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为什么倒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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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安徽十余年的曾希圣为什么倒台? [原创 2006-05-27 19:51:06 ]
发表者: 北场客

  1962年2月初的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人员正在以各自省、市、自治区命名的会议厅举行小组会,给自己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提“批评意见”——这就是当时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

  此时,在以巨幅铁画《迎客松》为主背景的安徽厅内气氛最紧张,火药味最浓:与会者虽然都是“县团级”以上的“负责同志”,但一个个疾言厉色,口沫飞扬,那架势颇类似于几年后“文革”中“造反派”的做派。大家的“批判”矛头对着同一个人,此人年近六十岁,中等个头,身材微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默默地面对着众人的“批判”,连座位都没一个,最后只好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

  其实这种场面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屡见不鲜,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时都曾出现过。不过,今天这位“众矢之的”虽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高岗和彭德怀等人,但他在此之前却一直是毛泽东的“爱将”,更是前不久的“大跃进”中的风云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这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是虚的,他从此没有实权,开始淡出政治舞台。

  对曾希圣七千人大会后被免职的原因现在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载2003年5月8日《南方周末》),说是由于1961年他在安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被中共领导人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错误”。

  另一种说法见茆家升的《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一文(载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值得探究一番。

  总的来说,曾希圣在“大跃进”中是够狂热的,他紧跟毛泽东的步伐,不恤民力,推波助澜,把个安徽省整个变成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场。

  他执掌下的安徽在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诞口号,大放特放虚假的“高产卫星”,并不顾实际情况强制发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在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生产上的瞎指挥、虚报浮夸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甚嚣尘上,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在水利建设方面,提出“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一窝蜂地上马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施工中违反自然规律,盲目抢工期,造成极大的浪费,而巨大的土方任务更使农民苦不堪言;

  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冶金系统盲目建设“小高炉”1260座,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同时在城乡掀起“群众性大炼钢铁”的“热潮”,白白耗费了大量资源、材料和人力、财力;

  最为严重的是,安徽省1958年至1960年三年实际粮食总产量仅为452.02亿斤,却“估产”为820.91亿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把农村余粮“征收”殆尽,导致1959年和1960年因灾减收后农村出现了大饥荒——1959—1961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有说六百万的,也有说九百万的,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则承认为407万!

  对此,作为大权在握的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责有攸归,他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罪”!

  不过,曾希圣还算是有良心的“高干”,面对饥荒遍野的惨状他翻然转变,1961年4月提出在农村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办法——这实质上就是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

  7月,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在火车上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情况,当时已了解到饥荒情况的毛泽东听后同意他“试验”。

  于是他就放开胆子在全省各地大力推行责任田。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这使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如芒刺在背。

  12月,农村形势略有好转,毛泽东就对曾希圣明确地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但曾希圣却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吧?”毛泽东当时听了沉默不语,但恼怒之意显然潜滋暗生了。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遭“批判”的罪名应该是两个:

  1。在“大跃进”中的“错误”

  2。和搞“包产到户”的“错误”。

  据有关回忆文章说,曾希圣其人“性格刚烈,爱发脾气”,有“曾霸王”之称,这种性格强悍的人往往对下属过于严厉,不知体恤。

  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时中共中央曾下发文件列出“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曾希圣却在这之外另加了反对强制推行他的农业“三改”政策和反对所在单位主要领导两条“右派标准”,结果当时安徽省打出的“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至于平时工作中他伤害的干部应当更多。

  因此,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安徽干部许多人肯定早就对他怨气颇深,借此机会自然要对他群起而攻之,而“批判”的矛头当然会指向他在“大跃进”中的“左倾蛮干”,但在当时毛泽东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的情况下,“批判”的矛头显然更多的还是指向他推行的“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

  不过,对曾希圣最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那些“县团级干部”们的“批判”(即使这些人中曾有人极力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要杀他的头),而在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

  在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之前,毛泽东一直对他信任喜爱有加,即使早在1960年上半年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已被中共中央所知悉,毛对他仍不改信任之意。

  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山东饿死人太多而遭免职后,毛还特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而当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尤其是毛要他“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却遭到他谦恭地拒绝后,毛对他的信任和喜爱完全丧失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听任刘少奇主持对曾希圣的“批判会”,听任(或是授意?)众人对他上纲上线、严厉斥责,最后又决定(或是同意?)撤去他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显然是因为他的“包产到户”严重威胁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而这“三面红旗”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树起”的,“三面红旗”如果倒了,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这是毛泽东不能容许发生的。

  所以,毛泽东的“爱将”、主政安徽省十余年的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后终于倒台,主要是由于他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脱离了毛泽东的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方向。

  现在看来,1961年曾希圣率先推行“包产到户”,使更多的人免于饥荒之难,值得赞许。

  不过,同样是在“大跃进”中,由于主要负责人的做为不同,各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安徽邻近的江苏、浙江情况就好得多。

  所以,在“大跃进”中疯狂一时的曾希圣应对1959—1961年安徽省数百万人饿死负主要责任,他的名字应刻在“大跃进”耻辱碑上显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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