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人生也像一场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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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金融数学系的年轻毕业生,放弃斯坦福的入学召唤,自己投资创业,这本身就算得上一个传奇了。而他既非靠加盟世界著名企业或名列科技前沿的研究所来拓展自己的事业,亦非凭借自己在金融数学领域的专长专才在投资界谋职,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思路和魄力,对“人才”——特别是大学有潜力的贫困学生,给他们资金和实践,进行一场“风险投资”,这实在是不能不令人对这个充满个性的年轻人刮目相看,我有时甚至会将他和创建“孟加拉乡村银行”扶持穷人的尤努斯联系在一起看。

       面对杨勇,我很难将他归类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或者企业家,或者兼具知识分子素养和情怀的创业者。最令我感到触动的,不是他的特立独行,不是他成功与否,而是21世纪面临经济与社会巨大变革的中国,他们的德行与气质,他们这样的年轻一代,将以怎样的思想与行动改变自己,同时也改变着社会,他们身上那种明显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创业视野与能力,将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产生怎样的作用。

       当企业家们因为所赢得的“物质财富”而被社会思潮推上仰慕的风口浪尖的时候,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类社会某些道德的价值取向难免产出紊乱。社会转型需要对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的企业家,也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家。在拜金主义日盛的当今中国社会,是面临价值观重建的挑战的。

       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他的构想不仅使孟加拉国而且许多其它国家的数百万人受益。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已证实哪怕是最穷的穷人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作出努力,这适用于任何文化和文明”。这自然使我联想到杨勇目前所从事的事业:当我们痛恨教育腐败,抱怨很多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山村农民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缴不起学费的时候,我格外关注这个年轻人对于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和帮助所进行的创业实践。

 

 

       “把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青年人视为一家规模更小、风险性和成长性更高的‘企业’,在其成长阶段,为其提供开发人力资源的各要素的最优投入组合,以达到快速充分地开发潜力的目的。我目前所作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有潜力的年轻人。”1999年,当杨勇把这个构想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时,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构想对他自己以后的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当年他放弃去斯坦福深造留在国内发展,何尝不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选择呢?而这么多年来,他一步步实践着当年的构想,执著地坚持着。

近日,本报记者连续几次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记者:“人才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有些“另类”,起码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的高校,我们的教育系统,包括绝大多数“投资人”或“投资机构”都还没有开始尝试做这样的事情,您能否向读者简单地说几句么?

       杨勇:通俗地说,就是把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青年人视为一家规模更小、风险性和成长性更高的“企业”,在其成长阶段,为其提供开发人力资源的各要素的最优投入组合,以达到快速充分地开发潜力的目的。青年人和投资者签订详细的协议,根据协议以投资对象未来某一规定时期内的每年全部经济收入的某个百分比(控制在10%以内,具体根据情况而定)返还给基金作为回报。

 

 

       记者: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在其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写道:“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据说你的很多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当初你想做“人才风险投资”的初衷是什么呢,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杨勇:现在中国大学里有两类缺钱的学生:一类是缺生活费,另一类是缺钱发展,目前大家都把目光集中那些贫困学生中,很少有人关注那些非常有潜力的学生,给予他们一些支持。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大胆地把钱借给那些经济上困难的穷人,而我目前所作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有潜力的大学生,给他们提供资金、就业以及各方面发展的帮助,这就是我创立“人才风险投资基金”的初衷。

       我并不认为对一个学生来说,给他捐助一些钱就行了,因为有些贫困生在接受帮助的同时,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就一直试图寻找一种对年轻人来讲更为积极的方式,对他们将来的发展能起到更积极的影响,不管是有形的或无形的。

       经济学中的“流动性约束”也让我颇有心得:“缺乏金融财富存量而又不能获得贷款的主体,无法把将来的收入提前消费,所以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一个人的消费效用最大化。大学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再加上目前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导致了很多大学生潜能没有开发出来。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所以我们以风险投资为基础,结合保险、证券市场、数学建模等相关领域,推出人才风险投资。

 

       记者:非常好的想法和尝试。这似乎和你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所学专业“金融数学”有所暗合,又展现了你的关怀意识和创业激情。在请你讲述这七年的一些创业经历之前,能否先请你从技术层面,解释一下为什么把对于人才的投资,称为“风险投资”,而你所提出的“人才风险投资”把钱投资给年轻人在实施的过程中有那些风险呢?

       杨勇:伤残风险、道德风险、投资对象选择不准以及投资周期长都是人才风险投资所要考虑到的。道德风险应该是人才风险投资中最大的风险,是这个项目中最关键的一环。因为投资对象可能隐瞒收入甚至不返还的现金。

       伤残风险是指投资对象可能伤残失去劳动力甚至中途意外死亡;投资对象选择不准,指的是投资对象将来的收入比预期低很多或者失业;而投资回收期58年,这是时间周期上的一个风险。

       尤努斯所设立的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46620个村庄中建立了1277家银行,使639万无抵押担保借贷的穷人受益,然而还贷率竟高达98.89%。其实,尤努斯在孟加拉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我们大学校园的环境是何其相似。穷人和大学生都是很追求信誉潜力的群体,银行贷款中的定期还款是导致学生信誉缺失的不合理因素,因为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有发展机会的道路。

       对于道德风险这个人才风险投资中最大的风险,我们主要通过几个方面的来解决:首先把回报的百分比尽可能定在5%左右(可以调节回报时间),尽量把对投资对象的收入的影响降到最低,另外我们为所有投资对象尽可能提供更多的终身服务,另外通过投资对象形成一个无形的圈子,起到约束的作用,最后我们会制定一定的制度,比如随机核查收入,如果违约将公布黑名单等方式来解决投资的风险。道德风险是这个项目中最关键的一环。

 

       记者:在去年8月,你曾经成功策划和举办了主题为“责任与感恩”的第二届象牙塔内外精英对话年会。正是“责任与感恩”这个主题的提出,使我作为一个海外媒体工作者,对你和你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关注。虽然因为工作关系,未能回国参加和报道这次活动,但一个创业者和投资者,能够从社会公益和责任感方面考虑,实在难能可贵。能简单介绍一下么?

       杨勇:我们举办了“象牙塔内外精英对话”系列活动,这样为风险投资在人才的选择上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些这些活动对学生都是公益性的,每次参加活动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标准选择的。比如,20068月,主题为“责任与感恩”的第二届象牙塔内外精英对话年会(http://www.qianxiao.com)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所高校的1500名学生会主席、社团会长参加。

       因为每次活动邀请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些具有社会责任感成功人士都非常愿意与青年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上次年会上就有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东方高圣总裁陈明键、著名主持人黄健翔、中基国际集团董事长成卓、著名书法家庞中华、世界冠军叶乔波、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等50位各个行业的顶尖成功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香港著名演员周星驰先生也给大学生发来贺词,“希望大学生在创意方面多多努力,因为创意是进步的原动力。”。

       我们也通过校园猎头等来选拔一些有潜力的学生。今年通过推出国内第一本覆盖高校的校园黄页,为人才风险投资基金的实施提供了实战的机会。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曾在各个高校招聘100多个学生做市场与营销方面的工作。这种独创的模式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践的机会,通过短短时间就能使学生的沟通能力、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以前年轻人不愿意接触销售这个行业,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让学生学会在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如何能更好地展示自己,非常的锻炼人。有一个学生之前很内向,但她在一月内拉到几万的广告费,一下让她变的非常自信,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不少研究生,甚至有博士生。这个尝试为我们进一步做校园猎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活动后,很多学生写了很多的感言给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把这份事业做下去的决心。

 

       记者:你们不是公益机构,但你所从事的事业又不是纯商业的,人才风险投资基金在商业性的同时又有很大的公益性,你是怎样把二者结合起来呢?

       杨勇:因为人才风险投资是把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青年人视为一家规模更小、风险性和成长性更高的“企业”,而根据协议将来以投资对象未来某一规定时期内的每年全部经济收入的某个百分比(控制在10%以内,具体根据情况而定)返还给基金作为回报。根据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理论,人才如股票一样,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存在票面价值。如果找到那些票面价值与其内在价值存在巨大差额的人投资,其收益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基金是有商业性的。

       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有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性机构支持,同时也有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及各类企业和主流媒体支持和报道,我们推出的很多活动都有相关的企业进行赞助。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长久以来我们坚持做这个事业的动力。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种模式,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事,中间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商业性,但作成最终意义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一种本质上的公益。

       为了促进人才风险投资的实施,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近期华人英才还将主办一个别开生面的项目:“非常晚餐——与名人分享人生”,将邀请的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柳传志、张艺谋、李开复等,参加晚餐的学生则由华人英才网按照主嘉宾的标准和规则,从全国1000多所院校中选出,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记者:最后,提一个较为私人的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你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是个性使然,还是某种使命感?还是别的什么?作为朋友,作为记者,我希望听真话而不是大话和空话,因为毕竟,能打动我,让我一直关注你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是你品性方面的一些特质对我有感触,起码常常有共鸣。

       杨勇:很多人猜不透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公益机构,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又不是纯商业的。虽然我们很少标榜我们的公益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创造的这种模式成功了,将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尝试,对年轻人的成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自己所走的人生路也像是一场风险投资,有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或许每个人都有梦,有些人在坚持,有些人放弃了,在这条路上,我觉得自己是那种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一种很强的信仰与信念在支撑着我。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能够对我们的事业有所支持,共同做一件上善之事。

       记者:谢谢你的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每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都需要有所付出,甚至是毕生的付出。祝你的事业成功,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能够越来越重视现代社会资源和财富中最具有潜在价值的部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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