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之后接连不断的文化界风潮中，他还站在主流文化（新文化运动）圈内，但已常显被动，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他便隐入了书斋，成为“隐士”。但它的起源，却是可以上溯到兄弟决裂的。他后来甚至似乎有些故意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或故意与鲁迅唱反调，兄弟决裂对他的精神打击，其沉重的程度绝不亚于鲁迅。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仍一起活动，并取同一立场
他们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事件中当然不能没有态度，尽管内心已有裂痕，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出于公众形象的考虑，为顾全大局，他们还是采取同一步伐的。但也尽量避免碰面。他们没有因家庭纷争而抛弃社会责任，至少在决裂初期是这样。这里有几件很说明问题的事例。
第一件事：编辑《新潮社文艺丛书》
该丛书是在兄弟俩决裂之前开始编的。开始用“文艺丛书”为名，原由周作人具体负责编辑。在1923年出版了《春水》（5月）、《桃色的云》（7月）和《呐喊》（8月）后，大约因为兄弟决裂，似乎停顿了一个时期，到1925年才续出。虽然名称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呐喊》是1923年5月间鲁迅自己编定的，于6月付印，兄弟决裂发生在7月，但1923年8月该书出版时，仍署周作人编。这件事是衡量两人关系的一个有价值的标记。那时出版一本书，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像《呐喊》这样篇幅和印数（2000册）的书，两个月就足够了，而从7月19日兄弟反目到该书出版（8月20日），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想要改动，是完全来得及的。显然，两人都认为，兄弟反目并没有达到有必要改变这一做法的地步，说明两人的情绪还并没有完全失控。
1924年5月13日，也就是在兄弟两人最后冲突之前一个月不到一点，周作人写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其中就北大教授杨某向女学生写情书事，发议论道：
我最讨厌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从周作人这些话里看，他似乎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自知过失，我还可以原谅你，仍然与你为伍。因为我也有过失。从周作人的性格出发看，他的矛盾心态是可能这样表现的。
这文章发表在三天后的《晨报副镌》上，鲁迅是必看的。但接着发生的事，却是“取书风波”，这就使事情走向僵化，无可挽回了。鲁迅当然不可能向他表示“自知过失”，周作人其实也知道，他之所以那样说，只是为了表白自己。
最耐人寻味的是，别人却还在把他们兄弟俩混为一谈。《呐喊》出版后，站在《语丝》对立面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以此来嘲笑鲁迅。成仿吾的文章叫做《〈呐喊〉的评论》，其中说：
《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
本来，鲁迅的书由周作人编辑，这又与别人何干呢？何况他们还不知道，兄弟已经失和了。这样的评论，叫鲁迅、周作人两人哭笑不得。后来，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乃超又拾起了这个话头，说鲁迅“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对此，鲁迅反驳道：“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鲁迅说得理直气壮，然而谁知这时兄弟两人却真的已经“反对”了！而在北平，周作人也在文章中顺便讥讽“革命文学家”大谈光明而恐惧黑暗。
新潮社还出版有别的书，也是在兄弟失和之后继续出版的，尽管两人已反目，也基本不在一起露面，但对外并没有公开其矛盾，而且，鲁迅还曾介绍许钦文的小说给周作人供编该丛书，虽然后来没有编入该丛书，但却说明两人还是“同人”关系。
第二件事：两人共同参与《语丝》社事
《语丝》是1924年11月15日正式出版的。由周作人编辑。但该刊的发起，却与鲁迅有关。
按照孙伏园的说法，并综合其他材料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4年孙伏园在编《晨报副镌》时，有一次要去出差，走以前，他把编好的稿件交给代理编辑刘勉己，让他代为发稿，其中有鲁迅的一篇诗稿《我的失恋》，还有周作人的连载民间故事集《徐文长故事》。谁知等孙出差回来，却发现鲁迅的作品被刘擅自抽掉了，连周作人那篇连载的《徐文长故事》也被中途停载。孙伏园因此愤而辞职。之后，在11月2日那天，正是星期天，孙伏园跟钱玄同、周作人、顾颉刚、李小峰、江绍原、章廷谦一起在东安市场聚餐时，提出自办刊物，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当场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则由到场的七个人，再加上鲁迅（！），大家分摊。还当场从顾颉刚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随机挑出“语丝”两个字作为刊名。第二天，孙伏园就去把大家头天商量的情况跟鲁迅说了，鲁迅当即表示同意加入。这样，事情就定下来了。
《语丝》第一期就在11月15日出版，发刊词是大家公推周作人写的，第一期中除周作人自己的《清朝的玉玺》外，还刊载了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不出”》两文。虽然是周作人在编，而且每期虽仅薄薄几页，但鲁迅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有时甚至一期刊登两到三篇。这种情况从创刊开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鲁迅还垫出了该刊的印刷费十元。在该刊的广告上，写明该刊“长期撰稿人”16人，其中经常撰稿的五六人中，既有周作人，也有鲁迅。
《语丝》编者又是周作人，那么，鲁迅怎样投稿给周作人的呢？这主要是通过孙伏园，因为这些撰稿人原是他邀来的。有时是李小峰，因为出版事务是由李小峰负责的（据鲁迅说，后来他在上海编《语丝》时，才知道《语丝》的编辑规矩：同人稿件是不需审改的，而且有的是直接寄到李小峰处，作为编者的鲁迅看到那些文章时，往往已是在印好、订成本之后）。尽管如此，鲁迅与周作人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
与此同时，孙伏园开始编《京报副刊》后，鲁迅和周作人又同时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虽说那样两人直接关系更少，显然也都是由于孙伏园的关系。但毕竟两人同在两三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免经常看到读到对方的文章，尤其是像《语丝》这样的同人刊物，如果是仇人，两人的文章同时在一个刊物上亮相，又是什么况味呢？
第三件事：两人共同参与女师大风潮，取同一立场并同时出现在相关场合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两人都被推为“校务维持会”成员，并都积极参与，全无妥协退缩之态，甚至不惜与胡适等老朋友反目。这是弟兄俩在决裂后走得最近的一次。首先是对于杨荫榆的治校方针，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反感。开始时，鲁迅积极支持学生，而周作人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被开除后，他还劝慰她们“决然舍去”，而不必做“群众运动的牺牲”。但很快，他也被深深地卷入进去。当女师大成立“校务维持会”时，他与鲁迅一起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成员，而且，当鲁迅起草《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后，周作人也在上面签了名。后来他的态度就更激烈，以至被推到了第一线。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带了军警武力驱逐学生，周作人拍案而起，指斥杨“丧心病狂，可谓至尽矣”，而且直接点名批挞教育总长章士钊“决不能逃责”。8月13日，教育部召开女师大家长会，周作人作为学生张静淑的担保人前往开会，会上章士钊粗暴宣布解散女师大，周作人忍无可忍，带头发言抵制，已经有了一些“领头羊”的样子。
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仍一起活动，并取同一立场
他们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事件中当然不能没有态度，尽管内心已有裂痕，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出于公众形象的考虑，为顾全大局，他们还是采取同一步伐的。但也尽量避免碰面。他们没有因家庭纷争而抛弃社会责任，至少在决裂初期是这样。这里有几件很说明问题的事例。
第一件事：编辑《新潮社文艺丛书》
该丛书是在兄弟俩决裂之前开始编的。开始用“文艺丛书”为名，原由周作人具体负责编辑。在1923年出版了《春水》（5月）、《桃色的云》（7月）和《呐喊》（8月）后，大约因为兄弟决裂，似乎停顿了一个时期，到1925年才续出。虽然名称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呐喊》是1923年5月间鲁迅自己编定的，于6月付印，兄弟决裂发生在7月，但1923年8月该书出版时，仍署周作人编。这件事是衡量两人关系的一个有价值的标记。那时出版一本书，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像《呐喊》这样篇幅和印数（2000册）的书，两个月就足够了，而从7月19日兄弟反目到该书出版（8月20日），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想要改动，是完全来得及的。显然，两人都认为，兄弟反目并没有达到有必要改变这一做法的地步，说明两人的情绪还并没有完全失控。
1924年5月13日，也就是在兄弟两人最后冲突之前一个月不到一点，周作人写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其中就北大教授杨某向女学生写情书事，发议论道：
我最讨厌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从周作人这些话里看，他似乎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自知过失，我还可以原谅你，仍然与你为伍。因为我也有过失。从周作人的性格出发看，他的矛盾心态是可能这样表现的。
这文章发表在三天后的《晨报副镌》上，鲁迅是必看的。但接着发生的事，却是“取书风波”，这就使事情走向僵化，无可挽回了。鲁迅当然不可能向他表示“自知过失”，周作人其实也知道，他之所以那样说，只是为了表白自己。
最耐人寻味的是，别人却还在把他们兄弟俩混为一谈。《呐喊》出版后，站在《语丝》对立面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以此来嘲笑鲁迅。成仿吾的文章叫做《〈呐喊〉的评论》，其中说：
《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
本来，鲁迅的书由周作人编辑，这又与别人何干呢？何况他们还不知道，兄弟已经失和了。这样的评论，叫鲁迅、周作人两人哭笑不得。后来，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乃超又拾起了这个话头，说鲁迅“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对此，鲁迅反驳道：“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鲁迅说得理直气壮，然而谁知这时兄弟两人却真的已经“反对”了！而在北平，周作人也在文章中顺便讥讽“革命文学家”大谈光明而恐惧黑暗。
新潮社还出版有别的书，也是在兄弟失和之后继续出版的，尽管两人已反目，也基本不在一起露面，但对外并没有公开其矛盾，而且，鲁迅还曾介绍许钦文的小说给周作人供编该丛书，虽然后来没有编入该丛书，但却说明两人还是“同人”关系。
第二件事：两人共同参与《语丝》社事
《语丝》是1924年11月15日正式出版的。由周作人编辑。但该刊的发起，却与鲁迅有关。
按照孙伏园的说法，并综合其他材料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4年孙伏园在编《晨报副镌》时，有一次要去出差，走以前，他把编好的稿件交给代理编辑刘勉己，让他代为发稿，其中有鲁迅的一篇诗稿《我的失恋》，还有周作人的连载民间故事集《徐文长故事》。谁知等孙出差回来，却发现鲁迅的作品被刘擅自抽掉了，连周作人那篇连载的《徐文长故事》也被中途停载。孙伏园因此愤而辞职。之后，在11月2日那天，正是星期天，孙伏园跟钱玄同、周作人、顾颉刚、李小峰、江绍原、章廷谦一起在东安市场聚餐时，提出自办刊物，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当场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则由到场的七个人，再加上鲁迅（！），大家分摊。还当场从顾颉刚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随机挑出“语丝”两个字作为刊名。第二天，孙伏园就去把大家头天商量的情况跟鲁迅说了，鲁迅当即表示同意加入。这样，事情就定下来了。
《语丝》第一期就在11月15日出版，发刊词是大家公推周作人写的，第一期中除周作人自己的《清朝的玉玺》外，还刊载了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不出”》两文。虽然是周作人在编，而且每期虽仅薄薄几页，但鲁迅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有时甚至一期刊登两到三篇。这种情况从创刊开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鲁迅还垫出了该刊的印刷费十元。在该刊的广告上，写明该刊“长期撰稿人”16人，其中经常撰稿的五六人中，既有周作人，也有鲁迅。
《语丝》编者又是周作人，那么，鲁迅怎样投稿给周作人的呢？这主要是通过孙伏园，因为这些撰稿人原是他邀来的。有时是李小峰，因为出版事务是由李小峰负责的（据鲁迅说，后来他在上海编《语丝》时，才知道《语丝》的编辑规矩：同人稿件是不需审改的，而且有的是直接寄到李小峰处，作为编者的鲁迅看到那些文章时，往往已是在印好、订成本之后）。尽管如此，鲁迅与周作人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
与此同时，孙伏园开始编《京报副刊》后，鲁迅和周作人又同时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虽说那样两人直接关系更少，显然也都是由于孙伏园的关系。但毕竟两人同在两三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免经常看到读到对方的文章，尤其是像《语丝》这样的同人刊物，如果是仇人，两人的文章同时在一个刊物上亮相，又是什么况味呢？
第三件事：两人共同参与女师大风潮，取同一立场并同时出现在相关场合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两人都被推为“校务维持会”成员，并都积极参与，全无妥协退缩之态，甚至不惜与胡适等老朋友反目。这是弟兄俩在决裂后走得最近的一次。首先是对于杨荫榆的治校方针，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反感。开始时，鲁迅积极支持学生，而周作人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被开除后，他还劝慰她们“决然舍去”，而不必做“群众运动的牺牲”。但很快，他也被深深地卷入进去。当女师大成立“校务维持会”时，他与鲁迅一起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成员，而且，当鲁迅起草《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后，周作人也在上面签了名。后来他的态度就更激烈，以至被推到了第一线。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带了军警武力驱逐学生，周作人拍案而起，指斥杨“丧心病狂，可谓至尽矣”，而且直接点名批挞教育总长章士钊“决不能逃责”。8月13日，教育部召开女师大家长会，周作人作为学生张静淑的担保人前往开会，会上章士钊粗暴宣布解散女师大，周作人忍无可忍，带头发言抵制，已经有了一些“领头羊”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