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欠成熟的伙伴“绕礁”而行

2007年1月17日，中欧领导人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将双边关系推入了里程碑的一刻。中国外长李肇星与到访北京的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Benita Ferrero-Waldner）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中欧伙伴关系协定的实质性谈判。据称，这份中欧伙伴关系协定将取代1985年的中欧《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总纲领”。

有意思的是，这一消息不仅在中欧之间反响积极，一旁观望的美国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担忧。华盛顿的学者透露，美国人心里有底：中欧伙伴谈判不会动摇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铁栏。

“我完全相信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了。当然，双方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很多困难要解决，但是中欧都能克服。从1985年以来双方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以来，就已经奠定了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欧洲问题研究员戴尔特·戴特基（Dieter Dettke）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本刊走访的几位专家都认为，中欧伙伴关系虽然谈得热乎，但是不会促进对华军售解禁的步伐。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 Policy Centre）研究员阿克希尔·博科夫斯基（Axel Berkofsky）博士将之解释为：主持对华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对此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欧盟各个成员国才有解禁军售的权力。因此，就算对欧盟委员会施压也没有什么用，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从外部压力而言，美国的反对是欧盟不可轻视的因素。曾任美国驻英经济参赞的麦克尔·卡林格特（Michael Calingaert）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虽然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力量上升最终会使它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但是美国并不担心欧盟因此和中国走得过近。因为在欧盟的外交议程表中，跨大西洋关系永远是处在首位的。”

欧盟的两套班子割裂了中欧“伙伴”关系 中欧双方没有为伙伴关系的谈判设立时间表，但此协定一旦达成，将涉及双方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来往，还将覆盖农业、交通、教育、科技、信息、安全、反恐、环境和能源等二十二个中欧已展开对话合作的领域。按戴特基的话说，中欧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就在经济上。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充分发展的市场，占世界贸易量的35%。中国则是欧盟最大的资源进口地。目前，欧盟27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330亿美金。虽然双方在经济上也有竞争的地方，中欧之间就贸易逆差的问题争执不休，“但我想中欧都意识到在经贸交往中的相互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戴特基这么说。

中欧共花了三年多的努力，通过各类双边会议和研讨会来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合作，才走到今日这令人欣喜的地步。然而，美好的远景也有模糊之处，中欧对伙伴关系的未来思路不尽相同。 “中国希望中欧的深化合作既发生在经济领域，也能延伸到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但欧盟则有不同的想法。在此次伙伴关系的谈判中，他们更重视的是对华经济关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跨大西洋关系中心研究主任艾斯特·布里默（Esther Brimmer）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博科夫斯基这样描述：中国希望与欧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欧盟委员会则试图将“战略”关系一词解释为“全方位的”（comprehensive），而非美国人担心的，即欧盟试图和中国建立军事上的战略联盟，以削减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 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博科夫斯基给中欧谈判浇了一盆冷水：“谈判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欧洲最近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件，非常直接地对中国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批评。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欧盟会发布这么严厉的文章。我想，中国会希望伙伴关系的谈判慢慢进行。”在博科夫斯基看来，中国不会完全向欧盟妥协，伙伴协定到底能谈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何影响双边关系，目前还很难说。

另一边，熟谙欧盟内部事务的布里默则将欧盟的小心翼翼归结为其权力有分野。 “欧盟有27个成员国，领导机构是双重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主管经济问题；而被称为‘首脑会议’的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则主要负责对外的战略和政治关系，各国都有权表达自己国家的主张。但现实是，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对华外交政策，”布里默解释说。 纵观欧盟的内部架构，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讨论欧洲联盟的内部建设、重要的对外关系及重大的国际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与之不同，欧盟委员会 (Commission of European Union) 则是欧洲联盟的常设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理事会做出的决定，向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报告和立法动议，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代表欧盟对外联系和进行贸易等方面的谈判。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的权力分配使得其对华关系出现了政、经分野的特点，在对外的领导形象上也是混合型的。在处理对伊朗的谈判时，英法德三国首脑代表欧洲理事会出席外，也会拉上欧盟委员会的代表，算作整个欧洲的领导层。基于此，欧洲问题的专家们并不认为中欧关系已经成熟到可以用“战略伙伴”一词明确定义。

“欧盟各国对是否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分歧重重，而此次和中国展开伙伴谈判的则是欧盟委员会的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这已经是无言地声明了此次谈判的重点－－经济伙伴关系，”布里默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戴特基承认，中欧双方的伙伴关系谈判并不会容易，欧盟也不会是个好对付的谈判对手。但他并不倾向于将“战略”一词和伙伴关系分离，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既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扩政治层面的对话。 “实际上，中欧在人权、法治方面的对话已经开始，也应该继续。所有的问题双方都可以坐下来商量。”戴特基说，“我认为双方都意识到，中欧的共同利益要大于分歧。因此，像武器禁运等敏感的分歧，双方都能想办法克服，伙伴关系一定能成功地建立。” 解除禁运更加渺茫 在中欧的经济、政治双行道上，赴京谈判的瓦尔德纳女士并没有带来打开中欧分歧死锁的钥匙－－对华武器禁运。这道锁从1989年开始，一直为双方关系制造着隔阂。欧盟提出的三个解禁条件都和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但在中方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武器禁运本身就该被抛到历史的尘埃中了。

“武器禁运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既包含了经济利益，也是严肃的战略问题。但就目前的情形看来，它仍然是个政治层面的考虑。中欧双方的分歧仍然深刻。”布里默分析说，“欧盟不愿触碰这个‘死结’，他们想要的是，绕开这块拦路石，从经济层面谈伙伴关系。” 过去几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经主张要结束对华武器禁运，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政策，不再适应中欧双方日益增进的战略关系。但是，其它的欧盟成员国则以人权问题反对废止这一禁运。同时，美国高举双手制止法、德这一“危险的想法”。

如今，欧洲内部的政治形势则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德国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是欧盟现在的轮值国主席。她明确表示柏林无意改变对华武器禁运的现状，其态度与其前任施罗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法国，已变成“政治跛鸭”的希拉克任期即将届满，而2007年5月大选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则都没有打算继承其解禁的政策。同时，外部压力也不容忽视。日本首相安倍最近刚刚造访欧盟，力促他们保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并称“北京的外交政策方向不明朗，军事又不够透明。如果欧盟要结束对华武器禁运，将对东亚地区产生负面的影响，给日本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欧洲）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华武器解禁比过去的希望更小了。”布里默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如今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担任访问学者的卡林格特则从大西洋彼岸的反响表达自己的担忧：“美国强烈反对欧盟撤销对华军售的政策，到如今始终没有改变。欧洲很清楚美国的态度，不会因为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就在这一问题上敞开大门。” 布里默进一步分析说，刚刚坐稳国会山的美国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关心人权、军事贸易和武器出口的限制。“我猜想，美国会比过去更加反对欧盟在这一问题上松口”。 然而，熟知中德关系的戴特基则愿意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欧伙伴关系不仅是中国和欧盟整体的友好发展，也包括中国和欧洲单独某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中国和德国就在各个领域接触融洽，共同解决问题。戴特基承认，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确比施罗德犹豫，不愿在军售解禁的问题上松口，但他仍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逐渐解决的。 当然，让中国完全接受欧盟在人权等问题上开出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博科夫斯基预测，在与欧盟的闭门会谈中，中国会推动欧盟不要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置喙，转而商谈双方的经贸议题。 事实是，瓦尔德纳到北京谈判时，已经避开了军售问题，而将主要目的定位为劝说中国加入欧洲发起的环保活动，为提高能源利用率，控制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以降低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 欧盟和中国曾在2005年9月签署了《气候变化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旨在依靠欧盟的技术支持，实现中国煤炭工厂到“零污染”排放的目标，同时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化。瓦尔德纳希望通过此次对话，加快这一协议的执行，“从这一领域得到结果非常重要”。 “中国的环境问题将日益严重，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它或许会步美国的后尘，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地。因此，欧盟和其它国家应该努力帮助中国治理环境。这很可能是中欧已经在合作的事情了。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而这一领域恰恰是欧盟可提供很多帮助的地方，”博科夫斯基说。

几位受访的美国专家都认为环保问题一直是欧洲外交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欧盟甚至将自己视作国际环保运动的旗手。欧盟看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忧是过于依赖原油作为能源，未来可能会给世界环保带来更大的压力。而一向提倡使用再生能源的欧盟在这一领域和中国则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欧盟在环保事业上需要中国，中国则有解除武器禁运和拓展对欧战略关系的诉求，这两者是否可以作为中欧伙伴谈判的条件？在布里默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欧盟权力分立的现实决定，环保问题归欧盟委员会主管，而欧洲理事会才能在战略问题上做决定。 美国坦然注视中欧走近？ 忙着报道对伊拉克增兵和2008总统大选的美国媒体，此次极少关注中欧伙伴关系谈判的历史性进展，更没有担忧中欧握手会造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或许美国是无暇他顾，或许华盛顿充分信任自己跨大西洋伙伴的忠诚，总之，两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抱着积极态度审视中欧走近的事实。 “从我目前读到的所有美国媒体的报道看，华盛顿对中欧伙伴关系谈判并没有任何紧张或是担忧。更愿意将之视为自然的、正面的国际发展，”布里默说。

然而，来自德国的戴特基则嗅出了不同的味道：“我身在华盛顿，的确感觉到美国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有一些担心。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结盟，更不是为了反对谁。经济事务是这一关系的重头戏，但是其中也包括中欧政治对话。” 从安全角度讲，对欧盟最重要的仍是跨大西洋关系，以北约为代表。但是北约并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只是为了稳定欧洲。同时，欧盟也重视和中国发展关系，而中美之间利益也是紧密相连。因此，这三方都应该积极对话，不要在台面下进行交易，以构建和谐的三角关系。 一直在欧洲大陆上“独善其身”的欧盟27国，在2007年这一区域性组织50岁生日时，看到了自己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困守伊拉克，布什政府奉行单边外交主义的时候，欧盟提倡环保、斡旋伊朗核问题、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积极合作，潜移默化中展现出自己出色的软实力。一些欧洲学者甚至称，这个世界中，美国的色彩正在淡化，而欧洲的地位则逐渐上升。 “欧洲发展软实力，在日益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寻求更大的声音，和亚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也并不表示它会以牺牲与美国的关系作为代价，”卡林格特如是说。

布里默同样不认为这些发展是冲着美国而来。但是，欧盟和中国在国际上被更多地注意，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正面的变化，并不是要挑战美国的现有地位。 戴特基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欧洲的确在世界上显示其软实力，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欧盟东扩，甚至将土耳其包含在内。这样并不是为了挑战谁，而是稳定东欧的政权，防止前苏联势力的再生，破坏东欧的民主。他还认为，欧盟还可以就非洲的发展问题和中国合作，携手帮助非洲提高经济实力。 “如果你将之视为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和欧盟的影响力提升，美国的势力下降的话，未尝不可。”但戴特基同时提醒说，“美国在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造成的局势堪称一场悲剧，其国际可信度的确一再损失。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了美国的实力。它仍然是个强国，在国际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