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版，夏天的中关村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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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中关村南区的楼的颜色大都是红色的和黄色的，而北区的楼的颜色，几乎都是灰色的。然而在北区有三座楼，13，14和15号楼却很值得写一写。这三座楼在所有楼当中，是质量和格式最好的。14楼是一字型，13和15楼是L型的。里面都是地板地，有四间或者五间卧室，有热水，洗澡间。这些楼里住过许多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大多是一级研究员，一些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我知道名字的有，吴有训（物理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物理学家, 钱三强被称为中国的核弹之父），陆元九（航空制导，导弹专家，我们当时听到这名字觉得很好笑，就叫他差一毛七块），武汝扬（科大副校长，自动化所所长），叶渚沛（化学冶金所第一任所长，他的氧气顶吹炼钢法，为我国的炼钢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贝时璋（生物学家），邓叔群（植物学家，邓拓的哥哥,文革中被批斗致死。就因为邓拓是他弟弟，他一定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红卫兵抄他家时，我曾经跟着进去看过，他静静的躺在床上，任由红卫兵在家里天翻地覆的折腾。其实，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学部委员，哥哥是自然科学的，弟弟是社科院的），李善邦（地质学家），钱学森（导弹，火箭专家，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他），陈世骧（生物学家），汪德昭（声学所所长），熊庆来（数学家，当过华罗庚的老师），张文裕（物理学家），赵九章（中国卫星奠基人），屠善澄（人造地球卫星控制技术专家），王淦昌（核领域泰斗），杨嘉墀（自动化专家），顾准（被称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中，最有份量的一个人）。。。。每个人都可称为那门学科的掌门人，每个人的贡献和学问，随便到谷歌里查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大串。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早期的欧美海归，如果要评论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开创性的贡献，恐怕怎么推崇都不过分。
记得唐山地震后，时不时地谣传有余震。人们如同惊弓之鸟，总是考虑是否要到屋外的地震棚里去睡。有一次闹得最邪乎的时候，我问父亲，咱们是不是也去地震棚睡觉？父亲笑着对我说，我刚听别人讲了，那尊大菩萨不动，咱们就不用动。我问那菩萨是谁呀，父亲告诉我，就是15楼的李善邦呀，一级研究员，专门研究地震的，他不慌，你慌什么？再不信，你自己去他们家看看，反正也不远。我当时还真的骑着自行车，跑到15楼。他家就在一楼，从窗户望进去，只见里面一个老头在台灯下伏案看书，于是我踏踏实实的回到家里，和平常一样的闷头大睡了。其实，地震的预报未必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这些国宝级的一级研究员太重要了，有段时期，还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驻在北区，为十四号楼站岗，据说那时里面住着钱学森。晚上，可以看到黑幽幽的门洞里，站着个解放军战士。
文革开始后，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有的家里挤住进了别的人家，厨房厕所也变成了几家公用的了。有的科学家则搬到别的楼里和其他的人家挤在一起。两三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直到文革后期，外国人可以来参观访问了，才逐渐有所改善。
最广为流产的是动物学家童第周的故事。文革中他家在27楼和另外一家合住一个单元。后来美籍华人牛满江要来他家访问他，院里临时无奈，想给童第周换房子搬家也来不及，只好让另一家暂时不要回家，把走廊里的蜂窝煤搬走，好歹可以说是自己住一个单元。
童第周是何等老实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让他劳改扫厕所，他就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哪天厕所要是不干净了，人们就会想到是童老没来上班。想必他瞒不过牛满江，牛满江也不会看不出破绽。
后来童第周总算苦尽甜来。文革结束后当上了政协副主席。时常可以看见红旗轿车开在中关村的大马路上来接送他上下班。
再有一座有名的楼，就是位于南区游泳池边上的88楼，人们戏称陈景润故居。当年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景润的名字想遍祖国大地，88也随着景润名声鹊起。现在88楼好像还没有拆除。
我每次回家经过这几座楼时，都要驻足凝视良久，斯人已去，楼已易主，心中难免一股“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我倒是觉得，14楼应该保留车中关村科学院的纪念馆，许多文学家，政界名人都有故居，为什么这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应该有个纪念馆呢？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是安详的，宁静的。不像现在这样喧闹，这样负有盛名。我记忆中的那些科学家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从不张扬，从不去招惹媒体。似乎那时中关村的人，都习惯于默默无闻的工作。就连两弹一星这么大的成果搞出来了，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元勋们，有的就住在这三座楼里，就在我们身边。
北区在靠近中关村大马路的边上，是25和26楼。这两座楼是北京大学的家属楼，不知为什么，它们跑进了中关村的地面。那个后来带头和法轮功干仗的院士，就住在26楼，因为他的太太是北大的教师。那时他还没有现在这样有名，也只有两间卧室，也是和许多人家一样，和别人合用厨房厕所。我只记得他们家很早就有电视机。我父亲因为和他在清华读书时是同学，有几次听说有好节目，就带我去他家看电视。
我家刚刚搬进中关村时，是住在南区。到了50年代末，中关村有一次住房大大调整，为的是让同一个研究所的人，都住在相近的几个楼里。那时分房子简单极了。根据家里人口多少，分派一下，几天之内就分完了。听母亲对我讲，当时分房子的人事先还带着母亲去看了一下新房，母亲轻没经验，一看有阳台，就说，我儿子还小，阳台不安全，回头摔下楼去怎么办？分房子的人说，我是照顾你，才把有阳台的房子分给了你，别人想要还要不到呢。 后来，我们可真是体会到这阳台的好处了。晒衣服，放杂物，冬天放大白菜，着实派了很大的用场。
谁知从那次大调整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将近二十年，人们的住房条件就几乎再也没有变过。许多人刚搬进去时，还没有小孩，夫妇俩人住一间也还凑合。待到后来结婚生子，人口增多，房子却不再增加了。有的人家。刚搬进去时，孩子很小，一张小床也占不了多大地方。可带到儿女长大了，诸多不便，房子面积却不再扩大了。于是乎，到后来，几家十几个人合用一个单元里的厨房，厕所，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那时的家具，从床，到桌椅板凳，基本上都是公家配给的。自己家有的，就是几只箱子。一直到文革后期，许多人闲着无事可做，才想着自己做个沙发，打几件家具。中关村的人们就这样凑合了将近二十年。一方面是本身对生活要求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我印象里，中关村的人和邻近北大清华的人相比，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也有所不同。北大清华的人大概是因为要为人师表，穿着和居家摆设上多少要略为讲究一些，而中关村的人，大都不讲究穿。像景润那副模样的绝非一个两个。大街上骑着辆破车，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车把上的网兜里装着一把青菜的人，说不定就是个副研究员。
尽管今天看来，那时的生活很清贫，很平淡，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抱怨。我们觉得那时的生活很丰富多彩，因为，我们在中关村这个大院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中关村的大人们，对孩子们也都很好。我们就随着我们的国家，在中关村里经历了许多国家大事，看着国家一步一步地蹒跚而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