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集人：对《曾希圣传》的质疑

罗集人：对《曾希圣传》的质疑

2004-12-16 罗集人

当打人凶手被表彰为救人英雄
　　
——对《曾希圣传》序言的几点质疑

　　 罗集人


　　一个心狠手辣的打人凶手在被害者奄奄一息即将毙命之际，“善心大发”停
止了行凶，把伤者送进了医院而使对方免于一死，这个凶手在法庭上可以凭其最
后的“善举”要求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如果他以此申请“见义勇为的英雄”或
“恩泽弱者的善人”的荣誉称号，则定会遭到断然拒绝。不幸的是，一个人人皆
知的凶手在其本人没有申请的情况下，已经被后人戴上了“救人英雄”的桂冠。

　　最近出版的《曾希圣传》的“序言”称赞曾希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
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曾希圣同志的革命
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应当作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对上述评价我想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

　　曾希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吗？曾希圣在别的时段的情况我们不熟悉，至少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希圣是把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抛弃得最彻底的领导人。

　　当然，那个时代全党都不实事求是，我们很难要求曾希圣比最领导人还要高明。问题是曾希圣在安徽大搞浮夸风是全国有名的，是创造性的发展了左的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安徽在1959-1961年饿死人的绝对总数（439万）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人口总数多一倍以上的四川省），而饿死人的比例列全国第一。按全国平均比例看，安徽多饿死200多万人。曾希圣作为省委书记难辞其咎。
（参见《搞笑：浮夸大王曾希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二，

　　曾希圣能“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吗？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在1959年就已经普遍存在，可是善于“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的曾希圣却不知道（是装佯还是被蒙在鼓里？）

　　1959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来到无为作实地考察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

　　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并下令开仓赈粮。这一“张老K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

　　对这一事件细节是否真实和作何评价姑且不论，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安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在省级领导中是不难知道的，而且是早已知道的。

　　可是曾希圣这位省委书记做了什么呢？他(省委)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约要报请中央批准？），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

　　此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无为县在三年中饿死的人据说居全省之首。

　　第三，

　　曾希圣是“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弊端”的吗？

　　揭露人民公社弊端的第一个人一定是深受其害的农民，但是农民的声音写不进历
史。

　　但我知道 “第一个站出来”的高官肯定不是曾希圣——彭德怀在1959年7月
就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了“万言书”(实际上只有3000多字)，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而“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实际上是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彭德怀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以上是党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无论是正统的中共党史还是海内外专家的的个人专著，都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

　　《曾希圣传》“序言”硬将“第一个”桂冠送给曾希圣，不是在公然篡改历史吗？

　　第四，

　　曾希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吗？

　　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1961年2月他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8日第8版）。

　　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责任田”确有其事，但是效果并非如上文所言，下面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P427页记载的1957-1965年安徽省粮食产量：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1957 1027.0
　　1958 884.5
　　1959 701.0
　　1960 674.6
　　1961 629.0
　　1962 670.7
　　1963 697.7
　　1964 812.1
　　1965 966.6

　　资料显示，在曾希圣在安徽工作的最后四年（1958-1961），安徽省粮食产量逐年下滑，1961年降到最低点，比1949年的639万吨还要少10万吨，难怪最后三年安徽饿死那么多人（此时安徽的人口比1949年增长了三分之二）。

　　而安徽粮食生产复苏，恰恰是在曾希圣调离安徽以后（1962年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一文说，“到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批评
“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给人的暗示是曾希圣因“责任田”错误被调
离安徽。这也是对史实的公然篡改。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党史读本都说七千人大会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是否批过“责任田”不敢断言，但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挨批，主要是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

　　人民网《刘少奇年谱1962》有下面的记载：“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 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的讨论并讲话。在此期间，还分别听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况汇报，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调查了解和解决安徽省在过去几年中犯“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以及至今仍然 “捂盖子”、不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在大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这一记载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http://www.people.com.cn/item/newlsq/sp.html）

　　另据healthzhou 《三年自然灾害》，就在处理安徽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
（http://bbs.nju.edu.cn/blogcon?userid=healthzhou&file=1081173688）

　　请注意这里的“收回自留地”，这是剥夺农民最后一点活命本钱的残忍之举。

　　曾希圣1961年2月开始搞的“责任田”从理论上说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但为什么《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安徽省1961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的最
低点(629万吨)。

　　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这个材料的数字本身有误；

　　第二，由于1959、1960两年农村已经大伤元气，恢复必然需要一段时间，难以很快见效。不管如何，1961年安徽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仍在继续（大约死人总数比1960年有所减少）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50岁以上安徽老乡的心目中，曾希圣这位“曾魔王”没有留下一点好印象，而1962年调到安徽任省委书记的李葆华，后来被安徽老百
姓称为“李青天”。

　　1962-1965年安徽和全国一样，是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几年。这几年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

　　如果按照《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的逻辑，既然七千人大会批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安徽的农业生产应该是再度遭殃，那么何以解释随后几年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呢？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李葆华这几年对中央“阳奉阴违”，在安徽继续保持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度（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这里仅仅是假定）。即使按照这种最有利于曾希圣的假定，他也仅仅相当于一个在实施重大犯罪以后作出了一个防止恶果蔓延的补救行为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