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印国防实力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国防实力是军情的核心内容，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发展的重大决策上，如果对军情、对国防实力没有清晰的认识便可能导致战略性失误。如何计算和比较不同国家的国防实力？到底中国国防实力与世界大国的相对地位是下降还是上升？特别是与美国的国防实力相对差距有多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入深入探讨。
一般认为，国防实力主要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前者如军队规模、武器装配特别是高精尖武器数量、技术水平等，后者如战略和指挥能力、军队纪律性、国防动员能力等。
由于软实力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难以量化，国与国之间难有可比性，因此在对国防实力进行国际比较时一般以硬实力为主。国防实力集中体现在国防或军事部门，同时又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基础，一国的整体实力决定了其国防的潜力。美国国防部发表的《1999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从中国的总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目标，中国军事原则与兵力结构的发展，台湾海峡安全形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侧重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规模，结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等方面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美国国防部2002年发表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其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方法与1999年报告大体类似。两份报告的共同特点是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今年5月22日刚刚发表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刚对外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和国防部报告相比则显得温和一些。
这份报告要求在评估中国军力时注意以下具体指标：C4ISR（即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督和侦察）；（海陆空、电磁、光谱和外层空间）联合作战演习；精确制导打击；作战（后勤补给）支持（包括比如空运部队和海运能力）和训练。DavidShambaough?2002则从军事战略和训练，指挥、控制和军力的结构，预算和财政，国防工业和武器采购等方面对中国军事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防实力做了全面的阐述。国内关于各国国防实力比较公开发表的学术性文献不多，关于国防实力比较的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探讨则十分缺乏。海平等（1998）
曾对各国军力进行排行所用模型为“军事实力＝军队实力＋军事科技与军事工业实力＋国家整体实力”，在对军事实力进行计算是，基本做法是对各类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数量进行尽可能广泛的统计，然后根据性能各给予一定权数进行加总。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防实力的高估倾向十分严重，这一方面出于其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和评估方法有关。他们片面强调中国在一些战略武器和尖端军事技术上努力跟踪世界前沿，却忽略了中国此类资源及其有限，没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军事部门现代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目前各国军事部门和防务学者在进行各国国防硬实力的评估和比较时，普遍的做法是注重从具体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等微观层面上对军事实力的各构成要素做全面的剖析；其中的核心是对各类武器进行物理的数量统计。但这种方法有严重的缺陷，因为尽管近年来各国的军备控制上的合作明显加强，但在实质性的武器装备上却讳莫如深，信息披露十分谨慎，物理统计的信息来源十分值得怀疑，尤其各类武器装备性能之间的替代关系基本上是凭主观意向。美国是军事信息为人所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美国近年来发动的历次战争之后，我国的军事情报部门都为其新展示武器装备感到十分震惊。这说明对各国的武器装备进行物理的统计即使对于军事情报部门来讲也是十分困难的。这种情况无疑会对我国政府准确把握军情，制定合理的国防战略带来极大的被动。
因此，本文旨在发展一种从总体上对各国国防实力进行量化和比较的总量分析方法，并从这种方法出发对中美日印四国的国防实力进行比较，为清醒地认识中国国防实力在世界和地域主要国家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战略性参考。
二、中美日印国防实力比较
本文对国防实力的定义是一国国防部门可用的主要资源总量。做出这一定义的意义有三：一是以硬实力为主，这既是广义国防实力的核心，又便于计算和国际比较；二是不计入国家整体实力因素，这样可以便于研究国防实力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
一国国防部门可用的资源总量主要包括国防物质资本（简称国防资本）和国防人力资本两部分。国防资本是一个存量概念，指用于国防基础设施或武器装备，包括R＆D的投入总量，并按较高折旧率计算，它反映一个国家国防武器装备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总量。美国兰德公司的Charles Wolf，Jr等人对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台湾、美国等国防资本长期趋势进行过估算，如1995－2015年的变化趋势，他们的研究旨在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战略分析。［1］一方面他们高估了中国国防资本实力，另一方面还缺乏对中国国防实力历史变化的具体分析。国内外研究大都集中在以对国防费流量的研究为主。胡鞍钢、刘涛雄（2003）采取国际通行的经济核算中的资本积累模型方法，按不变价格在国内首次估算了1952－2001年期间的中国国防资本存量以及占全国总资本存量比重的变化曲线，本文以这一研究成果为基础。国防人力资本主要用来衡量一国总兵力。在现代战争，兵员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制约整体作战能力的重要因素。这里我们借用了经济学中得人力资本的概念。经济学上人力资本的通常计算是适龄人口的数量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里我们计算一国国防人力资本的方法是一国的军人总人数乘以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国防实力是指国防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加权平均。当今世界军事变革，最主要的特征是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迈进。现代战争与其说是人与人的战争，不如说是装备与装备，技术与技术之间的战争。现代军队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形态的发展一样，由人力密集型迈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国防活动是一种公共安全的生产活动，在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积累的现代社会，我们认为，一国国防资本和国防人力资本的存量是表征一国国防实力的最重要的变量。
1.中美日印国防资本比较
计算结果如图1，我们可以对1960－2000年四国国防资本的变迁略见一斑。
说明：中国数据来源于胡鞍钢、刘涛雄（2003）的计算结果，［2］计算中对中国国防费的估计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但低于西方研究机构的估算，假定国防费中30％为资本品投资。美国的数据按前所述进行计算，并以1980年为基准，基准年美国国防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Charles Wolf，Jr（1989）；美国历年军费来自美国国防情报信息中心（CDI）（2002），历年投资占国防费的来自北约（NATO）的统计。［3］日本和印度国防资本数据因数据来源的局限，直接采用Charles Wolf，Jr（1989，1999，2002）的计算结果。各国国防资本折旧率从0.04－0.08按时间递增。1960－1980年间数据由1980PI转换成国际美元，然后升级的1995年。1995年及2000年由1995年PI转换而成，所有PI或汇率数据均来自PWT6.1.［4］首先从纵向上看，1960年以来美国的国防资本总体上是增长的态势，从1960年的9698.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13554.3亿美元。从图1还可以看出，美国国防资本的最高峰出现在90年代的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军事投入进行削减，国防资本有所下降。
对于日本，众所周知，二战以后其军事力量几乎减到了零，20世纪后半叶又逐渐壮大，并一度较快增长。其国防总资本从1960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1181.8亿美元，后来因为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军事投入增长不大，到2000年国防总资本为1059.3亿美元。
印度1947独立时，全盘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自己军事力量很有限。但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印度在随后演绎了一个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的故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防资本由1980年的163.3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1064.0亿美元。
中国国防资本在80年代以前增长较快，从1960年的352.2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991.9亿美元，增长至近3倍；而80年以后则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到2000年为1446.8亿美元，相对1980年增长不到二分之一。
更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40年来，四国国防资本相对格局的变化。可以概括如下：
（1）美国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投入有所减少，但从1960至2000年，美国始终在以上四国中保持着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先地位。1960年美国国防资本是中日印三国总和的将近20倍，到2000年仍然是近4倍于其他三国的总和。
（2）从中日印三国来看，中国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在80年代以前中国处于明显优势，而80年代以后，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到90年代后期，三国已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1960年中国国防资本是日本的4倍多，印度的5倍，198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3和6.1，而到2000年又变成为1.4和1.2倍。所以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60年代中印战争中我军的胜利时，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印度不是昨天的印度，他已经一跃而为军事大国。
（3）除美国外，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最慢。各国国防资本的这种格局的变动是由于各国国防资本不同的增长速度造成的。从表1可以看出，纵观整个40年中国国防资本的增长速度仅为日本和印度的一半左右。在1960－198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的增长速度虽然明显低于日本，但是略高于印度。但在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仅为日本的近1／3，是印度的1／6，而印度国防资本增长非常迅速，速度高达10.4％。
在1980－2000年间，四国之中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比最小。甚至低于美国，而美国在这一段时间中经历了冷战期间对国防的过度投资到冷战后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历史过程。印度、日本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比都在1.5－2之间，而中国仅为0.2.也就是说，尽管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但中国在国防建设上表现得最为克制，可以说是国防建设大大滞后于经济建设。（见胡鞍钢、刘涛雄2003）
2.中美日印国防人力资本比较
国防人力资本主要用来衡量一国总兵力，其计算方法是一国的军人总人数乘以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各国的军人总人数我们可以从诸多不同资料上找到，但对于一些国家兵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十分难以找到。这里我们假设各国军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差和全部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之差成正比，［5］采取插值法求得各国的相应数据。进而可以求得各国国防人力资本总量，如图2.表1由图2可见，中国国防人力资本在四国中总量是最多的，是印度的两倍多；美国军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总国防人力资本仅次于中国；日本最少不到30万人年。
虽然我国军人数量充裕，但素质需进一步提高。中国军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四国中列第三。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推行，军事行业（尤指对军官而言）越来越成为知识密集型行业。这就要求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推进结构化调整，减少数量，增进质量。要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吸纳全社会的人力资源，使军官成为全社会人才最密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6］
3.中美日印国防实力比较
在本文中我们关心的只是四国之间的相对比较，因此可以以一个国家为基准，并且采用相对比值的办法来消除一些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以美国为1，分别计算三国相对总实力指标和士均指标（指总实力对总军事人员的平均），比较可知：
（1）中国国防总实力在四国中位于第二位。四国中，美国遥遥领先，美国国防总实力大约是其他三国总和的2倍。虽然中国国防资本与美国相差巨大，但因为中国国防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从而缩小了国防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印度第三，日本第四。
（2）中国士均实力在四国之中居于最后一位。不到美国的1／5，不到日本的1／3，和印度比也有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士均国防资本和其他各国的巨大差距。在这一指标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0，日本的1／8，印度的1／2.
（3）中国军队明显属于数量型，质量急需改进。士均实力反映了一国军事现代化程度。虽然中国国防的整体实力大于日本和印度，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也不如整个国家现代化程度落后于我们的印度。这说明虽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军队整体上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国防现代化处于滞后状态。
当前，世界安全格局形势十分严峻，世界各国军费支出在冷战后大幅度减少后又呈现上升的态势。［7］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大力度促进军事变革。许多发达国家军队目前的机械化程度已接近或超过80％，有些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等已达到100％；信息化装备比例在不断上升，有些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主体已基本实现了信息化，比如美国陆军53％的装备已实现信息化，海空军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已达到70％以上。而中国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尚且不高，某些领域甚至处于半机械化状态。［8］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首次从国防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总量出发发展了一个从总体上把握一国国防实力的模型，对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基本军情和国防实力，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美日印国防实力比较，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a）2000年中国国防实力在四国中处于第二位，但军队的现代化程度最低。计算表明，中国国防总实力与美国差距巨大，但强于日本和印度。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不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甚至已经落后于印度。这说明中国军队仍然属于数量型，质量急需改进。
b）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建设不仅滞后于自身经济建设，而且发展速度大大低于日本和印度。虽然在国防人力资本的计算上缺乏历史数据，但20年间四国国防资本的变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日印三国中有明显优势，到90年代后期三国已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也就是说，尽管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但中国在国防建设上表现得最为克制。
c）中国国防部门吸纳人才能力大大低于美国。虽然中国军人数量充足，但受教育程度不高，并集中表现在军官队伍上。在美国军官是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之一，而我国尚有巨大差距。
2.政策含义
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指按1990年国际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由1980年的4倍下降为1998年不足2倍（Angus Maddison，2001）；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5倍缩小为1998年的3倍（胡鞍钢、门洪华，2002）；国防物质资本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由28倍缩小为9.3倍，目前中国与美国在国防资本上的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的差距；2000年中国国防人力资本明显高于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中国国防实力却不足美国的1／3.由此可知，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过去20年有明显的跃迁，大大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但是国防建设严重滞后，国防投资严重不足，与美国差距过分悬殊，这反映了没有有效地将日益升迁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特别提高国防资本实力。这表明，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促进国防发展，经济建设也不能自动等同于国防建设，除非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强烈的政治意愿，才能从不协调发展走向协调发展。
为此，中国必须明晰国家最大利益及排序，平衡国家各种发展目标，调整国家重大战略。
首先，国防建设是整个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指国防实力）
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重要保障，又是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台湾独立、确立中国国际地位和扩大全球与地区利益的根本保障。
其次，国防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国防现代化是今后20年中国现代化的最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必须下决心强化国家对国防物质资本和国防人力资本的投入，必须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正规化的、数字化的军队，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军队向质量效能型军队的转变。
再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要贯彻两者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见十六大报告）。使经济建设有利于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带动国防建设。充分利用全国的经济资源加速国防物质资本现代化，充分利用全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加速国防人力资本现代化，充分利用全国的科技力量加速国防科技现代化。
最后，确立中国国防战略目标，逐步缩小与美国国防实力特别是国防物质资本的相对差距，对台独势力构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并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形成国防战略优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1］见Charles Wolf，Jr，1988，1999，2002.
［2］本文所有数据均不包括港澳台。
［3］ http://www.nato.int/docu/pr/2002/p02-139e.htm，Updated：20-Dec-2002
［4］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ICUP），October 2002.
［5］这里我们不是假定“各国军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全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只是因为已知的数据表明，虽然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落后于美国，但中国军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美国军人相对比较接近。（劳动力指15岁及以上人口。）
［6］计算可得美国军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6年，而中国仅为13.6年。美国军官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经理与专业人员”，而后者是美国统计局分类的六类职业（不包括国防）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类，见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States：2001，P384.也就是说在美国军官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之一。
［7］U.S.Department of State，2002，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1999-2000.［8］张相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国国防报，2003年5月16日
参考文献：略
（文胡鞍钢/刘涛雄，摘自中国日报网站，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