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山水曾是我的家园

文革时期随父母下放到一偏远的小镇，小镇是公社所在地，是那个县最偏远的公社,要去县城得赶早走二十里路到另一个公社坐每天一班的班车。镇里只有一条街，街头有一小小的供销社，卖一些日用杂货,街尾有一所小学，镇里没有中学。每十天有一集市，其它时间基本买不到吃的。小镇民风朴实，无论家里有人没人都是大门敞开。就因为它地处偏远地带，外面文革搞的轰轰烈烈，那里相对平静，除了一星期两个晚上社员开会学习外,人们还是遵循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

比起省城，那里的生活条件要差得多，住的房子是土胚房，墙是用土加稻草夯起来，没有地板。每天只供应两小时的电，没有自来水，水得自己挑。父亲到下面大队蹲点,难得回来，母亲的腰痛，我就承担起每天挑水的任务。那时我也才十岁左右，瘦瘦小小的个子，挑起水来歪歪纽纽的,每次只能挑半桶水，一路还得歇好几次，要架势没架势，要行头没行头(一只铝桶，一只木桶)，每次经过供销社门前,总是被聚集在那里的人们指指点点的。为了不被人过多议论，我总是在快到供销社门前时歇一下，然后快速通过供销社。 镇里的井，井台是石板铺成四方形，与地面平齐，水很满几乎溢出井口。有一天，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淹死了，镇里派了几个男人去淘井，将井里的水都淘出来，第二天大家又照常去井里挑水。

刚到那里时最令我害怕的是，那里家家户户都养狗，小孩拉完屎，大人就唤一声，马上就有一只狗跑来把屎吃了。有一只母狗刚生了小狗，特别凶，每次我经过总是凶狠地对我吠。有一次被四只大狗围困，我拿手电轮流照它们，倒退着，且战且走，最终冲出了重围。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异常的闷热，我和母亲刚睡下就听见外屋一声响，我们起身去查看，刚一打开里屋的门，就看见一只蛇横在门前，昂首挺胸注视着我们，吓得我们俩半天才回过神来，荒忙找棍子要去打蛇，蛇却慢悠悠地顺着墙根溜进了一个老鼠洞不见了。从此，晚上在家我都不敢乱走动。家里只有一盏25瓦的灯，每晚只亮两小时，多数时候是用煤油灯和手电，我要用手电照看清楚了才敢下脚。

当地有一些奇怪的习俗，象男人收工后要洗个热水澡，这热水澡不是在家里洗，而是摆个大澡盆在家门口，大大方方的坐在家门口洗, 一边洗澡一边跟左邻右舍及过往的行人聊天。我们刚到时，在当地工作的外地人就告诫我们，旁晚时别出门，否则会碰到这类尴尬事。

当地的孩子很小就定婚，结婚的也很早。我们的房东算是富裕人家，儿子十四岁就给他娶了个二十岁的媳妇，隔年就抱上了孙子，儿子十五六岁都当了父亲了，还在读小学三年级。当地的女孩很少上学读书，能读完小学的聊聊无几。每学期开学前，老师都要挨家挨户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读书。我们那年级有5，6个女孩，算是很多了，年纪从十岁到十五，六岁都有，她们都已定了亲，时常会拿对方的未婚夫互相调侃。 下面照片中间的那个女孩叫珍珠，她的未婚夫跟她同班，同年纪的俩人，女孩就显得比男孩成熟稳重。

学校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一两个有点文艺细胞的老师组织，挑些模样还周正的孩子，排一些歌舞，样板戏片段等。等节目排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下乡演出，通常是下午放学后出发，挑着道具行头，走几个小时山路。到达时通常是晚饭时间，村里已经为我们备好了晚餐，虽说没有大鱼大肉，可跟当地的人家比，算是丰盛的了，当时吃了些什么，除了米饭很香外，现在已全无记忆。吃完饭，大家就开始忙着化妆，布置舞台等，用两盏气灯把舞台照得亮堂堂地，这时台下已经聚满了村里的男女老少，虽说只是一群孩子在台上瞎蹦乱跳，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一见的演出了。演出结束后，如果路途不远，我们就踏着月光回来，远的话就在当地人家住一晚，总要被跳蚤咬得满身包。那时的我们就像现在的歌星一样受欢迎，我们几乎走遍了每一个村子。




农村的学校都放农忙假，春耕秋收都要下田劳动，平时也要在学校的小农场里劳动。插秧，割稻，挑担，锄草。。。我都学的有模有样的。还时常跟当地的女孩上山打柴，当然是她们打柴，我只是跟着玩吧。搬回城里后，每次下乡劳动，我都能露一手。时常觉得自己是个生长在城里的乡下姑娘。

每十天一次的集市是个快乐的日子，街上挤满了人，卖东西的和买东西的。各种农副产品，新鲜又价廉，猪是早上刚杀的，菜是早上刚摘的。我虽不买什么，也都要从街头挤到街尾看一遍。有一些当地人不吃的东西，更是便宜的像不要钱一样，牛肚只卖一毛一斤，半斤重的田鸡三毛一斤。猪肉在当地人眼里是能包治百病的东西，只有生病或年节时才能吃得上，价钱也最贵，要一块五一斤。田鼠在当地人眼里可是美味佳肴，他们将田鼠扒去皮和内脏，用烟熏烤成鼠干，集市上是一串一串的卖，我们没敢尝不知道是什么味。我也看过当地人煮晚饭，他们把山上摘的一种叶子捣烂加到稀饭里一起煮，当地人把那种叶子叫‘茶叶’，跟我们喝的茶叶是不是同一种，我没尝过不知道。过年时当地人把地瓜切条蒸熟后晒干，再用沙子把地瓜条抄得松脆作为过年的小零觜，吃起来甜甜脆脆的很好吃，同学每天都会分给我吃，我的兜总是满满的。

当地有文化的人不多，需要文化的工作几乎都是外地人做，像学校的老师，卫生院的医生，护士等。母亲是个妇产科医生，到公社卫生院工作，我没事时总在那玩，跟大家都混的很熟。卫生院除了母亲外，有两位中医，两位西医，都是包治百病，就像现在的家庭医生一样。还有两位护士，一位助产士和一位抓药的。卫生院是一两层的小楼，外加一厨房，雇了一位当地人做饭。小楼的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员工宿舍。所有的员工都是外地人，都不是自愿到那工作的，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调离那里。有一个护士安安静静的，走路总是低着头，不大跟人说话，像个隐形人。听说她承经交过一个男朋友，未婚先孕后，又被男朋友抛弃，后来生了个男孩，送了人。当时未婚生子可是一件大丑闻，从此她就成了隐形人。再后来，她嫁了个在县城工作的先生，婚后却没能生出个一男半女，真是命运弄人。

母亲经常半夜被叫去出诊，都是去帮人接生。有一回碰到一个产妇难产，好不容易把孩子生出来，大人的命是保住了，孩子却因为缺氧太久没能救活。母亲后来惋惜地说，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如果有一袋氧气是能够救活的。还有一次，母亲又被叫去出诊，是一年轻的媳妇流产引起大出血，在床上已经躺了三天了，家人看她不行了才来叫医生，母亲到时看到血从床上流到床下。母亲是当地有史以来唯一的妇产科医生，除了我们在那的两年时间，当地没有妇产科医生。俗话说，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前走一回，在当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女人只能自求多福别无它法了。女人在当地是不值钱的，也被认为是不洁的，当地人认为从凉晒的女人衣服下经过就会沾上晦气。
 
一天公社的副书记突然死了，早上开会他没到，派人去叫，发现他已死在自己的床上，非常平静，没有挣扎的痕迹。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的弦崩的比较紧，一下就想到了谋杀, 县里派了几位公安来调查。副书记死前几天肠胃不舒服，到卫生院开了几幅中药，这位中医听到副书记死了，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好在经验尸发现副书记是死于夷腺炎。

岁月匆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在那里度过的那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片山水还时常在我的梦里重现, 童年的伙伴，有些大概已经当上了爷爷，奶奶了。也常常想回去看看，但因路途遥远，也只能想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