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思考和寻求人生意义的人
国际青年领袖基金会（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简称ILF）是一个活跃的非营利组织，每年资助30名在艺术、商业、社区、法律、医药卫生以及专业领域中表现卓越的亚裔大学生，从事暑期公共事务实习，前往华府联邦政府部门实习工作。ILF赞助给每位实习生的1500元奖学金，来自于社会贤达和一些成功人士的捐助。记者参加ILF年会时偶然看见，捐助名单上，崔培良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维州，有一个以团结服务华裔老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并帮助华裔老人进一步了解美国， 融入主流社会，争取应有权益为宗旨的“银光老年协会”，崔培良作为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财务顾问，出现在“银光老年协会”名册上，义务帮助这个老人社团做财务咨询工作。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用什么标准去定义成功呢？我们谈多了挣钱，往往会用挣钱多少去衡量成功与否。我是在想，人除了物质的东西以外，是不是应该有一点人文的东西，有一点精神的东西。”当记者请崔培良谈谈他参与ILF和银光老年协会活动的想法时，崔如是说，“成功还应该包括对社会的回馈，给他人的帮助。做事业的意义在于因为你的努力而使这个社会，使你的周边变得更美好”。
崔培良是我在华府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在一起谈论过社会价值、人生意义的的人。
十五年前，崔带了三千美金，只身闯荡美国。一下飞机，付了学费，机票钱和房租定金，口袋里只剩了几百美金，马上得去打工维持生活。有的新移民的生活境遇更差。大多数人是空空两手但充满梦想地来到这里，从社会的底层开始，努力奋斗到今天，有了这样那样的成绩。成功固然有自己的努力，但很重要的是社会的环境，朋友客户的支持。他很感激美国这个社会对新移民的帮助：“因为在我们为这个社会做出任何贡献前，我们已经索取了很多。如孩子一到美国，享受的免费公立学校教育，享用免费午餐，等等。在这个社会，只要有梦加上努力，成功是早晚的事。有人说这是因为前辈移民种树，我们乘凉。那么，当我们有能力时，是否也要来为我们的后代种树呢？”崔培良如是说。
崔培良感慨道，他对政治不敏感，也不会刻意去注意那些描写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他接触的许多平凡美国人，一直用他们的默默奉献，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让这个国家更强大。他提到他的一个客户，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每当附近医院来电需要献血，她总是有求必应。问她献血有多少次，她说有无数次，问她有什么奖励，她说几块饼干，一杯橙汁，外加一连串“令人难为情”的问题。一天崔培良佩服地告诉她，他以前在中国回轮上献了一次血，结果不仅有一笔奖金，还有两个礼拜假期外加一次公费旅行。
崔培良说，“打那以后，每当她献完血碰到我，总会开玩笑地嚷嚷让我安排她去中国献血。这样的帮助别人，奉献社会的美国人真的很多。他们帮我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去看待人生，一有机会就要回馈社会。尽管能力有大有小，方式各有不同，但一定有这份心和行动。”
谈到他的专业工作，崔培良说：“做金融财务工作同样是这个道理。有那么多的财务顾问，会计师，经纪人，客户有许许多多选择，为什么不找别人来找你啊，而是因为他对你信任，他为什么信任你啊，因为你能真正替他们想，用自己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来替他们出谋献策，帮他们实现财务上的梦”。
在中国新年成为马里兰州法定节日之后，我问崔培良：中国人很聪明，我们现在知道如何体现华人团体的力量，还深谙某些行之有效的技巧，比如联署等等，这些行动已经让美国社会认识到亚裔的存在。但我们的目标，仅仅是让这个法案通过么？崔培良回答：这既反映了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承认，也包涵著美国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不能只知道要求、索取，我们也要懂得给予、贡献啊。法律的签署，意味著亚裔对社会的责任更大，亚裔必须要做更多。正是在这种意识和观念下，崔培良多次呼吁媒体和读者帮助ILF和银光老年协会这样的公益组织。
正是崔培良这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怜天悯人的思想，赢得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共鸣和信任。他积极帮助ILF和银光老年协会这样公益组织，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馈社会回馈社区，正是他实现“以感恩的心去看待人生，深知成功来自社会和客户，怀著感激和谦诚去工作”和“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乐于奉献，回馈和分享，希望社会因为自己的奉献变得更美好。”理念的具体行动。
这也许就是崔培良业务蒸蒸日上，赢得客户口碑的本质因素。在商业社会，特别是丑闻和欺诈时常出现，选择一个具有职业道德、寻求人生意义的专业人士作为我们的财务税务顾问，实在比听一些天花乱坠的“秘诀”心里踏实得多。
用专业知识关注和服务社区的人
本著尽其所能，回馈社会的理念，崔培良从自己的专业开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华人社区。自本报在大华府发行来，崔培良就不断为本报财经专栏写专栏，至今已有两年多。他笑着说，最初答应写这个专栏，是从为自己做市场的角度。但读者的热烈反响告诉他，读者和华人移民更需要系列的、综合的和公正的财务知识，需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了解、掌握美国的金融、财务、税务等系统和知识。作为一位专业的金融策划师，崔培良感到有义务和责任提供这个服务，他抽出宝贵时间，坚持每周一期，一期一期写好每一篇。
在写作《美洲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崔培良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特别善于根据社区读者的需要来写，令读者实实在在地从阅读中受益，帮助和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有的新移民来美不久，由于年龄等因素，无法重回学校读书，也没有很高的工作技能，他们特别担心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收入和足够长的时间去积蓄他们退休生活所需要的退休资产。当他们的担心反馈到崔培良耳中后，他专门写了两期专栏，介绍一个叫翠西的单亲母亲如何用有限的收入，抚养三个孩子，偿付两个房屋贷款，一个汽车贷款和数个学生贷款，并一点一点在偿还信用卡债务。告诉华人朋友，财务管理和财务规划完全是因人而异，因材而用。对那些收入不高，开销不少，挣扎在付帐单、偿债务，求收支平衡的朋友来说，财务规划的重点是合理预算，平衡开销，培养良好财务习惯，积少成多，一步一步走出财务泥沼。
去年，崔培良的客户和朋友中有近十个家庭有新生儿出生，他意识到社区中新做父母者需要一些专家的建议，他专门写了“新做父母者的十大误区”，讨论了新做父母者关心的议题，诸如：教育储蓄是否越早越好？新做父母的要避免什么？多少的保额和什么样的保险是新父母需要的呢？根据社区读者的实际需要落笔，是崔的专栏的重要特色，也是他赢得读者信任的关键。
崔培良财经专栏的另一个特色是他的综合性。他说，既然这是一个解惑答疑传播财经知识的园地，便不能光局限于自己的营业范围。很多时候，读者有问题，有兴趣，而这些问题和兴趣又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便会采纳成自己今后讨论的议题，花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核对数字，用自己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房地产投资问题，在2004年房地产持续升温的时候，他分析过华府房地产可能的泡沫现象，就利息升幅、地区优势、实际需求的变化以及投资和投机的心态谈投资风险，并运用自己掌握的资讯和财务规划方面的计算，帮助客户判断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和风险。在2006年房地产出现降温信号的时候，他又在收集有关房地产方面的资讯消息，分析房地产和分散投资前景。他说，一个人的投资组合总应该有房地产这一部分，但投资的方式和时间选择非常关键。
为了写出读者需要和欢迎的专栏文章，崔培良每个周末总要挤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坐在咖啡店或图书馆里，大量阅读有关材料，根据读者的需求，归纳整理，写出一篇篇文章。他说，他把办好这个栏目，视为对社区和读者的一个承诺，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出差在外，或身体不舒服，也坚持不断，把这当作用专业知识关注和回馈社区的事情来做。
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尽职尽守的人
记者：经历过土插队，再经历了洋插队，这些生活的经历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影响呢？
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今年正好是文革40周年，我是1976年下放，距离今天也有整整30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所有的“老三届”，和我们这些吊尾“自愿”挤进“知青”队伍的75、76届，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像我，1966年刚进学校，文革正好开始，1976年离开学校，文革也宣告结束。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除了写大字报，批判斗争，什么也没有学到。记得有学者称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尽管无知无识，可心比天高，一心想战天斗地，改造世界，成为社会的“救世主”。当时积极要求下放，就是抱着“解放全人类”的宏图伟略。我是下放在江西井岗山地区，一下去，当美妙的理想与社会的现实一冲撞，自己的精神乌托邦立刻被撞得粉碎。不要说改造农村建设农村，连自己在农村的生活都无法过下去。记得自己曾写过“当喧闹的欢送场面结束，轰轰烈烈的风光不再时，剩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和随之而来的理想幻想的褪色”。我想许多与我有相同经历的知青朋友都曾有这种体验。问题是如何面对打击，如何从地上再爬起来，调整自己，重新面对人生。我想我试了，我做了。我们今天回顾文革40年，组织知青开展忆旧活动，特别要发掘的是体现知青一代身上的特质，弘扬“知青精神”。
记者：你是如何归纳知青一代的特质，并从中获益的呢？“
崔：一位伟人说过，人生的经历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又经历过改革开放，再经历过洋插队，知青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知青一代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历史性特殊群体，一种流传史册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是因为他们特别不信命运，特别能思考，特别不怕挫折，特别有感激心。与很早下放，长年插队的老知青们相比，我只能算是“知青小弟弟”，但回顾人生，自己从这些知青特质中获益不少。
记得自己刚到美国时，除了口袋里揣著3000元，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当时住在华盛顿DC，R街与4街处的一个“留学生宿舍”，看着肮脏的马路，游荡的无家可归者和破烂的楼房，感觉不是到了美国，而是非洲的一个穷国。仅有的一点钱，在付完学费、机票和房租加押金后，所剩无几，马上要去打工。为了省钱，住在房租160元，夏天没有冷气，常常听枪声的破小房间里。为了挣学费，每天骑自行车单程50分钟去动物园附近的酒吧打工，直至次日凌晨三点。在暑假，还把打扫整个酒吧的活都包下来，从上午十点打扫酒吧直至下午四点，然后在隔壁图书馆的桌子上打盹一个小时，再从五点一直干到次日凌晨三点，常常一天工作16、17个小时。那时又要读书又要挣钱维持生活、付学费，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支撑著如此去做，我想大概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当年下放的艰苦生活磨练，也是“留学生宿舍”的伙伴的帮助。
对职业的追求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到美国得一切从头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尽管很早就对投资感兴趣，在1987、1988年时就开始投资上海刚开张的股票。那时在华东师大工作，还常常溜差去中山公园附近的证券行看行情。到美国，要从一个投资爱好者变成一个投资理财的专业人士，这条路是非常漫长，非常艰辛。开始几年，我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那时不仅语言上有困难，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电脑也是从零开始。一天打工下来，拖著疲惫的身子，打开书本，已经支撑不住。为了逼自己看书，特地去买了100W的亮灯泡，靠着强烈的灯光刺激自己学下去。回想起来，当时会计学的课程对我现在做税务规划帮助特别大。
拿到硕士学位后，正碰上“电脑热”开始升温。为了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同班的一些同学开始“转业”攻读电脑课程。说实话，我也心动过，还从“甲骨文公司”订了一套数据库软件DEMO，琢磨着想寻找挣大钱的职业。可能也是“知青精神”的基因在我身上的原因，我很快地否定了这个打算。记得当时想的是，改专业去追求高收入，与自己思兹念兹做事业的想法格格不入，做事业就是要运用自己的特长，了解社会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一旦定下决心，就给自己寻找更大的挑战：学习财务规划课程，通过注册金融策划师(CFP)的考试。记得去学校上第一堂课时，全班有20多名学生，大多是来自美林、花旗等大证券行和财务公司的资深专业人士，我是唯一的亚裔。经过层层测试淘汰，一年半后所有课程结束时，只有八个人留下来够资格参加CFP考试，我是其中之一。当然CFP考试非常具有挑战性，两天十个小时的考试，六大部分必须全部过70%，才算通过，每次的通过率只有50%-55%，我也不是一次就通过，但面对失败，知青精神中“百折不挠，不怕挫折”的特质，一直感染着我，让我不气馁和不放弃，加倍努力，直至成功。
记：这类证书执照对你们的职业非常重要？
崔：对，这是一种资格，要成为财务管理的专家，必须首先获得应有的资格。美国本身是一个分工细致，讲究专业的社会，过硬的执照是客户信任你的起点。最近我又拿到了财政部颁发的注册税务师的执照，英文叫"Enrolled Agent"，全美有四万人，它可以代表付税人，直接面对国税局的各种审计，讨债和上法庭打税务官司。这个执照在1884年由国会授权设立，是唯一由国税局组织考试，可在全美执业的税务专家权威的称号。EA的候选人，要么通过国税局严格的考试，要么有五年国税局执行税法和适用税法的工作经验。尽管我有不少税务的实践经验，但要在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准备复习，然后在两天中通过四大部分的考试，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回想起1977年自己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没有复习材料，不能停工准备，大队干部冷嘲热讽，每天边挑着扁担劳动，边偷偷掏出从别的考生处讨来的只字片语，背上几句，最终成为全公社二、三百考生中唯一被大学录取的幸运儿。我不能不把这些成功归功于“知青精神”。
【后记】我们身处每个行业都需要专家指导而“专家”又多如牛毛，多到我们几乎无从选择：在我们没有遭遇完全可以避免的尴尬甚至损失之前，每一个装修师傅都可能说自己的技术质量是最过硬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说自己办案是最有把握的、每一个贷款专员都可能承诺给你的利率最低、每一个汽车销售员都可能告诉你他卖给你的这辆车价格最便宜、每一个房地产经纪都可能说你现在选的这栋房子是最实惠的、每一个会计师都可能觉得自己是最负责任的。
然而，当我们面对令人气恼的装修现场、当我们付出高额费用却因为律师方的某些疏失而导致的困境、当我们买下房屋发现利率还有降低空间、当我们发现同样的车别人的买价比我们便宜许多、当我们后悔手里的房子还有那么多不足没有在买房前发现、当我们因为一些财务专业方面的处理不当而惹来麻烦的时候，我们才更加体会“选择”的重要。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看重从事财务这个“利益悠关”行业的执业者的个人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意识，正是相近的价值观，使得我这个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和崔培良成为充分信任的朋友。当然，这也是我请他做财务顾问的根本原因。道德感、责任感，对一个金融策划师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