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PK《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凈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凈。”（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云淡水暖


春晚作为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佐餐”和守岁时的精神“食品”，已经伴随国人30来年了，今日之春晚，无论是场面，还是手段，当然还有投入，非昔日可比也。越来越现代的“元素”，越来越眩目的光彩，但也许是所谓“审美疲劳”的缘故，虽“必不可少”，但激情不再，但有人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草民以为过了。语言类节目是春晚越来越“重头”的内容，特别是当年以王景愚先生的《吃鸡》为先声的小品，将一种新的欢乐元素通过春晚推入了大众娱乐的平台，但草民有一种感觉，小品的质量在下降，小品的内容日益单调贫乏。而作为类似于相声的小品，本可以有很大发挥空间的。与相声一样，在讽刺与幽默，褒扬与鞭笞之间，小品似乎正在失去其应有的位置。

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综艺频道）在播放一个回顾性的栏目《流金岁月》，都是历年被认为是有些“水平”的相声、小品的展示，而昨夜的一个小品节目，令人草民有些感触，表演者是大名鼎鼎的“腕儿”黄宏、宋丹丹，小品的故事脉络大概是一对安徽（？）还是河南（？）灾区的农民夫妇，穿上了全国各地捐助的衣物，准备“排演”一个“节目”表达感激、歌颂之情，题材不错，也很有发挥的空间。但偏偏在内容编排，表演形式上有点“走调”，说白了，就像是在取笑这对“受灾”之后的农民夫妇，比如，俩人的衣着乱七八糟，上下左右处处不对称，特别是宋丹丹，左脚穿着只高跟鞋、右脚穿着只平底布鞋，不伦不类。俩人嘴里用方言（？）嚷着些“可笑”的顺口溜，摆出些“可笑”的造型，笑则笑矣，但其中对角色的讥讽也明摆着。

回想这些年来的春晚，在镜头前制造“笑料”的角色，农夫民工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他（她）们的“笑料”却往往来自于“可笑”、“落伍”的穿着，比如长外衣上面再套件短内衣，比如“笨拙”的举止，比如“不优雅”、“不文明”的言谈，比如“不懂”城里的“规矩”等等，于是，台下的西装革履们，休闲潇洒们大笑不已。

这里头恐怕有个“潜意识”问题，就是从俯视的姿态“看下去”，站在“城里”的“高雅”和“文明”的平台上，在“下面”的“不高雅”中找到可以逗乐的“元素”，这种意识，甚至连一些出身于农家的“腕儿”也玩的很娴熟，甚至在表现已经“先富”起来的农民的时候，也是在调侃一种“不雅”的情调。

真正的不文明、不道德是必然会遭到取笑甚至鞭笞的，但是，现在这种态势却有些偏颇，因为有一些看起来“高位”、“高雅”、“高文明”的群体，其可取笑之处，其可鞭笞之处，其可讽刺之处，实在是底层的农夫民工们所无以比拟的。

比如，身居高位，曾经被冠以“优秀企业家”的贪官，在庙堂之上慷慨激昂地大讲“代表”、“反腐”，却在台下与妻子超生、与保姆超生，这不比那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农民夫妇更加值得嘲讽？比如，研究“孔孟之道”的“当代大儒”，居然不顾人伦，带六个“老婆”出国；比如，以打“莲花坐”，靠讲“密宗”敛财起家，又摇身为“资本运作家”，最后被判刑15年的…

春晚的小品相声，如果把视角转过来，把讽刺的枪口，鞭笞的目标，对准那些在虚伪的光环下蠕动的丑恶灵魂和行为，不是一种更受欢迎的艺术与现实结合的形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