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纪念婺源“回皖运动”六十周年(1946-2006)
■ 江 平
本文本身未必学术，但本文归述的这份情结，或可引发徽学家、社会学者们作深入思考而学术；情结本身或许无价值，但若有关部门通过文字而间接体验，在以后的政区调整中能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则本文也就具有劝戒价值。
—— 一萍自题
公元740年，唐朝置婺源县，属歙州；766年，置祁门县、归德县；770年，废归德县，歙州领黟、祁、婺、休、歙、绩六县——文史界常说的徽州“一府六县”，其格局实于此时既已奠立，此后就大抵稳定。
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婺源等六县共属一州府，长达一千多年。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如此悠久，宗族、伦理、方言、习俗、学术、经济等等各方面的联系千丝万缕。作为大儒朱熹故里，婺源尤其被全徽州人引以为荣；作为皖派朴学奠基者江永故里，近代徽州学人对婺源又多一份亲敬。于是，婺源被改隶江西不仅是婺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遗憾；对于婺籍学人，则更是“一页痛史”——笔者作为新生代婺籍学人之一，于此也深深体验。
在婺源“返徽运动”六十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综述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纪念一份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域情怀，也表达类笔者之晚辈的文化乡愁。
█ 我们的祖辈——民国时期婺源人的“回皖运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蒋介石出于军事需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9月4日将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婺人极不愿脱离徽州！婺源百姓、民间团体与旅外婺侨及团体群起反对，纷纷上书请免改隶。改隶一周年的1935年9月12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上，发表了《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力陈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窳败不堪”。婺人视改隶江西的日子“九四”为“婺民一页痛史也”。1946年，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群情激奋，又发起“回皖运动”，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
由于“回皖运动”当事人早已作古，现在很难找到详尽的记载，但笔者2003年在《江淮文史》上发表长文《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后，歙县长辈方少求先生特意寄来了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曾任歙县中学校长的耄耋老人程极平先生知晓的信息，并表达了自身对老徽州的情感，去年笔者又亲赴徽州故地走访过江达灼、孙思诚等老人，遂得知某些细节。
“回皖运动”是在徽州民众、尤其各地婺人普遍要求婺源返徽之情势下展开的，声势浩大。崇尚“理学渊源”、“读朱子之节，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徽州人向来注重文化根基，彼此认同感很强，何况徽州人对朱子故里婺源历来多一层看重，岂可割舍婺源？又何况在六县各有的“属相”中婺源恰恰属龙，怎堪龙脉分离？当时的省立徽州师范首任校长江植棠（90高龄的徽师校友柯敦厚对江植棠推崇备至）、第三任校长查景韩（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等婺源籍名士，是该运动核心领头人，各地婺源同乡会积极配合。作为屯溪茶市主力的婺源茶商更是满怀期望地参与，有的茶商公然在敬客的茶碗上刻印“回皖”，想必是用谐音，耐人寻味。孙思诚父亲孙友樵（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开着“怡新祥”茶号，就是参与者之一。即便政府已经将婺源划入江西，但各地婺籍商人并不认可，他们的名片、信封还坚持印上“徽州”或“安徽”字样。而整个徽州商帮也不承认婺源人是江西人，王振忠先生《徽商的一张身份证》（1999年11月1日《中华读书报》）记有上海“徽宁会馆”1946年为婺源墨商开具的证明书依然认可“同乡詹天骅”，即是一证。“回皖运动”时期，婺源县内一般乡绅与民众也纷纷响应，连笔者家父吃过的江湾月饼上也出现过类似“返徽”的字样，谐“返辉”也欤？一些学校大门口还贴出对联：“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隶赣，死不隶赣，生生死死决不隶赣。”甚至更有急切口号：“头可断，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六十年过去了，追溯这样往事，心情焉得平静？隶属调整乃常见行政举措，而一个县的民众如此强烈要求归属原区的先例，别地实不多见。据说“返皖运动”的宣言甚至拟照《国父遗嘱》云：“我安徽省徽州婺源县，向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程朱之阙里，中华之奥区。今日沦入赣人之手，实我皖人之第一大省耻。为今之计，必当唤起民众，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驱逐老表，恢复河山。”这样的言辞固然伤及赣人，但可想而知婺源人对徽州感情的深挚程度。
据程极平老人说，最终经江植棠等与婺源“明经胡”后裔、绩溪人胡适先生向蒋介石一再请求，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来婺勘察。台湾出版的胡适秘书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66页，记有胡适在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话：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按：原文如此）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经蒋介石同意，1947年8月16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休宁县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当时海阳、屯溪等地徽州人闻讯后的欢欣庆贺，更不必说婺源人自己心里那个高兴了。
1949年5月，解放了的婺源再次隶属江西省至今。黄景钧先生云：“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四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当时又把婺源划归江西。”查《徽州地区简志》与《婺源县志》，当时解放婺源的其实是“二野”部队，而屯溪那边，也是“二野”三兵团进驻。8月“二野”留驻婺源的工作人员要开赴大西南，才由“四野”部队派员来接管。这里面，转给“四野”接管的具体原因是个谜。程极平老人有陈述：“到新中国成立时，徽州专署已决定派杨建图（后任徽州专署教育科长）及歙县的吕卿等人前去婺源接收。不料江西方面领导人已经接收了。婺源县的归属问题从此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 我们的父辈——新中国第一批婺源学人的“返徽”心愿█
婺源的归属问题，江植棠、查景韩等笔者祖辈学人为之奔波得愿而终究落空；解放后，作为曾经在旧政府学堂任职、与胡适之类旧文人有染、又多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他们，面临风云变革，显然不再能出头。哪怕受政府重任的，如婺源人、现代中医名家程门雪，身为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即便也深怀徽州情结一直自称“皖南程氏”，但在那样的气候下也不敢如昔日的江植棠那般直言。
待到我们父辈时，都已在政治挂帅氛围下生存。贫苦出身的一般民众政治上获得了地位，对政府绝对顺从，原本于徽州文化了解就少、加上盲目反封建的思想灌输，更关键是原来与徽州的经济联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完全没有了必要，于是造成他们急着返归徽州的心情相对松缓了。
制度更替，然而，千百年相沿的崇文尚礼的民风依旧。婺源周边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先动粗的也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并非空穴来风，隐在矛盾至解放后依然是存在。我们父辈的一般民众至少从民风上还是对江西不尽认同、而于徽州每每怀念的。即便在隶赣已经半个世纪的2001年，凤凰卫视在婺源摄制《寻找远去的家园》电视专题片中的记者到婺源采访时，老辈的村民还说：“他们是老俵，他们冬天在房间里烧这么大的柴火取暖；我们用小火炉，手炉。……过去挑担，这里到屯溪每四里路就一个茶亭，徽州都一样的。他们江西就没有，江西卖都不卖给你吃。”或许语气中对江西似有成见，但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实，正可见连不识字的婺源老农民至今仍视江西为“他乡”而对徽州风俗尤其自豪，遑论文化人了。
义务教育使得我们众多的父辈能上学，但不再是读私塾的经书，而只是识字、诵读革命语录，或者学工农基础知识；只有那些幼年在书香门第中略读过诗书、爱好文史的少数父辈，以及聪慧与机遇兼得、文革前大学毕业或文革刚结束以大龄考入大学终于了解到昔日徽州才俊之星灿、文化之辉煌以及我县与徽州历史文化渊源的少数父辈，才会情不自禁时常在内心深处喟然长叹：“婺源的归属问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这正如曩昔负笈于民国中央大学的程极平老人的叹息，这更是查景韩的儿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查秉枢先生的叹息。也许是因为父亲查景韩是民国年间婺源“回皖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尽管查秉枢先生已经退休，但他一直怀着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婺源返徽”的心愿、至今仍在致力于此。
有别于旧时的“回皖运动”，“婺源返徽”又多出一层心志。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消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将绩溪划归宣州地区。如果说失去婺源的徽州只是残缺的徽州，则自此日已经不复徽州！——“婺源返徽”的二层心志：其一，恢复地级政区“徽州”； 其二，婺源与绩溪同返徽州、恢复“一府六县”。
绩溪是婺源的“难弟”。 绩溪的父辈学人类似的返徽心愿同样感人。2005年夏，笔者游访绩溪，与章亚光老先生面晤。章老怀有强烈而深挚的返徽心愿，从绩溪划入宣州之日起，这位坚韧的长辈就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返徽心愿奔走疾呼！他将自己近20年里大量的文稿与信访材料编辑成册印行，笔者读之，感其哀鸣，每掩卷浩叹。章老退休前是法官，他的《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一文（《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社科版第1期）批驳支解、消亡“徽州”之种种不合法与诸多弊端，有理有据、论述得相当充分。
要求“恢复徽州”的论文、呼吁、提案在安徽省内已经很多，正式向中央一级提交的提案则似未见；2006年——在婺源“返徽运动”60周年之际，终于有了新进展。1月9日、10日《北京晚报》连载黄景钧先生的文章《婺源归属》，该文结尾：“我建议将黄山市改为徽州市，置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归徽州市管辖，这对于发掘、发扬徽文化，振兴皖赣经济乃至振兴我国中部经济都是很有帮助的。”徽州故地学人奔走相告，《新安晚报》迅速就有响应文章。
黄景钧先生1937年生于婺源，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央民盟法制委员会主任，至今连续三届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在政协提交提案掀起了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同年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收容遣送办法》。2006年3月，黄景钧、弥松颐正式向全国政协联名提交提案《关于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建议》。
这个提案重点分析了恢复徽州后的经济或社会意义。在政府眼里，权衡问题的主次顺序一般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学人提案，“政治”当然也可以提几句，但用不着学人多说；如果主要提“文化”情结，刺激政府上层官员作为人之常情的那根心弦，用处也不是丝毫没有，只是政要们往往不会很当一回事；所以，强调“经济”意义，不失为提案的一个好支点。我还认为这个提案的重要作用，在于以正式的形式使中央听到民间（当然主要代表着学人）的呼吁。不要说黄老等老一辈学人，就是我们这样的小书生也心里也明白，中央单独为恢复徽州而特意调整相关区划的可能性极小，除非乘着全国性的区划改革之大风。但如果中央听不到足够的民间呼吁，即使有大风来了，上层也未必会考虑徽州故地这一块的特殊背景而做什么调整。随着民间合理性呼吁的上达，一旦全国性区划调整启动，婺源与徽州别县的团聚就极为可能。基于这一观点，一萍认为该正式提案不管能否在近期落实，均有重要作用。当然，该提案骨子里深浸着的，显然还是文化情结，这才是实际的提案动因。黄老等是长期生活在京城的老一辈学人，有生之年相对有限，他们的某些心情也更急切一些；弥松颐先生不是徽州人，但他理解徽州人的情结并参与呼吁，很值得敬重。
█ 徽州，我们的故乡！——新生代婺源后学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
昔日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中，习俗、文化、历史三方面的依然存在。婺源至南京、上海、杭州的客车一直就是穿过徽州故地的；高校扩招与民工潮，使得近10年来大量婺源青年沿途目睹到唯有徽州故地的几个县才与我县风物相似，甚至误认某村是故乡。随着婺徽、徽杭高速公路的通车，我县经济上与屯溪一带的联系也将更趋紧密。 2003年秋，笔者以婺源后学身份在《江淮文史》季刊发表长文《徽州,我们的故乡！－－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或许是建国后婺源人第一次系统地梳理我县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公开地表达徽州情结。作为作者，我只是想陈述事实、表达一份真切而特殊的文化情感；这样的“情结”值得学术界研究，对于行政规划来说，也不无劝戒意义。
后来，笔者才知此文被很多徽州前辈读到，并有若干老先生特意来信“深表同感”并热情鼓励，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本身也至少表明两点：首先，“徽州情结”为六县学人所共有；其次，徽州前辈学人也许曾担忧“代沟”会割断心志的传承、担心时间将使后辈逐渐认可现状，而笔者这类徽州后学的徽文化情结使他们感到了安慰。细细想来，或许还另有隐在的第三点：徽州别县的前辈学人对于被强行割离的朱子故里、徽州师范创始人江植棠故里婺源，原本就多一份追怀、多一份悲情，何况入赣已经半个多世纪、料想新生代婺源后学并不会对老徽州有感情，而笔者的“渊源与情结”文字令他们尤感意外，于是更多一份别样的欣悦。
徽学、“徽文化热”方兴未艾，直接引发一般婺源青年对“一府六县”认同的,是不断推出的介绍徽州的电视片；文化界的婺籍后学则主要凭着书籍图册与互联网深化了对徽州文化、对家乡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之认识。身在家乡的婺源后学，多在文教系统,均不同程度怀有徽州情结。中学的青年历史教师更利用专业、职业以及互联网优势，积极普及与讨论徽文化。清华中学教历史的吴老师，骑摩托车踏遍徽州，拍摄大批照片，还写下一路的随想。到绩溪时他写着：“特意选择来上庄是因了胡适的缘故。……当年婺源回皖，我们需要感谢胡适。徽州的概念正慢慢地从一般民众脑子里淡薄下去，恢复徽州地理也遥遥无期，一般的年轻人对徽州的认同也在逐渐淡漠。今天还有胡适这样的人吗？” 身在外地的青年学人，怀乡尤切，更亲身感受到徽州这块区域较之别地之诸多可贵。笔者周围的学生、同学、同事们无不是从我口中，才逐步了解徽州。甚至他们也有“染上”徽州情结的，总嚷着要我带路到徽州故地探访。短短数年内，婺源旅外后学自办的网站多达一、二十家，抒发乡情不足为奇，但无不关注“徽州”、甚至特劈专栏极力宣介徽州文化，这就实属罕见，非情结而何？ 婺源后学的徽州情结是以严肃的“徽州”概念为前提的。婺源学人盼望返归的是一府六县的“徽州”，而非“黄山”。此外，“徽文化”、“徽商”乃徽州文化、徽州商人的简称，但至今仍普遍被有意无意地误解、泛化作安徽文化、安徽商人（连冯骥才都如此。他责备合肥：“你们是如何体现徽学文化的……徽学之大，也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合肥这个城市的记忆到哪去了？”——见冯骥才的博客《冯骥才：合肥难见徽文化》），婺源与徽州别县后学多人进行批驳。徽州文化重镇的婺源，近些年又不断遭遇“赣文化”的挑戏，偶有江西人有意把婺源说成“赣文化成员”，甚至某学者出版“赣文化”书籍却把婺源村景作为封面。对此我县后学不能容忍，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乡的同学、同事、网友或众多来婺源的游客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们只是徽州文化。一批兼涉文史的我县后学，在各网站与江西网友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论争。甚至去年11月7日在婺源举办的中国乡村文化旅游节上，“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回答听众提问时，称婺源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很深，不是单一的徽文化。”（2005年11月9日《新安晚报》吴永泉文章）话外音或指婺源文化已经兼姓“赣”。这一言论迅即引起亲临现场的童生、小齐、小潘等婺源青年的强烈反应、数小时后就在网上“控诉”，引发徽州与婺源两地数百位网民热烈讨论。尽管表面上冯先生没有全错、只是不该说“很深”，就此批驳显得过火，但这事毕竟体现了我县后学徽州情结浓重的程度。后来，小齐老师还找到冯下榻的酒店，写下一段话：“……婺源，是徽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真诚的希望，对于昨天的讲话，只是您泱泱如大海般学识中尚未探测到的一个盲点而已。”落款：“徽州婺源人即日”托值班小姐交到他手上了。我县还有毕先生、“婺”、“故园徽州”、北风、胡毅、洪鹏等人，均怀有炽烈的徽州情并不失时机地宣传徽州文化。
凡此种种，是缺乏文化情结或不曾体验文化乡愁的一般旁观者难以理解的,而徽州学人是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婺源的意义就像是曲阜对山东一样：把朱子故里割掉，徽州文化就就没有了根基。更不要说一旦失去考水、失去何震、失去江永、失去砚石等等，徽州明经胡、徽派篆刻、徽州朴学、徽州歙砚也均失去了依托。一方风土养一方人，近几年来“一府六县”的后学们彼此认同已成事实，婺源后学每在网上与徽州故地青年后学交流乡情、共同讨论徽州话题，甚至有过若干次自发的县际互访、联谊活动。即便是在分隶两省时期生长的新生代，彼此认同感依然如此强烈，根本乃在共同的文化传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休宁人吴浩（近年出版《徽州少年歌》、主编《徽州人文读本》），徽州情结十分强烈。他在2005年北大研究生暑假赴徽州支教前夕，来信诚恳征求笔者的意见并又特邀赴休宁开设讲座。笔者在回复中论及如下几点：
其一，徽文化不仅包括通常所指的徽州故地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现在和将来徽州六县范围的文化、以及旅居外乡的徽籍人士的成就。（至于祖籍徽州人以多久仍算徽州人为宜？难有确数，大约六、七代是可以的，而如果几十代之后其人仍自称徽州人，则完全可以、也应该将之纳入徽州文化范畴。“籍”和“贯”在古时不是一回事——“籍”是当下的落籍，“贯”可以大致理解为宗族原籍。如果有人在说自己是某外地人时仍要特意提起自己是徽州贯，也可以纳入。）
其二，常人一说徽文化，总是只想到既有的学术思想、建筑物产、语言习俗、徽商等等，这其实不够。文化是发展的，当代徽州人哪怕不事文科而是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他的成就均是当代徽文化之组成部分，至于今人成就是否留得下以成为将来人眼里的徽州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是要看他成就的价值或影响了。其它风俗、经济等等方面当然也是发展的。但变化不等于发展，一些既破坏了好传统又没有新成绩的乱变化，就只是败家子行为。比如住宅的内结构与设施的改进是应该的，而全盘洋化的毫无特色的房子一度泛滥，后果就堪忧了。
其三，若请人士来徽州讲学，不必限于只宣讲徽州历史文化，讲其它专题，必然有助于徽州青年的成长、有助于将来的徽州出更多人才，所以依然也是在间接、潜在地助益徽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譬如“浙东风骨”就是有意义的讲题，能借以反思徽州地域人群某种程度的“精神缺钙”。尽管人们对浙东人的“犟执”褒贬不一，但在笔者看来总体还是很好：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开始，一直到蔡元培、秋瑾、鲁迅、马一浮、马寅初、潘天寿……一直到我亲身接触到的不少绍兴与宁波籍教授，其坚毅之精神尽展无余，那是一块有“风骨”的土地！“秋风秋雨愁煞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真切情彩之外，更可贵的是他们执着的理性光辉，浙东成为令全中国的有识之士普遍尊敬的方域。—— 近代史上浙东所出的卓越人物很多很多(当代的四川也颇出了些“风骨书生”，如吴丈蜀、魏明伦、卢跃刚等)，相比之下，近代徽州出的实在不多。固然有社会经济与偏居内地等因素，但与徽州“忠孝”“仁礼”等理念较之科学、民主等新观念已经相对落后，难道没有关系吗？“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徽州先贤陶行知如此强调“真”，可惜徽州人并没有普遍弘扬这一可贵精神。对照众多浙东英杰依于真理的“犟执”，徽州人在俗议与乡愿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更易于为维护“和气”而背离是非原则。绝不可自欺欺人地将此归在所谓“仁”“胸襟”“博爱”里而自以为高尚。我们徽州人最缺的绝不是情、不是善、不是仁、不是恕，而是缺乏对何时向怎样的人事才应该投之以情、以善、以仁、以恕—— 缺的是“真”、是“理”，是风骨中的“钙”！比美更高的是善,比善更高的是真,比对真的认识更高的是犟执于真的行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非（也即求真）是第一位的。什么“气度”“宽容”“和为贵”……之类，如果要顾及，那也应该在是非对错判明之后、到考虑如何处罚时，再看有无认错或道歉情节而适当斟酌的；如果一开始就搬出“气度”“宽容”之类俗理，则极大干扰了求“真”。如果维护明知故犯、犯错不改的行为，片面浑谈“气度”“宽容”“和为贵”，那国人还恨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干什么？那些动不动就断章取义地搬出古人“气度”“宽容”“仁和”之类来破坏正常论辩的浑谈者，为什么偏偏忘记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当代徽州青年，在忠孝仁礼之外，实在应该把目光更多投向科学、民主等理性精神。少一些乡愿，多一点风骨。 其四，网上论坛中有徽州后学表达过普遍性的迷惑：“我们怎样才算是在为徽州文化做贡献？”笔者以为，就当今的徽州青年个人而言，充分发挥自己的具体能力与便利，尽可能为家乡公益出力（比方网上徽州论坛的建立，比方随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宣传徽州文化），或各自既注重精神操守有所不为、又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精益求精有所作为，一旦越来越多的徽州人都作出突出贡献，外乡人自然会象我们称赏犹太人智慧那样情不自禁地称叹：“徽州人真厉害，人品、才干都不错！”则徽州的形象也就光大了——这就是我们徽州青年的目标，在此目标上人人可以做贡献，你我的成功就是对徽州的贡献。树立徽州的形象要靠一批人，而不是个体，因为一个人是形成不了“场”的。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各方面都出些人，那样才支撑得出新徽州形象。这方面，浙东也是范例，如今的浙东俊杰也已经形成了“场”。
笔者以上认识，体现着部分怀有徽州情结的婺源后学对徽州本邦文化精神之自觉反思，每一时代都将有类似的徽州青年有志于赋予她新的光华——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徽州，已经支离；作为一个官方地名的徽州，亦已“作古”；作为一方独特文化的徽州，她是美人永不迟暮！
█ 结语█
徽州籍知识分子，普遍追怀徽州入骨入髓，普遍不愿它的光辉被消解，普遍盼望恢复昔日一府六县的徽州。由于被割入文化差异明显的江西，婺籍学人对家乡与徽州文化的怀念又较徽州别县来得复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在新一代婺籍学人心底悠悠长存。新华社湖北分社的余先生叹曰：“我是流浪在他乡的徽州婺源人，最愿和徽州人为友。今日我们只能在文化上、精神上把婺源归于徽州，何人何力才能让婺源重返徽州版图？”近日又听一位婺北山乡的“秀才”说：“虽和徽州割离了五十多年，我们仍然是徽州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般江西人反感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不难理解，作为一种争鸣观点，是可以的。江西文化也并非都尚悍，远的不说，光宋以来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胡铨、文天祥……方志敏（笔者认为他是儒帅）、陈寅恪等也可谓文人辈出；况且，即使婺源返徽、徽州恢复了，也未必就会更加富强。政府早已兼顾学历任命官员，有的江西官员在某些具体事情上带有学人风范。婺源县委宣传部长汪女士在婺源网首期在线访谈时，对一位网名就是“故园徽州”的朋友提及婺源与徽州话题作回复说：“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希望我们大家进一步探讨、研究，不是简单的回归不回归的问题。”（引自县政府网2006年1月23日发布稿）这样的回答，是合乎官方语境的，但也是开明与睿智的。
当然，婺源学人自有观点，至少笔者认为：
一、文化情结属于“信仰体系”，不是人人必尊的科学体系，更不是功利体系。情感之事，不必勉强。你若信仰则重要，你若不信仰，则什么也不是。略如一个特色家庭的兄弟姐妹因故失散多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再聚，则聚；如果你心底已经没有亲情了，不仅可以不聚，甚至可以不去怀想曾经的家庭。如果没有情感、仅仅从功利上考虑聚与不聚，这样的事也很符合当今“时务”，尽管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学人往往有所不为。文化情结，相对而言“书生气”重一些。
二、徽州情结是一种新出现的、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它本身就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徽州从婺源被两度划出开始，又经历了文革摧残、绩溪被划出、更名黄山等一场场凄风苦雨……在“徽州”政区早已消亡、婺源更是长期离散的今天，徽州故地的众多百姓尤其是大小文人，还怀着如此深切的“徽州”情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南宋时期被金人占据的江北人的故国情结，那是另一性质）。这样的情结，其实也是折射出我们徽州人灵魂深层的某些东西。因为我们是这一现象的承载者，所以我们自己未必尽、识庐山真面目，敏感的徽学家们迟早会关注并可作深入的研究。
三、婺源归属问题是政府行为，中央决策一般会从大局着眼考虑更多。即便恢复徽州，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新问题。如果有人觉得现状更好，固然也可以各抒己见。然而，学人表达文化情感总是可以的。“徽州”虽然与行政有关系，但我们今天说徽州情结时，“徽州”其实已非一般的行政区域概念，而更是“文化区域”概念了。
一方故土，三代学人，一个情结。1946－2006，整整六十周年啊……（完）
2006年4月 江湖一萍
《江淮文史》2006年9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