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下午，于丹携新书《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从一点四十到晚上十点半共签售新书一万三千册。于丹此次新书的首印数量为六十万册，超过了之前“百家讲坛”的另一位讲者易中天五十五万册的印数。
于丹自从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以来，评论偏向两极化：有人认为她将《论语》讲解的深入浅出，富有生活化气息；也有人认为专业化不够。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于丹。
把《论语》当做生活方式而非学术内容
新京报：你的新书《心得》一上来就印了60万册，印了这么多，怎么这么有信心？
于丹：签售情况（一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卖书一万三千多册）
于丹认为在电视上以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 |
新京报：你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到“百家讲坛”讲《论语》的？
于丹：之前我一直为“百家讲坛”担任策划，也参与了他们的节目评判，“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就很熟悉，他们的研讨我也参加得很频繁，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
《论语》的题目是早就定下来的，有一天他们就说，那还不如你来讲呢。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来讲《论语》？
于丹：我们觉得，首先绝不能把《论语》只当做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所以，首先找到的人是要把《论语》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其次是他能够深入浅出，《论语》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一种语录体的哲理，它跟《三国》、《明史》都不同的是它缺少情节，讲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它离现代生活很近。
新京报：对于孔子，你自己究竟是怎么理解的？
于丹：我称他为一个特别温暖朴素的仁厚长者。孔子是一个特别厚道的人，学生经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问他，学生无论问他什么他都说，哪怕是他自己不屑的问题。
“百家讲坛”不同于在大学里讲课
新京报：但是现在你对于《论语》的这种讲解方式，可能一部分人会觉得很生活化，但是相对的也有人觉得，讲解的不够专业，甚至相当于“中学语文老师”的水平，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于丹：我在大学里十几年也在讲古典文学，也在讲《论语》，但是大学的讲法肯定和“百家讲坛”不同，大学是一种学理的讲法，讲究严谨的考据，学术的系统，思想的深远。
我在“百家讲坛”是另外一种讲法，它是传播的讲法，感悟的讲法，心得的讲法。“百家讲坛”对于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你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听的有兴趣，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百家讲坛”讲《论语》从一开始就不追求学问上的深刻，而是一种放散性的，关乎人们生活自身的讲法。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们想追求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效果？
于丹：现在这个效果基本是一开始我想要追求的，就是用一种情节的承载，心中有，口中无，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心得》的目的。
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水平
新京报：我觉得，实际情况是，一般看“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观众，是不太看书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电视的那一部分特定收视人群，而真正做学问的人则很少会看这种电视节目，会根据这个情况来采用这种可以说是“通俗”的方式讲解吗？
于丹：其实这正是“百家讲坛”在定位时候的高明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层面，一个人可能没有读过某部经典，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不涉足生活，一个成年人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考验，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这其中的忧、惧、惑就是客观现实，现在诱惑多了，会更加感觉到这些困惑。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讲解《论语》，就是在我们面临多元选择的时候，让大家的主心骨更增强，这样客观的忧、惧、惑就会受到抑制。
新京报：也正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内容，会让人觉得你在“百家讲坛”中对于《论语》的讲解更加偏向是一种“心理医生”式的讲解，而非专业化的讲解？
于丹：从一开始，我就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但说清了其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起到让人豁然开朗的作用，它总归是对今天的生活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大众传播平台实现，我认为比在大众平台上去追究学术水平要重要的多。
新京报：从你一开始讲《论语》，易中天就对你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你们俩对于这方面的交流多吗？
于丹：我和易老师在录“百家讲坛”期间交流并不多，之前我俩甚至互相都不认识，但是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老师首先发帖子说“于丹真棒”之前，我俩都没有怎么说过话。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这样的东西在易中天老师身上有，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
新京报：但是似乎大家对于易中天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并不都是赞美之词？
于丹：大家对于《论语》都可以有两极化的评论，更何况对易老师？
新京报：现在你的书的首印数量已经超过了易中天，这是否暗示着，你会比易中天还要“火”？
于丹：不是这样一个标准，易老师是讲《三国》的，读过《三国》，喜欢小说的人可能只是一部分，但《论语》作为中国人的《圣经》，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种普遍程度来讲，我的这个题材先天应该更占优势。《论语》是不大好讲，但它更具普遍性的需要。
新京报：现在已经有人把你称做“女版易中天”了，你对这个称呼怎么看？
于丹：每个人只可能成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他人。
新京报：其实这个称呼有可能意味着，你有可能也像易中天一样，成为一种话题议论的焦点，你对此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于丹：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么远，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尽量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讲《论语》、《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