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农民、打工者，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外来者，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了贱民。”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
孙志刚，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而在广州被收容，三天后死于非命。此事因“南方都市报”的揭露而舆论哗然，举国关注。三位博士上书直指收容制度违宪。结果，凶手被严惩，实行多年的收容制度寿终正寝，而被更人道的现代救助制度所取代。
许多大案轰动一时，但很快会被时间遗忘。而孙案必然将被书写在中国法制发展的大事记上，甚至会书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事记上。孙案的特殊，在于孙案的演变中，新闻媒体为民请命，学术精英指点时弊，政府部门从善如流。出现了罕见的三者良性互动。孙案的意义，在于启动了改革不良制度的按钮，从而突破了普通的沉冤昭雪的窠臼。
就直接导致孙志刚之死的收容制度而言，这一制度的本意，在于收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但逐渐异化成一个对付城市外来流动人员，尤其是众多的农村打工者的恶法。据所暴露出来的情况，一些收容所对外来人员刁难、折磨，甚至勒索、绑架，无所不用其极。早为外来者所痛恨，却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批判的锋芒应不止于收容制度，而是收容制度背后所反映的国民不平等待遇问题。
中国的收容制度，以及相联系的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等等，构成了一套将国民不平等制度化的体系，将农民、外来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固定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孙志刚之死，只是不巧以大学生的身份，被误认为是一个外来打工者而已。人们会问，假如孙志刚仅仅是一名普通打工者，那此案会引起同样的关注吗？
自古至今，中国以农为本。农业既被视为国本的高尚职业，乡村即是国人精神家园。中国士大夫进则出山，退则归田。曾几何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加上所附带的种种经济政治利益条件，演变成一个国民歧视的体系。广大的农民、打工者，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外来者，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了贱民。户籍本来应是职业和居住的标识，却变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演变成了一种保护特权，压制弱势的劣制，加剧了中国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和贫富差距，人为地在社会上划分了鸿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权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弱势阶层，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而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据统计，2002年，中国外出务工经商者有1.5亿到2亿，连家庭就有5到6亿。这些所求无多的打工者，拿着最低微的报酬，却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是城市繁荣的功臣。然而，正是这些人，被称为盲流，每每面临被驱赶，被收容的命运。
有人为这种制度辩护，认为有助于稳定城市，稳定社会。其实，这更多的是基于既得利益的保护，而并非是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理由。农民进城，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中，把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的转移，作为是工业化的条件。在中国近年的发展中，最为滞后的恰恰是农业人口转化以及城市化的速度。据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而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现行的种种做法，拖了整个中国经济进步的后腿。在这一方面，户籍制度难辞其咎。
所以，孙案的意义，在于用一条年轻的生命告诉人们，用制度来维护人为的鸿沟，不仅在道义上失德，在政治上失分，也在经济上失策。因此，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指向这些劣法和劣制。
孙志刚走了。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没有暂住证。然而，他会使更多的中国人自由的流动和安居，享受平等与尊严。他的生命的价值，将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得到最大的补偿。因此他会在人心中永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