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区域贫富差距之我见

范庆桦

　　在讨论为什么国家或地区之间会有贫富差异时，许多人都会强调出许多理由，如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等。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人类在给自己的落后找借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同生活在中东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面对同样的荒漠与干早，巴勒斯坦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却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有些尖端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朝鲜和韩国同属一个民族同生存在一片土地，可北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南部经济却活力迸发一片繁荣。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已毋须多言。那么，造成这种截然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文化。

　　西方著名学者英格哈特在主持“世界价值观调查”时，说明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影响：

    他指出，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而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集权的地区愈是穷困。即文化决定贫富，因为文化价值观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还是以我国为例，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曾经统治中国2000多年，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是因为：

    第一、儒家文化倡导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做官。试想，当“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观导致中国全社会的精英人士都去追求做官时，经济还能够发展吗？

　　第二、儒家文化妄自尊大，拒绝与外界沟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化观，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根源；

     第三、儒家文化过度强调天下文章，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建设步履维艰。科举考试以文章定乾坤，可吟诗做赋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吗？我并非是在这里否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但这些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毕竟是要在解决了温饱之后才能追求的。

    第四、儒家文化虚伪地排斥商业文化。古代的封建官吏一边贪婪地大敛财，一边斥责商人为富不仁。“为富不仁”的文化观使中国的商人在社会分工排序“仕农工商”中始终处在最低层，他们虽然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却没有地位得不到尊重，而且还要承担着“坏人”的罪名。“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文化观使得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商人仍很少能以正面形象出现。

     第五、儒家文化过度强调封建集权专制、思想控制，而忽视制度建设和科学民主。“三纲五常”的文化观就已说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儒家文化只能说明它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样有鲜活的案例可以证明，文化对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自1949年以后到今天，我们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文化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大二公”文化阶段。“一大二公”文化虽然仅仅治理了中国二十年，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大二公”文化违反了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自我。

    也就是说，当全社会的资产都属于国家的时候；当高度的集权已经让民众没有自己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追求财富的权力和动力了。

　　第二阶段是“发展是硬道理”文化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文化的治理中国到今天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由崩溃的边缘一举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文化释放了人的最基本的创造力。

    以农村为例，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在“一大二公”的文化背景下，亿万农民忍饥挨饿；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文化背景下，包产到户当年农民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因为，当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当种好种坏的收益关系到农民自身利益的时候，农民创造财富的动力不用行政命令便自发地调动起来了。

　　通过对上述现象的分析，我个人认为，文化才是第一生产力！

　　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对此一直持有不同看法。如果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文革”期间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发展一度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在“一大二公”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背景下，科技人员大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失去了研究的舞台，科技当然也只能黯然神伤了。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文化背景下，科技人员由于得以重返科学研究第一线，科技发展才重新回到春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发展的观点已毋庸置疑。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上升到一定的境界，如果国家的意识形态或集体文化心态（即共同的价值观）尚处在传统文化阶段时，再多的发明创造（科技进步）都属无用。

　　比如：山西曾是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乡下祖宅，一度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创造了东方财富的奇迹。但以晋商为代表的已经萌芽的现代金融文化、商业文化，却只辉煌了短暂的几十年便再次退回到了农耕文化、封建文化。这是因为山西商人虽然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行为，但在传统的文化意义上没有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中，政府没有认同他们：当时的朝庭官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宁愿和一个穷秀才推杯换盏，也不愿和商人们喝一杯茶；学术界没有认同他们：那些顶着大学士头衔的知识分子们情愿为一句八股文而“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而耻于站出来为现代金融制度做理论的研究和学术的探讨；社会没有认同他们：他们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所以，当时的晋商在有了钱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他们的子女到学堂读书。当然，让子女读书不是为了子承父业，而是为了去做官。因此，中国早期的现代金融制度的衰亡是必然的。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当一代银行家影影绰绰出现的时候，便获得了一批文化人以文化的名义所给予的巨大支持。政府、知识界和全社会的认同、支持和尊重，很快使欧洲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所以，今天当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等欧美金融界巨头进军中国金融市场时，我们在感叹人家理念之先进、实力之雄厚的同时，更多的则应该反思我们的文化。

　　通过对上述现象分析与比较，我个人完全赞同英格哈特的观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不发展，关键在于文化心态。也就是说，拥有5000年文化并创造了人类史上奇迹的中华文明古国之所以至今却屈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明火药的民族最终被使用火药的民族欺凌、乃至殖民统治，说得“残酷”一些，这是自己的选择。

　　抛开远古时代不说，仅以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样本，运用英格哈特的七个观点来剖析，便可得到脉络十分清晰且说服力令人叹为观止的结论：

　　一是社会荣誉。一个地区如果把社会荣誉过多投注在地位和身份上，这个地区一定不发达；反之，如果投注在工作和行动上，则一定发达。哪个地区过分讲究地位、身份、官场关系，经济就会差一些；

　　我敢说，凡是认真比较过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别的人，都会举双手赞成这个观点的。在贫困地区过分讲究地位、身份、官场关系无疑仍是主流文化，这一点从交际场的座次排列上和名片印制及设计上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我在贫困地区考察时就曾见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名片。如：张xx，xx市xx局副局长，（正处级）；再如：李xx，xx市xx部副部长，（没有正部长）。这决非小品中的包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现象。试想，在一个人人讲究地位、身份的地区，会有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追求吗？

　　2004年，我到东北某老工业基地考察。演讲结束后，当地一位小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请我到当地的景区去看看。为了显示他在当地的声望，他当着我的面给景区管理局负责人打了电话，于是我们一行五六人便驱车直奔景区腹地免票玩儿了一天。

　　晚上喝酒时我问这位企业家：“今天的门票钱我们节省了多少？”他答曰：“250元。”我又问：“那你欠景区负责人的人情怎么还？”他说：“我答应他请他们几个头吃一顿饭。”我问：“吃这顿饭需要多少钱？”他说：“也就一千多块钱。”我说：“那你不亏本了吗？” 他回答说：“那不一样，有些面子可不是用钱就能买来的！”

　　我愕然。我知道这个地区的经济我已经不用考察了，因为答案已经有了。

　　这样的故事在发达地区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在温州考察时听到的则是理念完全与之相反的故事：当地有一个小孩由于不热爱学习，考试成绩不好而经常遭到父母备。有一天这孩子又一次考试不及格回到家被母亲发现，愤怒的母亲一边拿起鸡毛掸子追打他，一边骂他“让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让你去当公务员去！”

　　我无意在此贬低公务员。但这个故事则说明了，在温州地区的集体文化心态中，挣钱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实在没本事赚钱了才会去选择进机关。

　　我一个朋友到西藏考察，有一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在阿里地区有一个重大发现！我问什么发现？他说在海拔有几千米之高、人口有几千人之“多”的狮泉河小镇，竟然有一家温州发廊。我闻之也不禁暗自赞叹！钦佩温州人追求财富的精神和意识。
　　上述故事告诉我们：当追求财富成为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的时候，不用政府行政命令或开会动员，这个地区的经济也会蓬勃发展起来的。

　　二是公众美德。对公众美德做理想状态提倡的地区，一定与不发达相伴随。提倡每个人都做英雄、做社会中流砥柱，就会使人感觉非常遥远，难于做到。相反，公众美德如果做寻常等级的提倡，社会就会比较发达。因为只要求民众尽职、守法，相对较容易做到。

　　一旦社会提倡的公众美德距离公众非常遥远，难于做到，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三种不良后果：

　　第一、有些人通过不懈努力、拼命追求，最终做到了，但成本太高。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对公众美德做理想状态提倡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英雄。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课文里学习了很多英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金训华。金训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到东北边疆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年夏天，他所插队的地区因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面对波涛汹涌洪水冲走了国家财产（一根电线杆子）的关键时刻，金训华奋不顾身地跳进了洪水之中，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英雄金训华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为英雄壮举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因为与一根电线杆子相比，他年轻的生命更可贵、更无价。

　　第二、有些人通过不懈努力、拼命追求，但最终没做到，可又心有不甘，于是便耍阴谋、使手段，弄虚作假。在我儿时的生活地甘肃兰州便出现过这样一位假英雄。

　　此人名叫刘学保，原兰州军区某部派往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支左”的副班长。据说当时英气勃发、好学上进，但几经努力也未成为英雄，于是有一天眉头一皱，计上心头。

　　1967年12月17日20时左右，刘学保身上藏着一把利斧和一个自制的十来克重的“炸药包”，以执行一项任务为名，从林场带出了被管制的对象李世白，经过一个多小时来到离林场场部三四公里有一座叫池木哈的水泥桥边，刘学保决定在这里表演其英雄壮举。李世白毫无防范地只顾低头向前走，刘学保暗中猛地从雨衣里抽出利斧，从背后朝李世白的头狠命地乱劈，李世白惨叫着倒在血泊中……

　　接着，刘学保点燃了自制的炸药包，但由于他专业水平缺失，制作炸药包时导火索设计短了，以至于炸药包刚刚脱手便炸响了，他的左手食、中、无名三个手指被炸飞，小拇指，掌骨顶端被炸断，为了保其手臂不得不做了切腕手术。

　　听到爆炸声后附近的群众赶来 ，看到的是桥的一头倒着血肉模糊的李世白，另一头躺的是左手掌被炸成重伤的刘学保，看着到来的群众，刘学保继续表演着自导自演的丑戏，狂喊着“不要管我，快去抓炸桥的反革命分子”。

　　李世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为誓死保卫黄河铁桥而与“阶级敌人”做生死搏斗的“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几乎在一夜之间，刘学保红遍了全国，什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一等功臣”等桂冠接踵而来。更让他兴奋的是，一个“副营职教导员”的头衔也安在了他的头上。

　　不久，刘学保的“英雄”事迹编入了小学教材，1969年又成了党的九大代表。1971年以《英雄战士刘学保》为题目绘制出版了连环画。我上小学的时候着实还热热闹闹地学了一阵子。

　　直到“文革”结束全社会都在进行拨乱反正后的1985五年7月，甘肃省永登县法院才以故意杀人罪、诬陷罪判处了欺世盗名、天良泯灭的 “英雄”死刑，缓期执行。

　　第三、有些人（大多数人）通过不懈努力、拼命追求，但最终没做到，最后干脆不做了。这就是导致为什么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有“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做”不良习性的根本原因。

　　而公众美德如果只做寻常等级的提倡，情形则会大不一样。即我们不要求全社会的人都去做英雄，而只要求公众做到遵纪守法，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在公共场所不高声喧哗、不随地吐痰、扔垃圾，这就相对容易做到。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公众美德太过于平常，但只要90%以上的人做到了，我们的社会也就和谐了。而现在的事实是，本来是属于是人就应该做到的小事，中国大多数人却根本没有做到。

　　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要求所有的员工都去创新、都去搞研发、都去争当劳模，而只要求每个人都立足本岗位，把属于自己份内的小事做好，如清洁工做到清洁区域纤尘不染；操作工做到本工序产品质量达到6б的标准；财务人员做到账目清晰无任何差错……那么我们的企业不就发展了吗？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相当数量的员工根本没有把属于本岗位的最简单的或最小的事做好。

　　纵观全世界各民族，凡是国家繁荣、富强、兴旺的民族，都是能够踏踏实实将每一件小事做好的民族。我骨子里是十分讨厌日本这个国家，但日本的一个故事却影响了我的行为方式并至今仍在感动着我。

　　这是日本一位成功女性的亲身经历：这位成功女性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做客房服务员。由于工作本身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她很快便可以独立上岗了。有一天，她刚刚清扫完一间客房，她的师傅便过来检查了，师傅问她：“客房按规定程序清扫完了吗？”她回答说：“是的。”师傅又问：“你认为都达到清洁标准了吗？” 她回答说：“是的。”师傅说：“那好，请你把马桶里的水舀一杯喝了！”她很吃惊！师傅怎么会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这不是有意在一为她、侮辱她吗？

　　师傅见她面有难色，便将她带到另一间尚未清扫的房间，亲自动手按程序要求清扫房间，工作完毕后，师傅从布草车上取了一个纸杯，在刚刚清洁过的马桶里舀了半杯水，仰头喝了下去。师傅的举动再次让她感到吃惊！她不明白师傅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师傅说：“如果是严格按照饭店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去做，清洁后的马桶里的水是可以饮用的。我之所以敢喝马桶里的水，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质量有信心！”

　　师傅的话深深触动了这位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工。从此，无论做什么事，哪怕事情再小，她也会一丝不苟地把事情做到极至。凭着这种良好的习惯和精神，十几年后，这位普通的年轻女工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再后来又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女性。

　　三是财富观念。凡是将财富理解为已经拥有的东西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是不发达的；而把财富理解为一个不断开始的创造过程，一定是发达的。  

    在发达地区的财富观念中，年龄优势、技术优势、经验优势和策划优势等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看重的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动力和文化心态，而落后地区则过分看重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多少存款以及家庭有多少遗产。

    四是文化兴奋点。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往时代的国家或地区，一定不发达；而将其安置在力所能及的未来，则一定会发达。

    什么是文化兴奋点？即能够让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引以为自豪的文化现象，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四大发明、五千年历史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兴奋点。

　　那么为什么说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往时代的国家或地区就不会发达呢？这是因为过去的辉煌已经与人的今天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过分留恋过去、总是讲辉煌的以往时代，与阿Q的“我的祖宗比你阔多了”的思维方式无异，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整天躺在美好的回忆中过日子，而追求财富的意志和欲望只能愈加消沉。

　　几年前，我曾在西部一家老国有企业调研。企业领导在给我介绍企业发展时十分自豪地告诉我说，这家已拥有40多年历史的企业，曾是共和国的骄傲。历史上曾给国家上缴了N多N多的财政，培养并输送了N多N多的干部……我忍不住问道：“那么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这位领导一反刚才能自豪的神情，沮丧地说：“设备老化、负担沉重、产品没市场，职工大部分下岗了！”

　　我说：“你现在要考虑的应该是企业现在应该怎么办，未来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文化的兴奋点应该放在未来，而不是整天沉湎在过去的辉煌中。”

　　当然，我深深的知道，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往时代的，绝不止这位老国有企业的领导，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通病。甲骨文、四大发明、五千年文明史……整天挂在嘴上，就连影视作品也都沉湎在“贞观长歌”、“康雍乾盛世”之中。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我们的今天还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世界排名还在100多位之后，因此，我们的明天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未来又应该怎么办才是！

　　五是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总寄托于宏伟、空洞、激昂的社会，就不会太发达；反之，思维习惯倾向于具体、渐进、平静、讲求力所能及，这个地区就容易发达。

　　宏伟、空洞、激昂的思维习惯是害人的。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社会提出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可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不仅没见到共产主义的影子，反而离英、美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这说明空洞、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仅无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具有很严重的破坏性。与之相反的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提出，就很具体并讲求实效，通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现了。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企业现在只有一个亿资产，老板却在年初动员大会上高呼，奋斗三年，跻身世界500强！我想员工一定认为老板有病。而如果换个思路，这个企业今年销售实现了5000万，年终总结大会上老板提出，明年销售目标争取实现6000万，目标实现，业绩前十名的优秀员工每人奖励一部轿车！员工闻之肯定会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因为这个目标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2002年，我随团去越南考察，在河内街头看见一条标语： “努力奋斗三年，力争赶超中国广西！”当时很多同事都笑越南太没追求，因为广西在中国并不是发达地区。而我却认为，越南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因为越南和广西的差距并不十分悬殊。如果越南的目标是定在三年赶超中国深圳，那我认为就是一派胡言，因为越南和深圳的差距太悬殊了。

　　六是法律（规则）意识。凡欠发达地区一定是疏远法律的。而疏远法律则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民众奴性较强，将自己的生存发展寄希望于“青天”；二是破坏规则，导致社会混乱无序。

　　中华民族受“黄河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从骨子里就是疏远法律的。所以在中国政府机构中，有一个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部门──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人民有了委屈受了冤，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而是寄希望有一个好官来为其做主。于是，当一级政府没有好官时，百姓的冤屈便只能雪上加霜；于是再向上一级政府告状，最后直至告到中央；如果运气好碰到好官，那么官的批示便超越了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依据，但规则便遭到了破坏。

　　中国的文化还远远不止是有了规则而破坏规则，更在于有些行为根本就毫无规则可言。比如亲朋好友的日常交往就从来没有规则可循，因为在儒家文化看来，亲朋好友之间如果也要用规则来约束，那人类就没有亲情温情可言了。那么，没有了规则就有亲情和温情了吗？

　　我的一位哈尔滨朋友就曾向我倾诉过心中的苦闷：她来北京创业多年，算是小有成就。于是，故乡的亲朋便把她当成了唐僧肉，谁有事都伸手向她借钱，而且有借无还。十几年的时间她累计借出的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多次催要未果，她也想付诸法律。但一则当初借钱时对方未写借据（她曾有过此要求但遭到对方和父母说她毫无人情味的指责）；二则遭遇父母指责和阻挠而最终无法实施。现在，由于她的催债，在亲朋眼中她已成了坏人。为此她很苦闷，为什么自己付出了真情和血汗钱，反而却成了恶人呢？

　　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答案已不言自明。

　　但在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则完全不一样。由于法律、规则已自觉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工作行为，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皆遵循于法律、规则。

　　一位留学德国多年的中国学生说，他在德国所到之处从未看到过一辆闯红灯的车，即使在深更半夜，空寂无声的街头，德国人依旧沿着横道线，看着红绿灯过马路。德国老人喜欢向别人炫耀的是，在他几十年的驾车历史中，违章记录栏内始终是一片空白。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曾对美国邮局前的排队作过观察。他发现排在队伍前面的顾客，一般距离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至少一米远：一方面避免彼此靠得太近不舒服，一方面也是尊重别人的隐私空间，免遭嫌疑。如果服务窗不止一个，也不是每个窗口前面都排一个队，而是只排一个队，前面的人依序到空出来的窗口去办事，以保证先来的人先接受服务。没有一个人会打破这种默守的规则。小中窥大，茅于轼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生活的一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为什么美国如此富有，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七是文化变革。一个不断促使新文化心态调整的地区，其经济一定是发展的；而一个死抱传统文化不放的地区，其经济一定是落后的。

　　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通常是文化先转型。譬如早期的欧洲，曾认为财富是一种罪恶，近似中国所说的“为富不仁”。但自宗教改革之后，富裕是上帝对人的恩赐，贫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成为主流文化。它促使人们追求财富，最终导致欧洲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述结论表明：要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管理落后的问题，必先解决文化落后的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也是不容争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