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学校，继续到码头上扛大包。
大约到十月中旬，上海港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们结束了装卸工的生活回到学校。一天我正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字报，我们系的总支副书记T老师似在无意却是有意地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道：你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已经来了几次，说你干扰他们单位的运动，要揪你批斗，我们已经挡了几次，你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避？到哪儿避？我不能回岛上，那无疑是自投罗网。我也不敢回老家，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正在那里搜集父亲的反革命罪证。我想越是僻静的地方越是安全，我决定去农村，因为眼下正是三秋大忙季节。
说也凑巧，还是系里的那个红卫兵头头又把我们召集起来训话：再给你们一个革命的机会，到青浦去支援三秋。这在无意之中帮了我。我们一行十几个人来到青浦县的一个公社接待站，大忙季节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被分派到各个生产队。
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个中年妇女，大家叫她翠花大婶，她把我安排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尽管简陋，但很安全，我像一只受惊的小鸟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青浦县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尽管已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但还是留有“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痕迹，村里随时可见鼓着大肚子的男人。村里的男劳力少，我的到来无异给队里增加了一个壮劳力。我参加了割稻、脱谷、扬场、挖沟、耕地，每样活儿都干的像模像样，有板有眼。我的能干赢得了贫下中农的欢迎，更赢得了翠花大婶的赞扬。一天收工，大婶招呼我说，今天上我家吃饭，给你改善改善。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她家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她的丈夫死于血吸虫病，和女儿小翠相依为命。小翠比我小两岁，应该是 66 届高中毕业，但由于文革的发生没能考大学。
在那段日子，我只知道干活，而且最害怕下雨不出工，因为只有干活才能使我集中精力，忘掉一切。但是不管我怎样用超负荷的劳动来“麻痹”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还是异常地活跃。一到晚上便默默地想着心事。我思念着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含辛茹苦的母亲，左脚骨折的小弟和只有 7 岁的小妹，还有 G 。一想到她，我的心就在喋血，就隐隐作痛。和 G 的分手对我的伤害极大，我成了一个既不敢爱别人又不敢接受别人爱的人，以至使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言爱，处于感情的冰封状态。
地里的庄稼活儿有的是，如果不是传来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真的不愿意回校。
返校前夕，我向翠花大婶告别。翠花大婶特意做了几个菜为我送行，她不住地给我夹菜：孩子，多吃点，看你瘦成这个样子，让你妈妈看见了，不知道有多心疼。这一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滚滚热泪。
“江南，你不爱说话，我猜测你一定有难言的心事，你的眼睛里满是忧伤，我就看出你一定有很多的伤痛。你想哭就哭出来吧，也许好受些。”
在这对善良的母女面前，我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翠花大婶沉默了一会说道：江南，如果你将来真的无处可去，你就回来，这里就是你的家 ------ 。
不用她再说下去，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慈母般的大婶。
第二天，我踏上了归途，我看到小翠母女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我挥手，直到我走出很远很远，消失在大路的尽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