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回忆录{下}
回 忆 录
自 序
这十二章回忆录中有十章回忆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十世纪二十年代。认识这时代的意义的人颇不多见。在我看来，它指示了中国的出路。在这时代，历史负担者无产阶级从自在的状态进于自为的状态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诞生，发展，几乎夺得了政权；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仍能以其教训指示未来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总之，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比辛亥革命更加有革命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巴黎出版几本关于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书，引起当时法国人对于业已遗忘了的四十年代的兴趣。马克思注意了这个现象，他写信给德国友人，指出这是法国革命复兴的征兆。不久果然有巴黎公社了。我希望多有几本书出版，回忆或研究中国的二十年代，让我们能够同马克思一般做出中国革命即将复兴的结论。
中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对这时代，不知道有什么认识?一般说来，它是害怕回忆这时代的，因为其中的一切，无论正的方面或负的方面，都足以证明它现在的错误。我早已不属于这个共产党了，但我很荣幸曾属于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在党内与许多姓名写进历史的革命者共同工作，共同斗争，而且共同做出错误。中国共产党也有它的“古典的”(classique)时期。这里所说“古典的”，并非堪为模范之意。哦，不是的，它有许多错误为未来的革命党所需要避免的。这里所说“古典的”仅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而言的。与后者相较，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总是无产阶级的党，那时无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它的前锋队团结于共产党周围。可是，在这个时代末期，无产阶级前锋队渐渐离开共产党了；共产党渐渐抛弃工人运动而专力于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以至现在成为代表一般爱国者的党。
这十二章书毕竟是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回忆，间有议论也是发挥我个人的见解。记忆或有错误。为客观事实所限，我也不能征引当时文件或其他史料做我的议论的佐证。好在不会有人把我的回忆看做那个时代的革命史或共产党史。
《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几种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掺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连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中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①
① 得到作者同意，本版删去了(恋爱与政治)一章。——编者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书②是在儿子弗来临危时勉强写成的。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
② 标题为《左派反对派)。——编者
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本书最后二章①，这半年来我都提不起兴趣续写。现在我又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只好让它以未完成的形态留存下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阅后记
① 标题为(第二次入狱》，(出狱以后)。——编者
一个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国八年，写成世界公历是最容易记忆的，即是，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我个人的小小意识则确实是在这一年觉醒的。
这个回忆，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写的，我想，我无需要提醒读者，说五四运动就是发生于这一年罢?可是现在，青年的人——我是为他们而写的——有几个知道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呢?有几个知道这个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岁。阳历四月间，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龙岩县)“己班”修毕了第四学年的功课，学校特别放了假，让学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间毕业考试。我从龙岩县回到漳平县来，很悠闲地过着生活。五月间，不记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里来同我父亲闲谈，说起北京学生闹事，打了人，烧了房子，罢课。说毕，摇摇头，叹一口气。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县城里极少数常看报的人之一。父亲不看报，我自己也没有看报习惯，回家来固然没有报看，在学校也难得进阅报室去的。阅报室有一二种福州出版的报纸，似乎没有上海报或北京报，福州报也是陈旧而常脱期的。当时到阅报室看报的学生本也不多。
漳平县城当时有三个小学，一个县立的，一个族立的，一个福音堂办的。有几个中学毕业生，同我一样待毕业的学生也有五六个，名义上有一个学生会，但久不开会。我们那时对于这次从北京出发的大风潮毫无反应。别地方轰轰烈烈，罢课，示威，杯葛①日货。留在中学的同学写信来，也说本校学生领导了诸小学学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检查日货，在县城商会里拍桌子，甩茶杯，大骂商会会长；但漳平县学生没有动作，——不错，西门外福音堂办的新民小学，学生曾列队进城来游行一次，听说牧师发给学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学生从此以后不买日本货了。但那是教会学校做的事情。
① “杯葛”，英语boycott音译，“联合抵制”的意思。——编者
六月间我到龙岩县去考试时，那里的运动已经冷下来了。同学们告诉我们这些回家的人以运动中的遗闻轶事，纠察日货的学生每日还是派到城外去，学生会还在开会，但已没有示威，没有罢课，没有闹事。可是这二个月间风气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平时不活动的学生都会活动起来，平时不说话的学生，都会高谈阔论，阅报室拥挤了，对于时事的知识普遍了，重要的是有个学生自己主持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布告牌上，我看见了若干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写来的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五四运动。我不知道，除了抵制日货，打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五四运动。漳平县学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龙岩县学生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其他意义么?有人读过《新青年》，为新潮流所激动么?我不敢说。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在学校时同几个同学约定，到北京考高等师范去，并非因为喜欢“神圣的”教育，而是因为听说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膳费，且有津贴，每年费用比中学多得不多。可是父亲筹不出钱来，活动地方公款也没有结果。一个同学(龙岩人)已经先走了，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游玩“新世界”(游戏场)的情景，我接着，魂梦中也是不安宁的。恰好在此时来了意外的机会。
县视学陈华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亲和我都在懊恼时，他曾劝解我们。他说他本不赞成我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学风很嚣张。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陈总司令有公文下来，要本县熊知事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去。
陈总司令就是“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有一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颁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声明“共匪”和陈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后，陈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陈炯明所以有十恶不赦大罪，只因他指使部下叶举在广州围攻大元帅府，把孙文迫到军舰上去。但这是后来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且是国民党惟一的武力(其实当时国民党，就党来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团结于孙文周围的一派势力)。当时广东地盘被桂军占据了，而有革命历史的粤军在本省不能容身，只好挂“援闽”招牌向北洋军阀防地的福建抢一角地盘。粤军占据的是旧时汀漳龙道辖境，总司令部设在漳州。
陈炯明是新式军人，他不仅主张民主主义，而且主张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里，我们可以嗅得出吴稚晖，李石曾一流人的无政府主义气味。为了响应吴李诸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起见，陈炯明遂命令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遣二三名学生到法国留学去。这就是福建省半官费生的来源。
勤工俭学，是吴李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及大战刚结束后想出来的。大战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曾在中国招了“十万”华工去；中国留学生断了接济的，有些人也在法国工厂找到工作。法国无产阶级流过不少的血，毕竟争到了比中国好多倍的劳动条件，能够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学生也感满意。这就造成了一种思想，认为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后，只消以一半时间到工厂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资去维持另一半时间的生活和求学费用。李石曾留在法国组织这个运动，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厂，学校等；吴稚晖已经回国了，他在上海某报发表《胐庵客座谈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传勤工俭学思想的。《朏出庵客座谈话》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销行颇广。据那些提倡的人估计，当时佛郎汇价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国银元六百元也就足够在法国读书了。
陈炯明就是以这个估计为基础来派遣半官费生的。他要每个学生每年自筹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则归县知事筹措。
己未年旧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个半官费生在县城中水门外上船，父亲，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别遂成永诀了。各县学生在漳州会齐，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请吃大菜。开会时有许多人演说，后来听人说演说人中有一个是朱执信，但未曾留下一点印象在我脑里。
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们才得上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了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
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香港和广州一定有当时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可买，但我没有买，同行的人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我也是不会去看的。我在香港买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盒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一起携到法国去。陈老庄列三书将来要说到外，其余的书都于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军队占领汉口湖北省委机关时遗失了。
在大邮船上，我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我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不仅与福建学生不同，而且与我看了《留东外史》后所想像的外江学生也不同。他们是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他们，同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几种杂志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礼拜六派杂志竟如此之少，不觉惊讶起来。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
在中学，国文教员黄宝枢先生曾出过定孔教为国教论一类的题目，我自然是拥护康有为这个提议的。国文教员在我的文章上面加了许多圈发下来，但在操场上遇到我时，同我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先生里面已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
但这一切，我都未曾表现在外面。同乡学生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有一类学生连《原道》也未曾读过。外江学生方面，我听他们说的多，自己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本来不善于说话，当时的“官话”程度也不够我发挥有系统的意见。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我想，我必须说一说这个意识觉醒过程中专属于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觉醒自然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事实证据是：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但觉醒的激剧，严肃，以及决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链条一个环节的作用去，则必须拿我个人的原因去解释的。
生在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旧式地主家庭里，又是长子，少时读书并不太笨，祖父和父亲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这是中国旧地主家庭的传统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两任官，回来买田，起屋。科举停了，这希望受了打击。祖父常说：“你出世可惜迟了几年，否则……”但给我的教育仍是同科举没有停办时候一样。先生不仅教了四书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么人做的讲疏。五经中读了诗，书，易，春秋左氏传，但没有读礼。古文，选教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幸而未曾学做八股和经义，只做些论说。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人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三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人家的子弟还在私塾读书。当然是因为学堂里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学问。可是民国三年，学堂改组，我们的私塾先生刘岑仲被聘当国文教员，家长们也已觉悟除了学堂毕业之外别无正途功名了，于是送我们随这位先生进学堂去。我一进去就是高小三年级，读了半年就毕业。一九一五年第一次离家到一百里外的龙岩县去进中学，那里的国文教员更进步些，因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作文题，除了模仿古文的记，叙，论等以外，还有关于时事的题目。
新旧学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会的无形教育则是更重要的。人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从各方面灌输你以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观和道德，使你成为造好的链条中一个环节。
我符合了人们的希望么?一般说来，祖父和父亲是满意的。我恬静，服从，上进，总之任随他们摆布，他们叫我演什么角色，我从来不拒绝。我觉得演这种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犹如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生活一般自然，无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们不满意我的，是我过于缄默，不会酬应宾客，没有办事才干。母亲不满意我一天到晚捧着书看。我想，我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与“一天到晚捧着书看”大有关系的。
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可是十一岁，我变了样。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间，不能跟着堂兄弟出去玩，正在无聊时候，看见枕头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说：《薛仁贵征东》。那是三伯父新借来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没有合拢来，卷成一筒塞在枕头底下。我拿起来居然看得懂，虽有许多字，例如“这”“那”“呢”“吗”之类，在经书里未曾见过，但这故事我听人说过许多遍，戏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够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气看下去，当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书都看完了。从此以后就缠着三伯父去借小说，以后自己买小说来看，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是章回体的。从此以后对于小孩子游戏我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远了。
小孩看小说，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别处也是平常的。但在我们那里不平常。十一岁孩子看小说，而且看了许许多多小说，手不释卷地看小说，外面做热闹，演戏，不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我们县城内外没有第二个，因为在小县里，读书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不久之后，我就成了藏书(小说书)中心之一，大人们看小说的，也来向我借书。
小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这个世界之中，以致忘记了现实的世界。这就造成了，而且发展了我的弱点：沉默，短于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说使我没有朋友。儿时游戏的伴侣已经离开了我，学校同学也不了解我，因为他们并不看小说，或没有看那么多的小说。他们大都只看先生教过的或指定的书。但是他方面，小说使我不满意于现实，于我们那个圈子的生活和理想，于人们给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对于神圣的道统发生了怀疑。这不满，这怀疑，不过藏在心里罢了。我对于老庄哲学的偏好，以及中学毕业后想远走高飞，以及主动主张远赴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以前一切都是父亲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亲虽然不反对，但也不热心促成)，——也许就是这个心境的外露罢?
应当说：我看的并不限于小说。起初自然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总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学教看的书。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学介绍的书，我都怀了成见不屑去看，或者当作应尽的义务勉强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识大多是从自学得来的，我把学校看做供给食宿和闲暇的处所，甚至认为学校教育没有用。现在想起来，这是偏见。看的书既然与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显得与人两样，虽然不愿与人冲突，没有一个仇人，但也不能与人融洽，没有一个朋友。外表上，我是迟钝，麻木，无所可否的一个人，但我过着内心的生活。如果不是处在这个时代，那么在现实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会渐渐衰退了，渐渐同那些没有想像的人谈得投机了，于是也懂得世故，善于酬应，同周围一切融洽起来，书呆子习气渐渐免除，历练相当时候一样也会学得办事才干，结果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在小县城时当一名小绅士。
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魔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
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国后虽然觉得人家样样比我们强，孔夫子究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但总觉得有一种“国粹”，一种东方文化，一种精神文明，一种神秘的东西，是西洋所没有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包含在周秦诸子学说里面。因为在中学曾读过一本书，仿佛说佛教不如我们的老庄杨墨；至于哲学，即西洋理学，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比起我们的先哲来，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胡适告诉了我，诸子学说就是哲学，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西洋哲学不仅讨论过，而且更有进步。这种“国粹”已经失去神秘性了。
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们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派人送到圣日耳曼中学来。圣日耳曼离巴黎四十五分钟火车，坐电车一个钟头也可以到。那里有个王宫，古时法国国王常在那里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这宫里出世的；现在改做博物馆。王宫和城市都在高岗上，俯视塞纳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来的火车开到对岸须卸下好多节，然后添加一个机车在后面，帮助前面的机车，把火车从隧道推向高岗去。上面就是这条铁路的终点。车站旁边就是王宫，而隧道上面则是连接于王宫的花园；花园并不很大，但沿着河滨山岗有一条很长的箭道，箭道尽处是个大森林，古时国王行猎的地方。整个圣日耳曼本处于森林旁边，从车站穿过市街，经过我们的学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人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来此踏青。我们来前三个月，协约国才同奥国在这王宫里签订了和平条约。
我们食宿都在学校里。学校特开一个大寝室给我们住，一个膳堂给我们吃饭，一个教室给我们读书。除了法文以外没有其他的功课。法文先生当过兵，打过仗，据他说杀死过好多德国人。他是个十足的沙文主义者。法国同学年纪都比我们小，生活完全同我们分开。有三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班尼亚人，一个波斯人，也住在学校里，但他们是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
福建学生有一种一时拆不开的关系，即是陈炯明派了一个人从漳州护送我们上船，我们第一年的官费由他领来直接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我们自己的钱也是交给他代汇，所以到巴黎后全凭教育会办事人支配，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教育会把我们全体(除了一个女生)送到一个学校来。圣日耳曼中学是临时交涉的，校里以前没有中国学生，此次一来三十几个，除了一个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个多月以后又来了三十几个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学生对于外江学生采取排斥态度。几个同乡在一处常常拿外江学生当作嘲笑对象，以此引起别人的反感，认为福建学生是“野蛮的”。野蛮不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开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个湖南学生发表了这个意见，给福建人听了去，群来质问，几乎要动武。但福建人并不团结。三十几个人分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为东党和南党。党派斗争在广州香港时候就开始了。船上为了选举学生会闹了许多别扭。进了学校把戏更多。这种以乡土为分界的党派斗争，发生在学生里面，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这有客观根据。首先，言语不同。旧汀州府属各县学生，都说客家话，只有一个或两个能说漳泉话。旧漳州府属学生则没有一个能说客家话。两方面只好借“官话”交换意见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学生受的是内地中学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国文，教国文的是些老先生，他们总有些线装书知识；漳州学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学教育，教会学校式的洋场教育，教国文的也是些西装革履少年，他们恐怕不教《古文辞类纂》。汀州学生有理由视漳州学生为浅薄的，漳州学生也有理由视汀州学生为落后的。例如汀州学生大多读过《原道》的，他们看见我的箱内有《庄子》和《老子》，晓得说里面有反对圣人的话，因为韩文公提起过。漳州学生则没有这个联想。他们看见我的《白香词谱》，硬说是白乐天著的。但两处学生都不知道龚定庵是谁。漳州学生称我做“博士”，因为我带了线装书来。他们很看不起线装书，汀州学生则没有这个成见。在这斗争中，我是旁观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夹在两府中间的龙岩直隶州人；论教育，我是同汀州学生一样的，但我不会说客家话，我可以说漳州话。我的一个同乡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漳州话，有个时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对汀州人，有个时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对漳州人，两派斗争，他也造了许多原因。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两府学生在课堂里演全武行，我则躲在角隅观看。校长写信到华法教育会去，现在的党国元老张浦泉那时在巴黎，他亲自到圣日耳曼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江学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书，新杂志，但也有线装书。他们并不因为我们野蛮，抛弃我们。他们同中古基督教传教士一般向野蛮人说教。福建学生渐渐地也闹起“五四运动”来了。在福建本土似乎也是此时(一九二0年春)才有“五四运动”传到的，因为国内的同学们纷纷有信来讨论新潮流问题。有一封信写了别字，把“新潮流”写做“新条留”。
写白话文，谈新文化，虽成了时髦，但府际斗争仍继续下去。到了暑假，华法教育会存款完了，一切归我们自理了，联系福建学生的线索才拆开，而各人自寻命运去。这些人后来怎样，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个曾在我以后走到共产主义来，但经过打击后又回到他的父亲替他安排的命运去干光耀门楣的事业了。
暑假以后我同两个同乡仍旧留在圣日耳曼，此处既无中国学生，我们就跟着法国学生上课。物理，化学，数学，我在中国都学过了；法国史地，学了没有大用；法文读些古典著作，也没有兴趣。到了寒假，我就离开圣日耳曼到巴黎东南二个多钟头火车的墨兰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也收中国学生，但我不进学校，而另外租一个房子住着，自炊，自学。墨兰是个省城，风景没有圣日耳曼好。
暑假没有离开圣日耳曼，是为了存款不多；寒假终于离开圣日耳曼，则是为了存款将罄了。
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我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我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四川人吴铁生先生，同我们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但我们在圣日耳曼每月纳费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费，宿费，学费，洗衣沐浴费都在内。这是华法教育会替我们一次缴纳的。其他费用则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一九二0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够缴纳次学期学费，只好离开学校了。我们，我和其他两个同乡，希望自炊时候每月开销能更节省些。墨兰离巴黎远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我住的是顶楼，有老虎窗对着运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个同乡住二楼房间，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余是很省的。我们每月每人共总只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内，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惟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卷心莱，那是特别的享受。不过用的是猪油，不是橄榄油。至今还记得面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买一里弗(半公斤)。三个月之后，实在熬不下去，才隔几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决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兰城跨塞因河两岸，我们有一次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病容满面的中年中国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他来这里养病，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他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互相拜访，同作郊游，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国》给我们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绝诗请我们批评。我也抄了几首诗词请教他。他曾写了通信发表在中国什么报上，说法国俭学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够，即合中国六七元。勤工俭学生看了这个通信大骂曾琦混账。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作的孽。
当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办的《新世纪报》早已不出版了，但都尔城的汉文印刷所还存在，每周出版一个刊物，同上海小报一般大。我记不起这报名，但记得编辑人是太玄周无。他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个铅印报上写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曾琦写的，曾把当时在法国的学生分成三个“阶级”：官费生，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勤工俭学生。前者好比资产阶级，后者好比无产阶级，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则好比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曾琦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个统计，举出各类学生的数目及其百分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记得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远超过前二“阶级”学生，约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肃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他们一定是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这个潮流，一九二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法国各地中学固然开放大门让中国学生进去，因为究竟是一笔有利的生意；但法国工厂并不开放他们的大门。战争停止尚未满二年，法国已经闹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那有位置来容纳这些黄面孔的劳2127勤工俭学生们把带来的一点钱读了几个月书之后，便真成为“无产”阶级，不得不到华法教育会来请求救济了。间有极少数人能找得工厂位置，大多数人则每日领二三佛郎津贴，吃面包和开水。有一部分人住在会所里。会所本名“华侨协社”，教育会是协社的一个单位团体，听说是一位有钱寡妇为了同情中国，捐这幢屋子给华侨团体，我到巴黎第二日，协会欢迎会中这位太太曾上台演说。华侨协社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Lagarenne—Colombes)镇盘特街(Rue de la Pointe)三十九号。我所以记得这般清楚，因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里转的。这是一幢三层楼小洋房，立在一刊、花园当中。但此时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喧哗吵闹引起了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板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马桶间腌脏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这是得之传闻的。我常去华侨协社，那里马桶间虽不很干净，但不如所传之甚，至于走廊，则无大小便痕迹。
勤工俭学生都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即所谓“丘九”。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李石曾已经回国到北大当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刘厚首当其冲，遇了许许多多麻烦。当时刚到法国的蔡元培和吴稚晖曾出席会议解决这些麻烦问题。
这些名人到法国来，是同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问题有关系的。他们计划拿退还的庚款在中国另招一批学生去；勤工俭学生则很有理由控告他们，说他们当初提倡勤工俭学，目的就在运动退还庚款，现在目的达到，就把利用过的工具丢弃了。
有两个斗争必须提起来说。
一是“二八运动”，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应当说是“二二八运动”，可是当时通称“二八运动”。这日各地勤工俭学生约齐到巴黎来向中国公使陈篆请愿，提出几个要求，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了。
一是“里大运动”。这年秋天，那个海外中国大学已经办成功了，校址是里昂城对河小山上圣伊涅伦炮台改造的；吴稚晖率领的一群学生已到法国，或者已经进学校里去了。勤工俭学生被人抛弃定了。一日，里昂城警察很惊讶地看见火车一批一批载来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到河那边山上装修中的炮台去，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但不久，警察就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把这炮台包围起来，把里面的中国人作成了俘虏。几日之后，法国政府下令把这些俘虏驱逐回中国去。
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里大运动之后，一部分捣乱分子驱逐出境了，勤工俭学生气焰低降下来，同时不景气似乎好转，工厂渐渐能容纳黄面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众运动已成过去了。
但在此时，我自己则从“小资产阶级”降落为“无产阶级”；同时——有内在的联系么?——不仅从民主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行动了。
十 二 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慕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
赵世炎，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刚交卸下“少年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现在做我们这个旅行团团长，对外交涉大部分是他办的，尤其当需要英语时候，因为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英语。他是四川人，一个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岛，学北方人说话，但脱离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国认识“川老鼠”很多。一个川老鼠，不仅可以从说话口音和字汇辨别出来，而且可以从性格辨别出来。这个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过四川朋友的，都会知道，但要拿言语形容出来，则是很困难的。我第一次听世炎说话，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处一个时候以后，觉得他的性格与我过去认识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确具有领袖能力：能调和大原则下种种不同的倾向，能量才使用，机警，有急智，是个好演说家，主持会场和办理外交，他是最适宜的了。关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点，我曾有一次向他提过。他说，他是四川某县人，这个县份在四川边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长在外边。
这一年，他约有二十三四岁。在火车上，他指着头上戴的新呢帽告诉我们说：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买来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体，与那颗大头不很配称。比起头来，面孔是小的，而且渐渐收束成一个尖下巴，有点像后来叶浅予漫画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见他戴过眼镜：眼睛，鼻子，双颊，都很平板，不能说他漂亮，但演说时自有可爱之处。虽没有病，身体也不强壮。他到法国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与当时北大学生领袖邓仲懈，许德珩等人有交谊。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见《实庵自传》)他的儿子虽未曾组织“讨父团”，但未出国前对于父亲的态度，正不减于父亲对于嗣祖父的态度。这是政治思想的冲突。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于是父子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乔年完全跟着延年走。延年在法国的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乔年后来在北京与史静仪同居时，我第一次从延年口里听到他不满意“弟弟”的话。在此以前我也未曾听到别人说过不满意“弟弟”的话。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弟弟”，因为我们都跟着延年喊他做“frere”(法语——弟弟，第二个e上面有二声丿)。到莫斯科，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яблоке(俄语——苹果)，是为了他的双颊颜色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故事，则不记得。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王若飞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实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说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庆云。他也顽皮，好闹，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这是标准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优点和缺点。他是赵世炎的朋友，跟着赵世炎走到共产主义来，我想不是由于同乡的关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活动，广交游，尤爱接交外国朋友，虽口吃却不怕说话，到莫斯科后他比我们更早会说俄国话。“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会场就是他寻觅的：警察局里一个大厅。但是旅莫支部小组会中他受人批评最多。
袁庆云的同乡王凌汉更是标准的川老鼠。他是一个跛子，跟随世炎参加一切组织，最后加入“少年共产党”。开会时爱发言，但令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成立大会后，某次蒙达尔支部开会，尹宽说出他对于大会的感想，曾有一点说：代表中有些人并没有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同过去种种组织有什么不同。尹宽就举王凌汉做例。
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家兄弟，出发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时会面多次，大家厮熟了。王凌汉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会时我已经见了他一面。
以下三个人则是新会面的，他们从外省来。不错，出发以前，我已经在第二次大会上会见他们了。
佘立亚，一个湖南人，高而大，热情而强悍，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种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所代表的，则在他身上找不到踪迹。他开会时很少说话，因为没有什么自己的系统的意见可说；他诚心实意接受他人领导，奉了使命时是很忠实执行的。
高风，也是湖南人，也是热情而强悍的，但与佘立亚不同，即爱谈理论问题，从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学止都爱提出来同人讨论，可是我们对于这类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于是感觉了某种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内部刊物曾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张我们现在就规定一个日子向统治阶级宣战，到了那一个日子大家都要起来暴动的。
与高风形影不离的，是陈九鼎。他是河南人，这是十二人当中惟一的北方人。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工厂做工，为了喜欢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遂结合极坚固的友谊，不仅生活分不开，连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高风陈九鼎”，仿佛这不是二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高风是个强壮的农民模样，陈九鼎则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鸡胸。
以上八个人(袁庆云在柏林等我们)，连我九个人，连周恩来十个人，从巴黎北站坐车向德国去。我们买的是去柏林的车票，这个车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说我们路中可以下车游玩，只要不过三日，仍旧可以坐车去柏林的。比利时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有我们一个支部，那里的同志预先有信来，要我们路过时下车去看他们。我们去了，那里的同志，刘伯坚，熊渭耕等开会欢迎我们，领我们参观大学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记得是否在查理鲁亚城过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伦，下午换了车就走了，确是未曾在科伦过夜的。科伦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们一下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首先言语不通。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我们在科伦吃了一餐饭，共付五万或六万马克，这也令人惊讶。此时是德国通货膨胀初期，到了十月间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卖七百万卢布哩!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
到柏林，我们分开几个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复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时须经过一个森林，但有地道电车和架空火车可坐。我在法国未曾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不仅我，勤工俭学生和半官费生或自费生，据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国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厅弹钢琴。她们为了贴补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价租给外国人，不记得房租每月几个马克，但折算为佛郎，在法国也只能租一间恰配勤工俭学生住的房子罢了。熊雄自己烧饭，生活很俭朴，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称。他原来住在法国，为了与李鹤龄同谋暗杀陈篆，供给李鹤龄手枪原故，事发出走德国，但李鹤龄口供里并未牵连了他。这件事含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我到柏林时，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件事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诚实，无邪，纯洁，热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结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没有判断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克鲁泡特金。他永远是一身猎装，长靴，房间里挂着马鞭，每日临帖练习大字和小楷，好书岳武穆满江红词，早起，下雪，天未亮，一个人到柏林郊外很远地方踏雪去。可是，无论那一国文字和语言，他都学不好，说中国话也夹杂了很多江西土音。后来在莫斯科上课或开讨论会时，问他问题，他常常站起来目瞪口呆，最后声明：“忘记了”。
袁庆云和王若飞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国话说得很流利，他是我们惟一的翻译，没有他，我们只好做哑子。赵世炎听了德国话，说他有一点听得懂，因为许多地方同英国话一样，他想学德文，别人则对于德文毫无兴趣。我们是路过德国的，在柏林停下来，是为了办理去俄国的护照。当时法国尚未承认苏联，巴黎没有苏联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认识第三国际人员，那是张伯简，萧子暲，遗留下来的关系。护照办了许多日，我们闲着无事，由王圭和周恩来带着游玩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维尔塞造的离宫，但不及维尔塞多多了。
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
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莱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从柏林到莫斯科去有两条道路：一条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亚，从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条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陆，从那里坐车去莫斯科。我们选择了陆路。到柏林住满十天后，又继续向东去。经过波兰，立陶宛，没有停，直至列多尼亚的里加才停下来。我们是上午到的，须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车去俄国。这时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绿叶满树了，里加还是冬天气象。我们站在大河铁桥上，看见大冰块在河里缓缓流着。这里，法国话不通行，德国话也不通行，俄国话我们又没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国话比较通行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中饭时，赵世炎能够同仆欧说英语，旁边两个舞女也懂得英语，她们立刻同世炎亲热，要世炎和她们跳舞。世炎脸红了，这件事后来好久成了我们嘲笑对象。如果换上王若飞是不会脸红的，可是王若飞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国边境上，车停下来，行李都搬下来检查。这是第一次遇着检查，以前经过许多国境，虽看护照，却未曾检查行李。检查员知道了我们是东方大学学生，似乎未曾检查下去。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个红星。别的旅客又坐车去了，我们不能走，因为剩余的钱不够买车票。车站有人殷勤招待我们，允许减费或免费，但须请示什么机关，当日不能动身。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东方大学中国同学。这一晚就在车站上空车厢内过夜。
中国同学，在莫斯科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萧子暲，他是从法国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此外都是从中国去的，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是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的，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
旅行生活告终，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不仅从资产阶级国家初次到无产阶级国家来，而且从工厂生活过渡到学校生活。从没有系统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课程的读书和求学。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这十二人?
袁庆云，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出发，过湖南郴州时，传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风，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军阀枪毙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从黄埔军官学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济琛枪毙了。
陈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赵世炎，于陈延年被杀之后不久，也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佘立亚，也是这个时候死于杨虎手里。
陈乔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辉枪毙了。
王凌汉，一九二八年在无锡工作失踪，传说被土豪劣绅暗杀了，后来才发现他抛弃工作逃回四川去。
陈九鼎没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汉时代见过一面，做了什么军官，后来没有消息。
王若飞，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还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人的回忆。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时，我以为王凌汉，陈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传说王若飞为了左派反对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军于西比利亚，曾于回忆中发生比现在更多的感慨。那时，我想，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现在做俘虏的恢复了自由，而有几个人虽然失踪，却无确定死讯。确实战死的只有七个人，但也是超过半数以上了。
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比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比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觉，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罗觉。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大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人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人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0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K，Ⅱ．C．C·，“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цик ссср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K．M．T．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по 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K．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y．是“大学”第一个字母，T.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B．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到，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①了。
① 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赔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人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障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的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会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C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一“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惟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佘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来佘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大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志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资格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广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入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Hotel 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会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客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客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0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
郑超麟回忆录{下}——{下}篇与共运史党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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