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第一年是军训。离开北京，离开亲人，让我怅然若失。听说军训很苦，像当年的上山下乡，有些后悔不该上北大，都是父亲做的主，为了让我继承父母的传统，当他们的校友。
我的父母是六十年代的北大毕业生，那时是五年制，记得母亲曾埋怨因此而少了一年工龄。想不到近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等他们的女儿再踏进这所学校时，又回到了五年制，不能不感叹命运作怪。
我的身材有些特别，上身小，腿很长，辅导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我凑了一套军装，小号上衣，特大号裤子。裤子虽然长短还合适，却肥大得像条船。皮带一打上，我的小腰不盈一握，尤其显得滑稽，于是我立码有了个绰号：“荷花水上漂”，它竟成了我一年军训的代号。更可恨的是有些人不耐这名字之长，干脆省略叫我“水上漂”，这名字给人“轻薄桃花逐水流”的联想，气得我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我们军训的地点是河北省正定郊外的某连队营地。一溜砖墙把营地围得严严实实，正前方是铁栅栏门，有卫兵站岗，连条狗也别想溜进来，真有点当年周亚夫细柳营的味道。营房也是几溜几排的标准大排房，里面是简陋的床铺，一间屋里十二个人。“简直像监狱！”我心里对自己说。
我的情绪很低落，因为腿上的疮口有些溃烂，奇痒难耐。暑假到南方玩儿了一圈儿，桂林山水，衡山风光，印象不深，南方的花脚大蚊子倒着实让我吓破了胆，以致谈虎色变。我的两条腿惨不忍睹，肿得像陀螺。当地人说用红花油，洒了一大瓶，无效，反而更痒。结果我的手指甲把我的陀螺腿变成了血葫芦，在北上返京之前就开始化脓。本想以此为由，逃避军训，又被父亲骂了一顿。只好“轻伤不下火线”，带了点外敷药，便登上了军训的火车。
刚放下行李，辅导员便和两个军人走了进来。辅导员介绍说，我们同屋十二个女生是一个班，三连二排一班。两个军人中那个黑红脸膛，敦敦实实的矮个子是我们的班长，另外一个白白净净的，像个城市兵的中等个是我们的班副（副班长）。班长是湖南人，口音很重，班副只好连翻译带解释。班副不像班长一样不苟言笑，还多亏他照应，我才能在军训中“存活”下来。
班长先向我们讲述了简单的军规纪律，特别是军号的作用：起床号，冲锋号，熄灯号等，都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得违抗。南方女孩儿王剑嘴快，她首先发难，结果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她问：“解放军叔叔，我有个问题。”班长和班副和我们差不多大，可能比有些同学还小，这是个习惯性的称呼。连班长都脸憋得通红，总算没笑出声，没失了他的“军威”。
听到第一声军号声，我们还在梦里，看表，早上四点，外面黑乎乎的，以为听错了。王剑说：“是男生连，管它呢！”我们放心地接碴儿睡。第二遍军号响时，门被一脚踹开，灯光大亮。房间里立刻炸了窝，就像一颗炸弹开了花。我们都衣冠不整，虽然隔着蚊帐，也看得出有些女生连上衣都没穿。班长和班副像两尊煞神站在门口，班长的脸色铁青。不用翻译，他声嘶力竭的吼叫声我一字不差地听得明明白白：“你们是军人，这里是军营！你们还以为你们是北京城里的大小姐？要不要我一个一个到床前请你们下塌啊？懂不懂军号就是军令，打仗时违令是要枪毙的。我到操场上等你们，五分钟不到者，关禁闭。”其实我们十二个人，加我也只有四个是北京的，其余的都是外地的。有两个还是当届高考的省状元，一个是国际奥林匹克数学比赛的第二名，天之骄子。班副的脸色也很难看。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屋里又恢复平静，我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五分钟后，我们盔歪甲斜地站在操场上，凌晨的凉风吹得我簌簌发抖。我是班里最高的，自然站到队尾。不知为什么，班长总像是看我不顺眼，嫌我口令喊得像蚊子叫，问我：“没吃饱吗？”“本来什么还没吃呢！”我心里说，但嘴上又不敢顶撞。“一二三”我喊了五六次，他才罢休。我在想，如果他是当年的孙武子为吴王训练女兵，为了杀一儆百，首当其冲掉脑袋的可能就是我，谁让我这么高呢。
走正步时，班长骂我脚抬得不够高，站都不会站，好像我是他所看不上的北京大小姐的代表。我本来从心里看不起这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兵，这回却真的看到了他的大将军八面威风，他昨晚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我当时一撇嘴：“都想当元帅，还不乱了，我就不想当元帅。”这回他好像存心让我见识当兵是咋回事。我的眼泪在眼圈儿里直转，总算没掉下来。我知道，真掉下来我会被骂得更狠。还是班副维护我，他解释说我人高重心高，需要更多练习。
吃早饭时，我们已汗透征衣。
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来的，下午收操时我觉得自己都快散架了。班副叫住我：“想不想再练练走正步？我单独训练你。”“这是命令吗？”我问。“不是，是建议。”“好吧。”心里是老大的不乐意，却又不好意思拒绝。班副好认真，蹲下来搬正我的脚，我觉得不自在，腿上的疮口似乎更痒了。也许军队就是这样，没有隐私权。这样的好几天，我真有些不耐烦，但好像班长真的不太挑剔我的正步了。
晚上在水房洗衣服，旁边的白清与另一个女生不阴不阳地揶揄我：“有张漂亮脸蛋儿就是有用，护花的男人有的是，班副都忙不迭地给她开小灶。”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反唇相讥：“谁稀罕？你喜欢也可以到大太阳光底下多站一个小时，班副只怕求之不得。”
白清是我进北大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个个子矮矮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其貌不扬的女孩。还在排队领校徽和学生证时她已经把班里２８个同学的“底细”都摸清了。白清是四中毕业的，虽然不是状元，却是北京同学里高考成绩最好的。我，很惭愧，高考是全班倒数第三。本以为进了北大，原来的中学和高考成绩都不重要了，没想到还有跟“历史”这么较真儿的人。不知白清怎么打听到我父母也是北大毕业的，另一个北京女生王颖和我是好朋友，她告诉我白清到处传播“水上漂是典型的绣花枕头，那么低的分数不知是走什么后门进的北大。”我心里虽然有气，却又有口难辩。
对我的回答，白清也“哼”了一声，转向另一个女生说：“真有这么不知廉耻的，靠爹妈进北大，感情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班长是明白人，就知道她是中看不中用的。”我有些恼羞成怒了，王颖气不过，插嘴了：“有啥奇怪的，班长嫌水上漂个子高，伤了他男人的自尊心。”这好像触动了白清的心事——她也很矮，她再没挤兑我。我一方面感激王颖替我解围，一方面又怨她竟也叫我水上漂。
军训的一个节目是叠被子，被子要叠得像刀切的豆腐块儿一样。我从小在家就没怎么叠过被子，但自以为我叠的被子也不是全班最差的，班长却不依不饶，把我的被子打散了好几回。班副于是手把手地教我，这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都让我难堪。
军训不到一个月，我们都掉了不少体重。一两多的茴香馅儿的包子我连吃八个还不觉得饱，油水儿实在太少了，体力消耗又实在太大了。营地里有个小卖部，但什么都没有，又不能出军营。每天吃饭前还得唱军歌，哪个班唱得响哪个班先进去吃。于是我们的肚皮和嗓门儿一样嘹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开始还有人抗议这是非人待遇，结果没几天，这些抗议的人也是唱军歌最响的。
军号总是在早上四点就响，从起床到吃早饭的空间其实是一天中最长的一段。有一天早上是野营拉练，我跑在最后面，一边跑一边睡，我已经累得做什么都能打盹儿了。奇怪自己为什么不生病，也好休息一天。突然间腿上一阵生疼，好像疮口又裂开一样。睁眼一看，班长正在我旁边，不知他是踢了我一脚还是用他手中的小旗杆抽了我一下，反正我彻底清醒了。定睛一瞧，难怪他生气，队伍早没影儿了，没挨四十军棍，我就得感谢苍天后土了。我一言不发地跟着班长，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回去他会怎样罚我。追上队伍，他们居然都在稍息等我，我更难受了。谁知班长这回并没有大做文章，我于是平生第一次由衷地感激他。
月底是中秋节，我们每人发了四块硬得像车轮一样的北京月饼，还在营地里的礼堂放了场电影，并被允许便装出营四个小时。那是军训以来我最快乐的一天。不知为什么，小时候羡慕穿军装的，真穿上了，才知道是这么单调，想疯了换便装。
正定府没什么特色，惟一的特产就是可以和月饼一比硬度的烧饼。但正定府却有一人造之景观，那就是当年拍电视剧“红楼梦”时建的荣宁二府，给这个土包子城市平添了一点富贵之色。回到营地，我们每个人都是满抱的食物。我们都馋疯了，连最土的米花糖都成了好东西。
我腿上的疮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外敷药都被脓水冲掉，根本不管用了，洗澡跟受刑一样。我好委屈，好烦恼。出操时细心的班副终于发现了，他向班长请假，带我去卫生所。
其实卫生所就在操场后面，小卖部旁边，从窗户望出去，正看到出操的士兵。班副把我交给一个身高有一米八还挂零的、穿白大褂的、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的军人，临走嘱咐我不用着急归队，班长那儿有他应付。我好感激班副，没有他，我真不知如何活过来。
这个高个子军人介绍自己叫李红军。我心里暗笑：“这么不俗的人，却这么俗的名字！”李红军是这里惟一的医生兼护士。李红军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腿，告诉我说这叫黄水疮，是南方病。他一点不嫌脏，蹲下身子，轻轻地给我上药，轻轻地给我包扎，真想不到一个大男人竟如此温柔，更让我惊讶的是他是个入伍有八年的老兵了，尽管他只有二十五六岁。“你喜欢军营吗？”我问。“有什么办法，爹妈都是修理地球的，上大学谈何容易？我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参军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出路了。”我无言，生长在北京城里的我虽然知道上大学对很多人家都是奢侈品，却从没有感同身受。
包扎完毕，李红军站起身，对我诡秘地笑。“我可以走了吗？”我问，他说：“光上药不行，你耽误得太久了，得打消炎针。”“能不打吗？”我都不记得上次打针是什么时候了，母亲说我虽然细条条的，但身体从来就很好，感冒发烧一挺就过去了，连去医院都没来得及。“恐怕不行，”他说，“脓水太多，外敷药呆不住，效果不会太大，你可以等一周再看看。”“打针打胳膊吗？”我又问。“不是，那儿的血脉不成。”“那打哪儿？”我害怕了，他笑而不语。我不知道我的脸是否红了，但我知道一团火直烧到我的脖根。
我不知我是怎么出的卫生所，窗口门前有一些探头探脑，挤眉弄眼的大兵，我感觉他们好像都在嘲笑我。我不知道李红军说的是真是假，但我希望不用再回来。
果然像李红军所说的，我的腿不见一点好转，反而更糟，我都怀疑这样下去会最终全部烂掉。我实在忍无可忍，向班长请假去卫生所，班长无二话，他好像刹那间有了同情心。还是李红军，还是那样诡秘的笑。我觉得很羞愧。“你放心，我不会看你的。”“你不看，那你瞎打呀？”“我会看，但不是……”他有些语无伦次了。我想起在北京街头曾见过农村妇女撩衣服给孩子喂奶，全无所谓，我想我也许太小题大作了。
李红军很明白我的尴尬，他把闲人赶开，关上门窗，拉上窗帘。他为了让我放松，边打针边和我聊天儿。他说他没事儿时也常在窗口看出操，看到我好几回，说我挺引人注目的。“是不是我最高最傻？”我在矫情。“不是，”他说，“你最漂亮。”我心里一阵得意——等的就是这句话，想不到大兵的嘴也会这么甜，并不都笨得像棉裤腰。
我正准备离开，他叫住我说还得再来四次，一共五针。我已经无所谓了，觉得能来卫生所躲避操练也不错，便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三次来卫生所是周末，连队放假，但不能出营门。李红军好像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的像一包水果小吃，我不禁咽了咽口水。他第一次问我训练的情况，我说班长很凶，班副还行。他说其实我的班长是这里最好的，虽然严格些，但他带出的兵在演习中是常胜不败的。我告诉他我现在在练射击，单发还行，连发十颗子弹九颗飞天，而且差点走火伤人。最难过的是冲锋枪的后座力把我的肩膀都震掉了。他说打冲锋枪是有窍门儿的，我回去一试，果然肩膀不再受伤了。
我正准备离开，他把那包水果点心递给我。“这是？”我不解其意。他说：“拿去给同学们分分，你们这些大学生，也不容易。”我有点慌了，从来没经历过这个，这是不是糖衣炮弹？他是不是好人？我心跳如雷。
我没有拿，我觉得我不该拿。我不知道他们每个月有多少津贴，肯定不会多，我和他算什么呢？但我有了心事。每次出操跑步经过卫生所，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终于有一次，我鼓起勇气猛回头，正看见李红军站在窗口，似乎在笑。我的心不禁剧烈地跳。
“停止前进，”班长大喊，“立正，向右转，向前看，稍息。”他走到我面前，“你，出列。”我哆嗦了一下，心中暗暗叫苦。“是”，无奈，我一步向前，感觉白清在我身后冷笑。
“为什么回头？还有没有组织纪律，都算老兵了，还这么散漫？”“报告班长，我，我，我脖子痒。”我不知所云。我听见身后有人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脖子痒就回头，知不知道，当年抗美援朝，有个士兵为了不让美帝发现我军的目标，被燃烧弹活活烧死也不动一下，什么精神？”我咧嘴：“太惨了！”但我没敢出声，依旧昂首挺胸，目视正前方。“回去关你禁闭，好好反省反省！”我有些发傻了，还没有女兵被关过禁闭呢，以后咋见人？
班副总是在最关键时候救我，这也许是白清最讨厌他的缘故，说他是好色之徒。班副说：“下不为例，这次记过一次。”班长好像也觉得罚重于过了，没再坚持，我在心里对班副真是感激涕零。
再见李红军又是一周以后了，他对我说团部有台缝纫机，他可以求人帮我把裤子改改，太难看了，腰也太肥了，兜不住。我犹豫了半晌，想起那个外号，我答应了。改回来的裤子确实好多了，虽然还是有点大。我有点怀疑不是缝纫机改的，针脚不太像，但我没有问。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李红军问，我笑得直不起腰，认识这么久，他才想起来问。我眼珠一转，留了个心眼儿，“我姓何名花，我叫何花。”心里在骂自己：“怎么把外号用上了？真土。”“好名字！”李红军赞道。“到底是农村人。”我暗暗撇嘴。
都有点盼去卫生所了，一来可以逃避操练，二来不用看班长的脸色，三来可以无拘无束地聊会儿天儿。我喜欢神侃，在军营根本没得机会。熄灯号一响，不睡觉就是跟自己跟大伙儿过不去，本来就没几个小时能睡觉。
最后一次去卫生所打针，我心里有一丝遗憾——再没有理由来这里了。那针也神奇，我的腿好利索了，虽然留了几块若隐若现的疤痕。李红军送了我一包点心，我不再拒绝，但我偷偷塞了十块钱在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我不想欠他的。他叫我别拘束，有空来玩儿。这包点心惹得王颖好一顿盘问。
好久我没去过卫生所，但每次去小卖部，总不自觉地向卫生所望一望，只有几步之遥而已，我知道我管不住心猿意马。
一天正在和班副练卧倒和匍匐前进，冷不丁抬头，李红军正站在我面前，冲我微笑招手。我吓得汗毛直竖——我不是做梦吧？扭头看班副，他没什么反应。我抽身跑过去问他：“你怎么在这儿？”他背个小药箱，一脸的诡笑：“怎么不去我那儿玩儿，怕我吃了你？”他说有个男兵休克了，他来救护，顺便来看看我。我有些惭愧，说的也是，我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去他那儿玩儿，难道我心里有鬼不成？
我约了王颖去卫生所玩儿，回来王颖也是一脸的诡秘：“好英俊，”她说，“还不快抓住，等什么？”“你胡说什么呢？”我佯怒。“装什么假正经。我再明白不过了。”我方寸大乱，我以为这不应该发生，但王颖以为很正常。“怎么可能？他是农村人，又没什么学历。”“爱情是无条件的。”她说，“说什么爱情，也太早了点儿。”“对不起，咱不知道您尚未成年。”王颖好整以暇。
熄灯号响了，我失眠了，想起明天又可能挨骂，我更辗转反侧了。
我忍不住时不时地去李红军那里，但绝口不谈感情，只是东拉西扯说闲话。李红军的眼光有时炽热，有时无奈，有时悲哀，但他也没提起过。他仍然买东西给我，我也仍然给他钱，他并不拒绝。我下定决心，这绝对不可能，我的父母如果知道，不会饶了我的。大学生活还没正式开始，我就要断送自己的前程吗？
后半年的军训生活过得挺快，当毕业典礼上我们齐呼“首长好”时，当我看到证书上我的连级干部军衔时，我看到了北京，燕园已经在招手了。我去和李红军告别，他有些哽咽，我好难过。他拥抱我，我扭过脸，不给他吻我的机会，我隐隐听见他叹了口气，我的心里在流泪。
在踏上火车时，班长班副来送行，班长的眼里竟闪着泪光，我好生惊奇。远远地，在送行队伍的最后边，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我看到了李红军，我的心不自主地抽搐。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一阵囫囵海吞。母亲好心疼，说我成了黑蹦筋儿，但生活有条理多了，看来这次军训有价值。
回校一个月，收到班长班副的信。我心里下意识地盼李红军的信，但又转念他不会没有这点自知之明。晚上晚自习回楼，看楼的老太太问白清：“你们屋有没有一个叫何花的？有封她的信。”“何花，这么土的名字，不是水上漂吧？”“瞎说什么？”王颖白了她一眼，转对老太太：“技术物理系有一个，我帮您带上去吧。”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心跳了。
拆开李红军的信，上面没有抬头和落款，只有两个大字——想你！我的泪水立刻漫上了博雅塔。我没有回信，我不敢，我只是反复默默地唱那首最流行的歌曲：“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
到美国后的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博士导师，他说在台湾，男生大学毕业都要从军一年。他的一个朋友在守金门时复习托福，竟没看到敌军飞机飞过。军法无情，结果军事法庭判了死刑，枪毙时他哭成了一滩泥。我不知道这故事的可信度，但我知道我听得毛骨悚然。比起这个故事来，我的军训真是小菜一碟了。
到美国后的第二年，和男朋友去打靶。男朋友对我的枪法赞不绝口，说我是神枪手。我潇洒地吹吹枪口上似有似无的白烟，自鸣得意：“那是，好歹咱也是个正连级，能带百八十号人马呢。”有意无意之间，李红军的脸，那个有近十年军旅生涯而仍然温柔似水的男孩子的脸又浮现在眼前，我兴致顿失，“走吧！”我说。男朋友因为比不过我，也兴味索然，我们一同走出了射击场。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摸过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