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杂忆之五：解放路

历史躺在那儿就躺在那儿了，路过的人爱看不看。“民国”就是这么一个陈横在近代的人，当年，我还是个中学生，令我驻足这一段历史并充满好奇是个十分的意外：为姨夫的高级职称评定找“证据”。而在此之前，虽然民国的历史就躺在我家隔壁——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我却从没想起要去翻阅它。在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意识里，民国几乎就略等于“解放前”或“旧社会”。今天，当我在309号的隔壁——原励志社旧址上建起来的“江苏省会议中心”的客房里，回眸“民国”的这一幕时，连“励志”这个名字，都不是原来的烙印不是某个特别组织的代名词，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一群年轻激情的剪影和缩印。

说起“民国”，我总是会想到一些路名的变更，比如中山东路和东方红路，特别是“解放路”，还有那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时代的变迁，都市的沧海桑田，相对于历史，都只是短暂的喧嚣。其实想穿了，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无论我们脚下的路叫中山东路，还是中山二路，还是东方红路，还是解放路，历史永远是平静从容地在我们的脚下和身后。狂飚突进也好，回归理性也好，关键在我们自己站在怎样的角度去领悟和透视。

在我的中学时代，曾经因为要替姨夫“评职称”而无意打开了那本落了点历史尘埃的书——民国史，我近乎疯狂地跑遍了几乎以一个中学生的能量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在虎踞路、龙蟠里，在中山东路上，儿童医院附近，到处乱撞。民国，一个黑白摄影作品式的轮廓，有些灰色，却雅致到惊魂失魄。

那些民国历史的档案里，我见到《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好几处登着一个文艺青年的长篇译作连载，那译笔是是三十年前的，却是异常的新鲜，那就是我要找的，姨夫在民国时代的翻译文字，为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评定职称的证据。

我们自己是幸运的，我们躲过了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躲过了三反五反和镇反，甚至奇迹般跳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我无数次幼稚地假设：如果我生在民国，那该多么优雅。我可以把法国文学，通过英译本再转成中文，可以把泰戈尔把尼采把杜威介绍给那个时代的读者。

但是我会再反过来想，个人的甚至是家族的经历和遭遇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这些经历有趣甚至残酷地折射或者关照某个时代，给人类的后续者以人道启示的时候，它的意义才更加显现。比如“解放路”，你可以说这名字起得彪悍了些，缺少品味，但对于一个民族从此摆脱他国的欺凌，对于诚心诚意觉得自己“当家做主”的百姓而言，能说不是扬眉吐气和发自内心？曾经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记者在越南河内的英雄纪念碑前说过一句话：“人们纪念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独立作出了贡献”。难道不是这样么？个人的荣辱得失哪怕再辉煌，面对民族的人类的历史长河，都是连河床都湿不了的小水滴。当然，也正是一些小水滴，有时候能折射出某个时代的黑暗或者人性光芒。

也许，我个人有些偏执，因为我不回避苦难，甚至有些喜欢，仿佛只有苦难才能显示英雄本色。民国，是个有点畸形的短命鬼，但也有光彩照人的篇章，哪怕是在日本人炮弹的呼啸声中，在爱国学生的流亡途中。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安抚自己：何必要在一个路名上计较它的文学属性？人类历史，始终充满着荒诞、理性、激情。那些地名的变迁，恰恰象是一盏盏照亮历史长路最好的街灯，如同我此刻站在“解放路”路口，一边看计算机控制的交通灯闪闪烁烁，看车流如潮川流不息，一边感慨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都已经崛起。那么多汽车，那么多有车一族，他们是否想过，他们正从二十多年前路中央摆放的那个交警的圆木墩上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