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奶奶的忌日。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奶奶的过世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使我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身边亲人的痛苦和迷惘。几乎有三个月，奶奶的音容笑貌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冲动想写点什麽 , 来抒发一下自己对奶奶的怀念，但几十年来东奔西跑，为五斗米而折腰，一直未能提笔。 现在终于得空儿， 赶紧提笔来还奶奶一个情，了了自己一个愿。
1980 年隆冬，好不容易熬到了学校放寒假，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从沈阳开往北京的夜班火车往家赶， 想尽早见到想念的奶奶和家人。
清晨五点，我到了北京，刚一踏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平日里奶奶常坐的椅子上没人，可所有在北京的叔叔婶婶，姑姑姑父们却挤满了一屋子。屋内鸦雀无声， 每个人的脸都是阴沉沉的，眼睛里含着泪珠。我满心的欢喜一下子凉了半截。这时，爸爸迎上来，他双眼红肿，嘴唇颤抖地说：“奶奶昨晚去世了“。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劈的我浑身一个寒颤， 绔嚓一下坐到了地上！
奶奶生了十个孩子，五男五女，我父亲是老大，我是奶奶的大孙子。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长子长孙的地位是非比一般的，再加上我和奶奶同在一个屋檐下十几年，又在断学十年后，从山沟沟里，一把就考进了重点大学，所以奶奶对我是有点另眼相看。 从小到大，她不知带我上过多少次街，下过多少次馆子。不论我是下兵团，还是上藏区，她都隔三差五的东西寄给我。就是在她离开人世前的那个晚上，她还张罗着给我买个十元一份的盘菜，里面有鱼，有虾。民以食为天嘛，在那物质极其贫乏的时代，这就是莫大的关怀！
奶奶是一名小学一级教师（五， 六十年代的最高级，那时没有特级教师）。可惜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退休了。听说她讲课时嗓音宏亮，生动有趣，而且忒有耐心，很受小孩子们喜欢。要不怎能评上一级呢？虽然她退休在家，但还是在家里给原来她所在学校的落后生补课。这些都是义务的，不像现在要收费，而且越收越高。奶奶不但给这些孩子们补课，还时常掏出自己的钱给家里贫困的孩子买笔，买本。夏天天儿热，她还给他们买冰棍儿，鼓励他们学习。这可是有点物质刺激呦！
奶奶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无论是在学校， 还是在街道，走到哪，人缘都没的说，人们都亲切地叫她一声“吴老师“。奶奶性格爽朗，乐于助人。每当周围的亲朋好友或街坊四邻居有难，她总是要主动伸出援手，尽力而为。
文革前，每年春节，奶奶退休学校的校长都会带着老师们来家给奶奶拜年。特别是一个姓李的男老师，每次在路上遇到奶奶都会立正，然后一边九十度鞠躬， 一边笑着说“吴老师好“。表示一种特有的尊敬。
奶奶是一家之主，文革前，家中虽有保姆，但家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都得由她来操心。她还和保姆一起下厨房，自己的小件衣裤从来都是自己洗。文革前，家中换过几次保姆，但在文革中， 没有一个回来说奶奶不是的。据我所知，文革中，保姆控诉顾主的事是屡见不鲜。
奶奶积极义务为街道工作。当时在街道里工作的老头儿老太太们识文断字的是凤毛麟角。奶奶是东北女子师范毕业的，写得一手好字， 所以胡同里所有抄抄写写的活儿就都是她的了，什麽发通知，写标语，写选民榜，写光荣榜，等等， 等等。
文革中， 奶奶没挨整，甚至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这事儿说来奇怪也奇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 说奇怪的是：奶奶是个旧知识份子，三儿子还在台湾， 又是地地道道的官僚兼资本家出身。在东北老家她爸爸是县电话局长，还开着四个大油坊（榨油， 卖油的店），三个绸布店。在天津也有几个买卖， 和一栋在法租界的洋楼。 这麽看，奶奶应是板上订钉的整肃对象。说不奇怪也不奇怪：奶奶一贯人缘儿好（我看这条最重要），而且忠心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新社会。 虽然她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在大陆的七个子女中，有五个是党员。
为什麽一个在旧社会里貌似有钱，有势人家的大小姐会热爱新社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左二是我奶奶
奶奶 1900 年生人。 19 岁就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我爷爷。这是个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奶奶和爷爷的老家同在一个县。 当时爷爷在天津铁路局供职。解放前，铁路工作是个金饭碗。他父亲， 就是我太爷，是个清末进士，外放黑龙江做过县太爷。民国时在天津当北洋政府的法庭庭长。家中置了不少的地。那时，农村出来当官的人都是有钱先买地。农民以土地为本吗？官僚地主加官僚资本家，才子配佳人。这在当时是个多麽令人羡慕的婚姻啊！
哪儿成想，我爷爷本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他喜欢是拉胡琴，捧戏子，根本不顾家。 最可恨的是还吸白面儿 ！四十二岁就把自己折腾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害得我奶奶从三十九岁就开始守寡。当时正值日伪统治时期， 爷爷一撒手，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怜的奶奶当时还正怀着第十个孩子。 家里的物件儿也都已经被爷爷卖得差不多了。那时我太爷远在哈尔滨，远水解不了近渴。家徒四壁， 孤立无援的奶奶只好向在天津的她自己的父亲求救， 带着十个孩子搬进了她娘家。
中国有句老话，也是句大实话“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个穷寡妇，带了十张嘴进门给奶奶的父亲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时，奶奶的亲妈已过世，他父亲六十多岁了又续了个十几岁的黄花姑娘。老头子总得宠着这小媳妇儿吧，所以家里的事儿，里里外外， 事无巨细都得看她的脸色行事。没多久，她就对我奶奶不耐烦了。连她的贴身丫环也不给我奶奶好脸子 。听四叔说，过年过节别人送来的糕点盒子，长了毛了也不给他们吃。过去讲究“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一气之下，奶奶就带着九个孩子奔回了东北，我爷爷的老家， 想到哪儿找条出路。（那时， 我父亲留在天津上高中，由我奶奶的大哥照顾）
一到东北老家，奶奶就傻眼了。那是个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的小村子。洋楼大马路，换成了平房小土路 , 自来水煤球炉，变成了井水柴火灶。更令人寒心的是，爷爷有兄妹九个（怎麽都那麽多孩子，据说，我奶奶的姐姐生了十六个），他们一看，一帮孤儿寡母涌进了家门，就写信一致要求老爷子分家。 我太爷怕后院内乱，就赶紧从哈尔滨赶回，匆匆忙忙的把家一分，调头就走， 原来他刚刚才赎了个年轻的妓女回家，哪儿能在这久待呢？
我太爷前脚刚走，后脚我奶奶就被 ” 送 ” ， 其实就是轰，出了家门，另过。奶奶，一个从小骄生惯养的城里大小姐，带着一帮不会做事孩子，在空旷无援的东北农村，养猪，种地，举家过日子，这担子压在奶奶的身上有多重，以后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是可想而知了。那年月，人们崇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就是不讲究这些， 谁又会取一个带着十个孩子的寡妇呢？那其中的苦楚，奶奶又能向谁诉说呢？
就这样，奶奶领着一家人含辛茹苦， 有时甚至是忍饥挨饿地硬撑了六年。 在这期间，我大姑出嫁了。 我最小的姑姑（奶奶的第十个孩子）病死了； 我二叔让日本人抓了劳工，再没见回来。我父亲在陕西汉中上大学， 由于抗战，他无法回家，甚至连通信都十分困难。奶奶真是度日如年啊！就这麽 熬呀， 熬呀，终于熬到抗战胜利。转过年来，我父亲也大学毕业了，在北平做了住院医生。
我父亲深知奶奶和姑姑叔叔们在农村凄苦无助的处境和自己做为长子的责任，找到工作后，他立即想办法把奶奶他们接到了北平。
虽然全家是到了北平，但每月只靠我父亲当住院大夫挣的几袋小米（那时，工资按多少袋小米来合），全家也只能维持个城市贫民生活。幸好，没多久北平就解放了。 新社会，新气象，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急需。我奶奶和四叔走进了小学教师队伍， 我二姑，三姑，四姑， 五叔一个接一个地参了军。全家人一下子都有了工作，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都找到了饭碗。紧接着二姑，四叔，五叔又都入了党，提了干。家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那句老话“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
人都有自私性，从这个角度看，奶奶眼看着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从苦难走向了幸福，从走头无路到前途一片光明，而且是芝麻开花 — 节节高， 她不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新社会，她拥护谁呢？但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是着着实实给她当头泼了一盆“冰“水！
文革中，奶奶自己是没挨整，但她的几个孩子却几乎无一幸免。我父亲的帽子是“漏网大右派兼二流堂堂医“； 我四叔是“走资派“；五叔是“现行反革命“；二姑是“军内保皇派“。倒霉的事儿是一桩接一桩，这个还没完，那个又来了。先是四叔被打得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 接着父亲又进了牛棚；再下来是二姑给斗得得了蜘蛛网膜炎；最后是五叔给关进了监狱。那时奶奶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整日里提心吊胆， 担惊受怕。但她很坚强，没掉过一滴眼泪（也许是因解放前给锤炼过？）。她一面安抚这几个孩子受伤的心，给他们打气，支持他们挺下去；一面继续参加街道工作，接待红卫兵，挖防空洞， 站岗巡逻样样不拉。家里不许用保姆了， 奶奶就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这一干又是八年。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云开雾散见了青天，奶奶又一次获得了解放 !
奶奶去世前把自己所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好像她知道自己要离开了似的。然后坐下来看电视。那天演的是京剧“三岔口“，看到可笑之处，奶奶哈哈一乐，就上了天堂。 有人说这是前世积德修来的，我看这是奶奶自己今世挣来的。
奶奶的一生即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含辛茹苦守了四十年的寡；幸运的是，她的日子是先苦后甜。当然，我也知道，就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家庭却走着相反的路。解放后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毁人亡。其实，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历史的实质。什麽时候这种循环往复能够被打破， 不管是三民主义也好，还是和谐社会，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实现，那可就是中国普天同庆之时了。我想那才是奶奶真正所想往的，所热爱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