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在文革中的艰辛遭遇

江青秘书阎长贵在文革中的艰辛遭遇

　　作者：安晓意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20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你都不再接受(阎感觉到，江青显然看出了这件事是别人让他做的)，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这件事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前几天，阎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随身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他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阎先生，处处予以关照。1975 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先生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
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中学校长，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