过),并不是不可能的。真是造化弄人,个人实在很难在大时代的奔腾激流中逆流而上。中国少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可能候选人,却多了一位既迫害别人自己也受尽苦难的前第一夫人。
作为后来者,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我们至少有义务有能力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完整面目。
(原载《争鸣》月刊2006年12月号,现略作修改。本文标题为原稿的标题。) _(记者:周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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