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著作郎邓世隆上表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邓世隆说:“我主持国事发出的诏令,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史书上已经记上,足可以传于后世。如果办事不效法古代贤者,政治腐败,危害人民,虽然有辞藻华美的文章,终究要留给后人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不过象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大有文集传世,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大多违反法度,国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灭亡了。大凡君主只在于道德品行,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
太宗始终没有同意给自已编辑文集。
当权者居于高位,其一言一行就像日蚀与月蚀一样,众人都看得见,其所作所为,天下人都记住了,文选文集又何益之有?所以太宗看破功名,只注重自已德行,时刻关切民生为要。太宗掌权后认真吸取隋朝灭亡教训,确立民本思想。太宗在贞观开元之初,就明确地对侍从大臣说明自己的君道观念,他说:“当帝王的的法则,必须先保存百姓,如果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饱了,人也活不成了!”君明臣直,言路大开,诤贤金贵,则国计博咨于众,社稷自主于民,“无为而治”,尽量让民众当家作主,太宗没有专断独行,奸佞诌谀无以得逞。不久,铲平祸乱,重整纲常,恢复道德,天下牛马遍野,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开创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表现为盗贼不起,人心归附,牢房常常空空如也!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很高,可能是世界第一吧。
在国家大治的同时,唐朝领导者之清廉亦可圈可点,足令我们现代官员汗颜。户部尚书戴胄死时,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竟至于没有一处地方可辟作灵堂,以供他的亲人和朝廷官员前来祭奠;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是第一丞相了,可他家里连正室都没有一间。等到他死时,就只好停枢在侧室;岑文本,官居中书令,应当是有权有钱,家里也应很排场。然他住的是一处低矮简陋的房子,房子里,厅室之间也没个帐帏挡掩饰。有人向他建议弄些钱买套像样的家产,岑文本感叹道:“我本是个普通百姓,也没有过汗马功劳,只凭一些文墨工作,官职到了中书令,这已是到顶点了。我已享有很高的俸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产业吗?”;魏征家里的住处,也像温彦博家,没有正堂……唐太宗本人也力戒劳民伤财的事,凡事谨慎,因为太宗知道,隋君无道,他才得以取胜。
唐中央要员如此典范表率,下面想出贪官大抵就很难了。这样,国家不富强祥和才怪呢!可以说,当时的唐朝统治者真正想人民所想,念人民所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代表了唐朝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统治者从来不欺世盗名,自吹自擂,连皇帝的文集都不让出版!这真是倍受世人尊崇怀念的时代,太宗文集虽然没出版,但世世代代都记住他,不但中国人记住他,全世界都记住他,日本人至今仍在研究他,学习他!
这令我想起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伟大”的霍查同志,这家伙出版过不少文集著作,可是后来他的文着全被愤怒的人们烧毁,霍查大学也改了名。原来他1945-1985年专制腐败的执政史无论如何也不是有名无实、词藻华丽的文选能掩盖的,他的执政德行舍本逐末,能改变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的感受吗?恃逞强权出版的文集只能令他蒙上更大的耻辱而被天下人笑话。又罗马尼阿的齐奥赛斯库总统,在被枪决前亦有不少文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汗牛充栋。他在中央全会上的最后一次讲话激起十余次雷鸣般的热烈掌声,被他掌控的媒体吹成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云云。可是,独裁就是独裁,不得民心就是不得民心,他的文着,他的重要讲话指示,他的偻罗们的附和掌声终究改变不了自已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所以,遵循民意、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方是上策。历史自有记录,何须再画蛇添足、掩耳盗铃?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才会舍本求末、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