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的音乐和入党谈话，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是我清华岁月里的一段和谐的乐章，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段往事。
六六年一月，我在清华加入过共产党，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当时罗征启是清华党委宣传部付部长，蒋南翔校长的主要笔杆，分管校刊《新清华》和文艺社团。印甫盛是自七的学生，政治辅导员，文艺社团的支部书记。他们都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即清华从本校学生中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罗征启1957年毕业自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时代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也当过政治辅导员。
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和胡锦涛相比，虽说都是清华园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但论视野和知识面的开阔，胡不如罗征启；论魄力和敢于承担，胡不如印甫盛；但要论“听话”的程度，他们俩就都不如胡锦涛了。同他们初次见面的印象，老罗是英气逼人；老印是霸气凌人；胡则是和气煦人。
老印来自江苏如皋的一个贫农家庭，有一个叔叔是烈士。他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后来娶了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可算是响当当的“根正苗红”。老印极聪明，也极有能力。按说，他在共产党体系里应该有极好的前途。但他的仕途并不很顺，究其原因，就是他并不是很“听话”。我到文艺社团当集中队员不久，就领教了他内心深处的桀骜不驯。那是六五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文艺社团的老资料里看到一则五八年的旧闻：去上海巡回演出。我唉了一声：“什么时候我们还再去上海啊？”他回了一句，可说是石破天惊：“不可能了。那个年代，都在发高烧。”
把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说成是“发高烧”，我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言论。对此我也有一些模糊的认同，但不敢说。而老印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其胆识不由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这辈子交的朋友不多，但交上了，就是终身之交、生死之交。和老罗，可说一生都亦师亦友；和老印，则一辈子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我大概算不上那种“积极分子”，因为到要发展我为党员的前一天，我都在状况外。六六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已买了火车票要回上海。临回家前一天，李桂，文艺社团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才来同我商量：“阿南，能不能晚几天回去？”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有点不识相：“不行，我车票都买了。”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明天下午四点左右的春运加班车。结果支部大会就在第二天上午召开，我带着行李到会场，会后就直奔火车站。到会上，才知道我的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反正那时候一切都由党安排，听话就是了。那天，被讨论的还有舞台美术组的曲从钰，就是那个黑而胖的“曲曼丽”。
回校后，老印告诉我总支已批准了我的入党，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党员谈一次话，由老罗来谈。约好了去老罗在荷花池的宿舍。行前，我心里有点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还有点忐忑，因为当时我和老罗并不是很熟。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的乱。那时候的宿舍，连厨房都没有，走廊里堆满了做饭的炉子和杂物。进了门，他招呼我坐下。我那坐姿，大概相当于李登辉初见蒋经国的水平。他看到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扎特？”
我哑然。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我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扎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叠叠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扎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怡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自然是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我也有幸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死保你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绝没有好下场！”宣传部的小张藉批斗老罗的机会给他通风报信：“你毒害青年，到现在万润南都在死保你！”
写过“屁声像山炮那么响”的边国政，也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宿舍，也能友好相处。有一天，他向我展示从老罗那里抄家抄来的几本印刷得及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著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过了几天，趁他不在宿舍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模黑给罗征启送去。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还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
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老边的奶酪让我动了一下，还没有让他发觉。他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