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我们以为搞些大批判就行了。那时全国正在进行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按照学校的计划，我们还要到农村去参加一期社教运动。实践证明我们是书生气十足。批判“三家村”还没告一段落，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不久又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无疑告诉我们，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物呢？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以后的“文革史”研究专家指出，这张大字报是“借助钟馗打鬼”的信号，是红卫兵运动的催生剂。
1966 年 8 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刊登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紧接着传来全国的大学生都可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消息。
消息传来群情激奋，院党委立即组织了学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作为代表之一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上海还没有红卫兵）。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何等地幸福、骄傲和光荣！我盼着列车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北京。当然这激动的心情里面还包含着我的秘密，到北京可以见到分别一年的 G 。
8 月底我们到达北京，有消息说毛主席于 9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此我们哪儿都不敢去，等待着接受检阅。我抽空给 G 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在北京，住在离他们学校一箭之地的北外。
G 来了，穿着一身旧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显得英姿飒爽。我望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和两个深深的酒窝，紧紧握住了她的手。那天我们谈了很多，我看到她对眼前这场方兴未艾的革命，充满了激情。她告诉我，她将赴云南进行革命大串联。我问她为什么不去上海？她说这是革命分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两天后她去了云南。等我们再次见面，是在一年以后。
1966 年 9 月 15 日，我们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一大早就从魏公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我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观礼台上。当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时候，整个观礼台上发出了雷鸣般的持久不息的欢呼。那一刻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
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我立即登上南下的列车，我要把这喜讯告诉我的老师和同学，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喜悦。可是等我兴冲冲地奔回学校，眼前展现的情景一下子使我愣了更使我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