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澳州维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关于捐献人体器官征文比赛有了结果。我的文章的落选没有出乎意料。但落选的理由却很搞笑:说是我宣扬了好人换了坏人的器官就变坏了。如果评委不是小学文化水平,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在这之前就有关于比赛背后操纵的传言。这是澳洲华文文坛史上评委集体“弱智”的最无知的评选了。
其实,获奖与否对我来讲已并不重要。是鲜花何必要插在牛粪上?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如果我师友的在天之灵能读到我对他们的深深地怀念和敬意便无憾了。让我感到坦然地是:我又对自己的“器官”作了一次深刻的理性解剥和刷新。让我感到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对澳华文坛上的不正之风说:“不”。我不止一篇文章被当地的华文报刊拒之门外,因为不“叫春”不媚俗,不吸引眼球。我知道,今天的举动是对那些“文化流氓”没有脊梁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文霸”的又一次的挑战。真谬不分,没有职业道德良知;鱼目混珠,出卖人类灵魂;急功近利,只图蝇头小利。使墨尔本某些“唐人街文化”成了澳大利亚阳光下最不可见人的死角。这个社会太需要有正义感,有胆有识,敢于向邪恶作坚决的斗争的好人。我希望自己成为一条导火索,由此爆发出正义的声音,要在爆发中诞生,决不在在毁灭中“失声”。
在大别山区为工程兵演出扮演小常宝
愿好人重生---也谈捐献人体器官
七十年代。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普及革命样板戏。我们《智取威虎山》剧组从部队基层抽调了不少有文艺细胞的战士参与,扮演诸如“群众甲”“土匪乙”的角色。“常宝爹”的扮演者就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蛋子”,他个子矮胖不说,还长着一幅娃娃脸。天知道怎么会选他当我的“爹”。《深山问苦》是整个剧中的重头戏,女扮男装充哑人的常宝在她的经典唱腔《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之前,要哭喊与她相依为命的“爹”并扑到他的怀中。可是每当戏一排到这里就“卡”住了,我不可能素面朝天的就叫爹,凭什么?就是不叫,转身就不干了。这时候“常宝爹”就像霜打得茄子,敢怒不敢言。
扮演杨子荣的巩义明同志是一位资深演员兼这部戏的导演。是我们演员中年龄最大的。他敬业,刻苦,在排练中一丝不苟,他言传身教,对戏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动作都要求严格。我却成了他最大的“麻烦”他知道我不是不会做,不是做不好,而是根本不想做。他是唯一相信我能做好的人。彩排逼近了,军区首长要来审查,可我却没有一点长进。要求换人演“常宝”的小道消息不断传到我的耳边,我还是我行我素。巩导演几番“敲打”无奈,下了军令状:只能演好不能演砸,不然请你吃“毛栗子”,我也指天垛地的发誓不会让他失望。演出就要开始了,巩导演没有去应酬首长们,却把我叫到后台,语重心长的讲解苦大仇深的剧情,帮我分析人物的心理状态。他心中有底,我是属于那种有爆发力的演员。
当我撕心裂肺的喊出“爹”的那一刻,我想,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我甚至看到“常宝”爹眼里感激的泪花,因为像他这样虽然有名有姓的小角色,我的成功才能反衬他的成功。红花绿叶嘛。演出得到军区首长的赞赏并指定让我们下部队巡回演出。巩导演更是乐不可支。他还是给了我一个“毛栗子”说是奖赏。在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上,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后来,我因为莫须有的“思想作风”问题,离开了剧组,转到军事医校上学。几年后,我在军区某总医院工作。一天,肝胆科的护士小吴慌慌张张的跑来找我:你快去看看吧,我们科来了一个重病号,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演杨子荣的。我放下病历就来到病人的床前,没错,是巩导演,肝硬化引起的腹水,昏迷,已经不醒人事。“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小吴小心翼翼地说。听送他入院的战友说在连续两个月的巡回演出期间,他隐瞒了病情,忍着巨大的肝痛,坚持为战士们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这就是我们坚强的战士,这就是我们铁打的兵。我不顾一切的冲进肝胆科汤主任的办公室,语无伦次的哀求道:主任,求求你了,救救他,他是一个好演员啊。汤主任沉痛地说: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挽救他的生命,失职呀!此后的几天,我下了班就守候在巩导演的病床边,输液打针,精心护理。可是我很清楚,无论我怎样做都没有回天之力。那时候,换人体器官真是天方夜潭,想也没有想过。如果是今日,我愿意献出我的部分肝脏。让好人得到重生。
巩导演还是走了,走得那么平静,坦然,似乎没有一点痛苦。我向肝胆科的护士长请求为他作最后的美容,我特地买来戏剧油彩,认认真真地为他上妆,替他带上那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扬子荣”《打虎上山》的英姿不时地在我眼前闪过。
没有想到会梦想成真,今天,移植人体器官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很多健康的人甚至包括身边的朋友,义不容辞的愿意献出自己的人体器官让需要的人重新获得新生。他们在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同时,无怨无悔的捐献出自己的血肉为了挽救互不相识人的生命。这是崇高的思想境界。正在考虑自己能捐献出哪种器官时,却在06年12月19日英国BBC电台《探索与发现》节目中听到这样一则消息:在美国,有一个良家女子,一直本本份份的生活着,自从换了一个行为不轨的女人的心脏后,却变得风骚起来,生活也变得杂乱无章。有一个性情开朗的男子也在换了一个心脏后一直由于寡欢,甚至想到自杀。为此他把官司打到了法院。(据有关专家认为:人的细胞记忆功能不仅在大脑,在其他器官也会存在。)当然了,法院是否受理;相关的法规是否因此而出台;捐献器官人的档案是否从此加上有关道德的鉴定,不得而知。然而,科学在飞速发展,不断地将人类的奥秘揭示出来,不得不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审视现实,责无旁贷的做出选择。此时我就在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要从我做起:如果我要捐献眼睛,希望得到它的人有一双火眼金睛:能看清是非,明辨真假;如果我捐献心脏,我希望得到它的人,能善良宽容,正义凛然;如果我捐献肝脏,我希望得到它的人,能够肝胆相照,豪情侠骨;如果我捐献肾脏,我希望得到它的人能够去除糟粕,排除邪恶。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思想行为传递着比人体器官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身智健康”,这个社会更需要有勇气,有胆量,正直和坦诚的好人。
巩义明走了,雷健生走了,沈同衡,詹同老师也走了。这些曾经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印迹的好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对我起到过“换心换肝”的作用。使今天的我虽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人,至少是一个心怀坦荡,古道热肠的人。
人体器官可以更换,大自然的规律却无法抗拒,只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是永恒人间,世代相传的。追思昨天,庆幸今天,是为了期待明天。谨以此文向所有捐献人体器官的自愿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祝好人好梦,好人好运,好人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