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ZT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十九世纪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任职了华北协和大学首任校长，此后，美国传教士逐渐改变了以前在中国“直接布道”的做法，转而从事教育工作，以期通过教会学校来发展传教事业。

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教会已在中国设立了十多所大专院校，这类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在这些教会学校中，燕京大学（即今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1952年，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文科院系等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可以说是无以出其右者。

自1919年成立，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燕京大学便已成为一所国内一流且世界先进的综合性大学；短短三十三年，则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不同领域的顶尖级人物。而要谈到这所教会大学的卓尔不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一位具有中西文化背景、行走于中西文化边缘的传教士——约翰·司徒雷登。作为一位失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而作为一个具有开拓意识的教育家，却鲜受关注。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之前，他的生活与一般中国富裕家庭孩子的生活没有两样，除了外貌，司徒几乎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因此，他十一岁回到美国读书时，便陷入文化困境之中。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刚踏上美国领土时，见到衣着破旧的报童，便称之为贫穷的“外国儿童”。这是众多的传教士子女的共同困惑，在中国，他们自认为是美国人，到了美国，却发现自己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

这种基于两种文化环境而引起的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几乎表现于每一个传教士家庭当中。曾经有人对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传教士子女进行问卷调查，问题包括：是否想家，是否适应美国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如何，以及毕业后是否准备回自己的出生国，等等。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他们学业上并不困难，但很难适应美国的学校生活。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毕业后要重回自己的“祖国”〔1〕。

完成学业之后，司徒选择了回到中国，继承父母的传教事业。重返中国后，凭借着优异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司徒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越来越准确的把握，拉近了他与之接触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距离。在庆祝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描述了他对司徒的深刻印象：“他讲演的内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脑子里却永远留着这么一位雍容和蔼的外国学者的印象。”

另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还对司徒的中文根底记忆犹新：“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先生，是在学校的开学迎新会上，那是在香山的西山脚下的卧佛寺举行的，司徒雷登在迎新会上讲了话。他说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用中文引用了几句孔夫子的话，当时我觉得他说的普通话比我标准。”对此，司徒本人也津津乐道：“在中国的传教士、教师和其他雇员看来，我懂得他们的语言，能了解他们的观点。于是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那些在布道团里工作的年长的传教士们所不曾有过的。”〔2〕

中国文化的耳濡目染，美国教育的能力培养，使司徒具备了从容应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的技巧和能力，为他出掌燕京大学铺平了道路。当时燕大校长的候选人中，不乏资深的传教士和海外传教运动的元老，但司徒却成为了一匹黑马，此时他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在举荐信中，美国学生志愿运动的领袖人物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ar）称：“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的最佳人选。……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士中对于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干事布罗克曼（F.S. Brockman）也竭力举荐司徒：“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亦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3〕1919年，司徒雷登顺利地出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改组而成，像任何合校并校一样，开始时往往都是一个烂摊子。当司徒从南京来到北京后，他所看到的比想象的还要糟，这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无人关心的学校”〔4〕。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本身交织着世俗与宗教、中学与西学等复杂而深刻矛盾，如何恰当地协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冲突，不仅对司徒，而且对任何人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燕大校园的建设可以说是司徒一生的得意之作，是两种文化融合的完美典范。上任后不久，他设法廉价购得北京西郊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作为新校址，并在1926年建成。为此，他邀请到了著名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从事校园设计。本着“使燕大具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这一宗旨，墨菲通过各种手法创造和保持校园的中国传统特色，同时渗入西方的现代文明。为此，墨菲与司徒“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即以中式传统的华丽建筑艺术，配以西方现代的内置设施，做到中西结合。“通过搞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在搞自然建筑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意散乱的分布着，或依傍于真假山丘，或坐落在真假山谷之间，或傍以池塘水面，不讲方位，不拘一格”〔5〕。

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最能表现中国传统与现代技术的汇通。当时有人提议，在燕园的古典建筑群中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楼，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水塔的设计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塔内供奉燃灯佛石雕像一尊。除基座外全是用钢筋水泥建筑，设计精良。从此，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成为了燕园的象征。数十年来，它倾倒了无数燕园学子，至今每年都会吸引数以百万计慕名而来的游人，“未名夕照”成为燕园首屈一指的景点，未名塔影更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融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于一体的燕大校园，它的建成引起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极大惊异。惊异之一是，如此优美的校园，此般宏大的工程，没有花中美两国政府一分钱，完全靠司徒和燕京大学同仁数次远涉重洋，入千家、进万户化缘而来，其中最大一笔置地款项来自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和美铝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霍尔的捐助。惊异之二乃为，在中国建造一座彰显中国传统、内涵西方文明的教会学校，获得了各方人士的广泛赞誉。司徒骄傲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6〕。知识界的同仁们纷纷称赞燕大校园“中西并营，新旧交符”，更有人干脆就用“既摩登又古色古香”来形容燕京大学。走进燕大的人不禁会为燕大如诗如画的风光所陶醉，不禁会被校园建筑渗透的浓郁的中西文化氛围所折服。

在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中，燕大的中西文化特色更加突出而鲜明。钱穆的《师友杂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天，司徒在家设宴招待新同事时，钱穆指出，燕大的中国化是他最为心驰神往之所在，但一进校门便看见一幢幢不知所云的“M”楼、“S”楼，与中国化相去甚远。他向司徒建议用足以体现中国文化的中国名称取而代之。司徒对此极为重视，专门为此召开校务会议。不久，“M”楼便更名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也都赋予中国名称〔7〕。后来有人对钱穆开玩笑说，因为他提了意见，有一座楼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另一座则用胡适的名字来命名。

就职燕大时，司徒就明白“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为的是给传教士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更多的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8〕。作为一位虔诚的传教士教育家，燕大为司徒提供了一个施展“寓传教于学术”抱负的绝佳空间〔9〕。

为了实现他的“燕大之梦”，司徒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使燕大“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在燕大，人数最多的、活动最为频繁的社团是基督教团契，每日和每周都有基督教的活动，且对所有的师生都敞开大门。在基督教的重大节日，活动安排得更加精彩纷呈。不少契友几十年后仍相互联系，时常回忆当初参加团契活动时的情景。平日里，身为校长的司徒非常乐意担任牧师的工作，他不仅经常在校内讲道，主持重大的宗教庆典，而且只要能安排出时间，他都会很乐意地为师生及其家属证婚、实施洗礼、主持丧事，始终都在保持着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职责和传统。

燕大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学生渲染宗教氛围的机会。司徒将燕大的校庆定在圣诞节，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以及大型的游乐活动或者冬运会。通过这一渗透着鲜明宗教色彩的活动，确保即使学生不信教，也能得到浓郁的基督教的洗礼和感染。1934年在未名湖畔举行的校庆活动，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活动在冰上运动会的竞赛中拉开序幕。七时，团体和个人冰上化装舞会，晚九时二十分，湖畔提灯游行。二十二时围绕湖心亭，伴随岛亭里奏着音乐唱圣诞诗和校歌，“全岛的歌声向四处的郊野散放”久久不能平息〔10〕。

在司徒的心目中，燕大的理想绝不是一般的教会大学，而是要办成一所堪与国立大学平分秋色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名校。司徒深悟“校因师而显，师因校而名”的名校规则，在他的领导下，燕大的“人才引进工程”颇具特色。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招聘教师上，不得不受到母国以中西划线、宗教划线的限制。这一人才方针与燕大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大学的办学目标显然相去甚远，司徒极力呼吁废除教师聘用中的种族、政治和宗教门槛，重才学与人品。为取得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他向纽约董事会写信请求：将人事权交给学校，使校长有自由聘任教师的全权；教师有无资格任教不能以是否信教和是否是西籍人士为标准，主要应看他的学识和教学水平。当这一要求遭到董事会拒绝时，司徒只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利用在美所筹集到的资金，自主聘请了一批优秀的西籍教师加盟燕大。

到二十年代末，在学校的二十八名西籍教师中，由学校自主聘请的已达到了一半。同时，他也大力引进中国国内的优秀人才进入燕大，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从建校之初的三分之一到1927年达到三分之二；到1934年，一百一十一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为四十四人，中国教授达到六十七人。在短短的十年间，燕京大学不仅成功地获得了用人自主权，而且实现了真正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因此，在燕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长于英语、学贯中西的基督徒洪煨莲，也有不谙英文、不信仰基督、却在中国学界享有威望的顾颉刚和邓之诚。

更令人啧啧称赞的是，燕大还拥有与吸纳人才相配套的留住人才的措施。燕大倡导工资改革，实现了中西籍教师同工同酬，并坚持按时发工资。在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许多国立大学都不能按时发工资，国立北京大学就曾一度欠薪长达两年之久。燕大在资金紧张时，从银行贷款，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凭着中西籍教师的平等待遇，稳定的收入，良好的教学条件，宽松的人文环境，一批批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纷纷落户燕大，在三十年代的燕大教师队伍中，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煨莲、吴文藻等，也有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钱穆等，也有燕大自己培养并选送出国深造，学成归来的如侯仁之、谢冰心、许地山等，还有外籍著名教授林迈可、夏仁德等。正是由于汇聚了这样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使后来居上的燕大拥有了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国内一流的教学、科研设施。名师荟萃、群英云集，使燕大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便跻身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优美的校园环境、出色的教师队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水乳交融的中西文化气氛，对中国中上流社会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巨商富豪、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弟和亲属送往燕京大学读书。曾国藩的十几个曾孙子女、袁世凯的儿子和两个孙子、颜惠庆的儿子、孙传芳的儿子、宋子文的妻妹、张学良的弟弟等都在燕大上过学。燕大由此成为了一所贵族学校，就读燕大亦曾一度被认为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由于燕大优秀的生源、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育理念、中英文双语教学环境、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多项职业训练课程的合理安排，使得其毕业生的就业率极高。官方资料显示，1935年至1936年全国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当中，有九千六百二十二人未能找到工作，燕大仅有五人〔11〕，如此之高的就业率无不诠释着社会对燕大的认可与肯定。无怪乎有人感叹，燕大三十三年历史，先后在该校就读的学生仅一万左右，却涌现了一批批杰出的一流人才，成为各个领域的顶尖级关键人物〔12〕。燕大校歌中的最后一句，“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成为燕大办学成果的真实写照。

燕大严谨的治学方针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扬名世界的专家和学者。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许地山、旅英著名女作家凌叔华、英籍女作家韩素英、旅美历史学家房兆楹和杜连喆伉俪、自1950年开始先后主持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业务的金融家陈纮、曾任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及美国传记中心永久总裁的魏宗铎、曾获1994年美国胸腔协会“杰出成就奖”和1998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的1996年至1997年度“国际妇女奖”的结核病专家许汉光、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著名学者费景汉、首届国际岛田大奖获奖者旅美东方美术史权威何惠鉴、历史学家何炳棣、生物化学家吴瑞等等，都曾先后就读燕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有著名外交家和外事工作者黄华、龚普生、龚澎，著名新闻工作者钱辛波、蒋荫恩、陈翰伯、黎秀石，一代名医曾宪九、许英魁、吴阶平，著名金融家陈纮、甘培根等都是燕大毕业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中竟然有七人是燕大的学生。司徒曾不无骄傲地宣称，中国新闻机构派往世界各国首都的代表全是燕大的毕业生。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新闻社派驻各国的首席记者，很多皆为燕京学生。新中国成立后评选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中，就有五十六人曾是燕大师生〔13〕。

燕大在教学上桃李满天下，在科研上也毫不逊色。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汉学研究学术重镇，对燕大和哈佛的汉学和亚洲研究做出了持久的贡献，直至今日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该社基金来自查尔斯·霍尔的遗产。霍尔遗产的最大受益者本是北京大学，作为霍尔遗产受益者之一的燕大当时只得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资助。后来由于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国人华尔纳盗走一部分敦煌千佛洞的壁画，而导致后续合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抵制，与北大的合作计划无以为继。1925年司徒专程赶往美国，向哈佛提出与燕大合作继续开展汉学研究的设想。

为了争取到这笔资助，据司徒回忆，“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14〕。哈佛看中了燕大的发展潜力，决定将原定计划同北大合作的汉学研究计划改为与燕大合作。1926年初，霍尔基金会拨款六百四十万美元予哈佛燕京学社，进行旨在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研究活动。一个刚成立不到十年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名校哈佛联手开展学术合作，大大提升了燕大的名望，一时间，燕大声誉鹊起。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为燕大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中美两国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学社虽然因为中国的政治变化一度中断了跟大陆的联系，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联系重又恢复，成为大陆人文学者出国交流的重要制度性渠道，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一个重要遗产。

兴办教会学校曾一度被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手段。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口不信教、对外来侵略异常敏感、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立稳足，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司徒雷登以其宽阔的文化视野、高度的包容境界，以及行走于两种文化边缘的本领与经验，主张中西两种文化在燕大彼此融合互惠、兼容并包，实现了两种文化在燕大的氛围中水乳交融。他较早地摆脱了宗教因素对学术的束缚，倡导学术自由，主张宗教生活化，使燕大成为了多种思想的荟萃之所，摆脱了学术上的思想桎梏，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燕大的宗教目标。他所倡导的“中国化”使中华文化在燕大传承并发扬光大，促进了这所教会大学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所倡导的“国际化”，使燕大成功地与许多国外著名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引领着燕大一跃而跻身世界名校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所身负传播西方文化使命的教会大学，不经意间竟弘扬和传播了中国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国内传承和国外光大。

1946年年中，中国全面内战爆发，负责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急欲寻找一位驻华大使以协助他的调停，司徒这个带着“教育家”光芒、在中国享有极高声望的传教士，以一个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边缘人物形象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1946年7月11日，司徒告别了与他血脉相通的燕大校园，以七十岁高龄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纷乱的中国政治。1949年8月2日，这位失败的美国驻华大使悄然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中国。1952年，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洋人在中国特殊时期创办的大学，结束了其短暂而又辉煌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对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的评价，发人深省：“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15〕

注释： 〔1〕史静寰：《美国现代派教士教育家的形成与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美国研究》1991年第3期。 〔2〕〔4〕〔5〕〔6〕〔8〕〔14〕（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9～50、52～82、52、61、52页。 〔3〕韩厚迪：《司徒雷登略传》，转引自《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2页。 〔7〕钱穆：《师友杂记》，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7页。 〔9〕〔11〕（美）邵玉铭：《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马凯南、汤丽民译，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3～64页。 〔10〕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12〕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3〕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47页。 〔15〕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