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浩先生访问纪录（之一）
【说明：桂系在 1929 年的蒋桂战争中为蒋中正轻易击败，主要在于其布置在湖北和河北的部队（原湘军唐生智之旧部）为蒋所收买，导致李宗仁和白崇禧等狼狈潜返广西，作困兽之斗。而收买白在河北的部队之主事者，便为龚浩――时为唐生智的智囊。故龚浩之回忆可补充当时那段历史的一些细节。】
龚浩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沈云龙、贾廷诗、夏沛然
纪录／贾廷诗、夏沛然
时间／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二日（共访问九次）
地点／台北市南京东路龚公馆
简 介
龚浩先生，字孟希，湖南益阳人。历任赵恆惕、谭延闓、程潜、唐生智等之参谋长，于湖南新军事力量之情形知之最详。先生曾受完整之军事教育，自湖南陆军小学，而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而保定军校，而陆军大学，每试辄列前茅。
陆大毕业后，先生入湘军鲁涤平师任职，因是与唐生智相识。以感唐知遇，自是爲唐襄赞策划。唐氏由旅长而师长、军长、总司令，乃至寄方面之重，皆先生爲之运筹帷幄。先生以追随唐氏最久，对唐氏之崛起、没落，及其日常生活均甚洞悉。
自五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二日，先生接受本所访问先后九次。先生特以「新湘军」爲中心，就其酝酿、形成、发展、变化，有极详细之叙述。其次，抗战期间，先生于役西北，参预胡宗南将军戎幕。适胡氏最近逝世台北，特请其发抒个人对胡氏观感，均具有现代史料价值。
先生现执教台北东吴大学，桃李满门，亦足娱晚年。
北伐前驱
㈠ 新湘军之崛起
从来历代开国有赖新力量的产生以转移世运，例如东晋谢玄、刘牢之的北府兵，很可说明新力量对大局的影响。广东政府高喊北伐的口号，由民六直到十五年，喊了十年之久，始终未能实现的原因就是没有力量。北伐的战略目标在武汉，因武汉是长江流域的心脏。但广东僻处一隅，咽喉爲湖南所扼。湖南的力量不附，北伐永无成功希望。
谭延闓与程潜
自民初以来，湖南迭遭兵乱。辛亥年湖南起义原以新军爲基础。当时新军不过二标（一混成协），力量有限，遂与帮会合作。首任都督焦达峰，就是号召帮会而发动起义的，不过帮会原是老湘军遣散后留下的组织，力量在下层社会，因此湖南人心、秩序均感惶惶不安。加以副都督陈作新不过是新军中的督队官，资望不足，引起其他新军的不满。于是不久，焦、陈二人均爲新军所戕，改推谘议局议长谭延阗爲都督。与谭合作的是程潜，担任军事厅长。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在士官生中颇负时誉。回国以后，任四川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正参谋。辛亥年太湖秋操时被派出川观操，适逢革命，程就回湘。程原是秀才，与谭延闓岳麓书院同学，声名且在谭之上。
赵恆惕
谭出任都督后，新军由二标扩充爲五师，师长都是第六期士官生，原来的二等兵都升爲排长。这是新湘军武力的初步形成。但是湖南财力不足以养五师之兵，勉强维持，只有增发通货，结果造成通货膨胀。不得已只有裁兵一途。先由五师缩裁爲三师，再裁爲两师。第一师师长赵恆惕，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所有裁兵工作，都是赵恆惕一手完成。赵原是广西协统，辛亥革命率军援鄂，因南北和议成功，被编入南京陈之骥第八师。赵率军队回湖南，很得谭延闓信任。
二次革命失败，赵恆惕爲袁世凯押禁北京。北军南下，汤芗铭督湘大肆摧残，新湘军的力量几乎完全被毁。
规模初具
直到民九年驱张（敬尧）之役以前，新湘军侷处郴永之间，卧薪嚐胆，是新湘军的磨鍊时期。这时薪饷爲一三五制——伙夫一元，士兵三元，军官五元。艰苦不难想见。驱张成功夺回全湘，所取得的北军军械，就成爲新湘军扩展武力的张本。这时共二师五旅，以赵恆惕爲总司令，士气最高，规模初具，新湘军的力量可说是由赵一手完成。
援鄂之役
民国十年，新湘军已成爲一股特殊力量。一方面兵数太多，亟谋向外发展，一方面湖北孔庚、蒋作宾响应联省自治，前来求援，于是有援鄂之役。此役是与川军熊克武合作，但熊克武动员太慢，川军到宜昌时，宋鹤庚已到汀泗桥。由于吴佩孚动员河南、河北、山东的军队协助王占元，湘军在汀泗桥相持廿多天，终于败退，几乎溃不成军。汀泗桥的地形，东爲山地，南爲河川阻隔的断绝地。湘军北攻，必须绕道东路。此次失败的经验，恰成爲以后北伐的成功经验。
是役我任前敌总指挥鲁涤平（第二师）的作战科长，是由团附调用的。我在长沙看过作战计划，便问鲁：吴佩孚的态度如何？鲁答称：事在人爲。我觉得甚不可靠。同时我对分七路入鄂的作战计划也不满意，因爲当时战争是沿铁路作战，主力应集中铁路，兵力不应太过分散。所以到岳州后，我就变更部署，调夏斗寅爲前部。在羊楼司与强敌正面遭遇，无法前进，我将部队调回绕攻赵李桥孙传芳之后路，一战大胜，掳获甚多。
唐生智
我与唐孟潇（生智）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当时唐是旅长，在前线常与我联系。一次在前线开会，一炮弹突落于会议室屋顶，唐声色不动。另一晚与唐同房而睡，炮弹如雨落，而唐鼾声如雷。我因此甚佩服唐，遂成好友。还有一次军事会议，由宋鹤庚主持，我起立发言，主张停止前进，等待川军到达。因此时吴佩孚态度不明，前进毫无把握，不如止于蒲圻以南，先与谈判。只有唐赞成我的看法。宋不认识我，竟要命令我退席。事实上宋想当湖北督军，爲私慾所蔽，所以坚持前进，结果大败。但汀泗桥溃退时，只有唐军整齐统一。唐坐于轿中，神色自若，颇有大将风度。
民十二护宪之役，谭延阐由粤入湘，当时湖南分爲三派：一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恆惕的学生。保定派与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形成二大壁垒。拥谭派有吴剑学、陈嘉佑、谢国光、蔡鉅猷等，其部下宫佐素质较差，但控制湘西、湘南一带，财源充裕，地利甚佳。我原任鲁涤平的作战科长（以参谋主任兼代），便劝鲁拥赵。但鲁以非赵之嫡系，乃杀团长袁植投谭（我曾任袁的团附，彭德怀当时是袁部少尉连附），我就脱离鲁改任赵之上校参谋。赵派我至唐生智处帮助攻打蔡鉅猷。唐又派我到武汉请求萧耀南援助武器弹药，结果共领二百多万发子弹，七、八千桿枪。最后将谭击败。
胜利之后湘军分编爲四师，唐是第四师，驻防衡阳。所部有一万多枝，干部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其他三师各只有七、八千枝），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廿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得到吴佩孚的接济支持（吴曾请唐到洛阳，大加鼓励），于是俨然成爲湖南最大的势力。当时，唐也确是气宇不凡，纪律严明，恩威并用，挥金如土，用兵机智。是以贺耀组称他爲多英雄。
唐孟潇起家，可以说完全由我策划。在援鄂之役失败后，唐部驻常德整补，因防地种植鸦片，财源最富，得天独厚，一次爲母做寿，我以鲁涤平代表身分往贺，唐坚请我坐首席，我甚感其优遇。在回程往长沙的船上，唐与我谈起湖南的前途，我向他献计，先联络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自然可以形成力量。唐大喜，叫我到长沙后即代爲联络，由他在经济上支持。于是先请客，再换兰谱，结拜兄弟，从此成爲一个团体。唐经济宽裕，所有同谱兄弟家用都由他接济，无论本省外省同学，一视同仁。刘文岛到湖南来，得了五千元，就是大家捐助的。于是再由我极其自然地提议共推唐爲领袖，均无异言。唐由是集合全湘军事力量，有举足轻重之势。
唐的祖父原居东安，房屋有如宫殿，妻妾十四人，喜庆宴席开八百桌，在广东将两书局的书一齐买下，其豪富可以想见。唐父是独子，生唐生智兄弟四人。唐小时很蠢，在陆军小学时背榜，到陆军中学始名列前茅。事父甚孝，对兄弟朋友也好。遇事镇定，胆大包天。好嫖好赌，是最大缺点。
㈡ 湖南地理优越，成爲北伐之基地
北伐的目的在直捣全国的心脏——武汉。湖南居武汉上游，顺流东下，极爲便利。而且湖南富于人力物力，加以民性勇敢诚朴，平日生活也习于军旅，是最好的兵源。老湘军即多半在宝庆一带所招募，洪秀全的武力也得自湘南道州一带。由两广北上，一方面固然必经湖南，一方面也可藉此补充。例如北伐时自广西出发的第七军，都是俄式老步枪，素质极差，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的两师，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数，都分别在湖南补充械弹兵源。所以自古南北相争，湖南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得之则胜，失之则败。蒋百里先生常对我谈起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所以对唐生智也特别爱护。百里先生隐然是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
㈢ 人事演变——唐赵交替
唐孟潇在湖南力量太大，赵恆惕颇感不安。但事情本可合理解决，因三月之后即要举行省长改选，赵不可再连任，唐也不作第二人想。但由于双方左右从中挑拨，赵听信谣言，匆匆出走。
湖南在军事上已形成新力量，但在政治上仍是一片混乱。当采取防区制度。防区内政治由各师自理，税收多交由商人包徵，全省军财二政完全不能统一。赵恆惕人很好，但无力改革。我是他的参谋长，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先生说：「只要唐孟潇赞成就可以办！」于是由我亲自找唐，得到唐的同意，再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爲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不料会议之后，唐忽又违反前言，唐赵之间的冲突更无法免。
干部派本来已对唐不满，唐就任省长后，操之过急，拘押刘鉶、张雄舆等，叶开鑫、贺耀组遂乘机拥赵倒唐。唐四面受敌，退守衡阳，我本来担任长沙戒严司令，对唐非法扣人也很不满，就自请辞职，并拒就唐的参谋长。唐只得以张翼鹏爲参谋长，以我爲参谋处长。自长沙撤退时，强我同行。在株州的轮船上，唐亲自把师长的印交给我，要我负全责，我于是又担任参谋长。唐对我信任有加，独对我的前任如曹伯闻、周斓等，视同书记。
退到衡阳后，我逐渐收复东安、永州等地，肃清了后路。此时吴佩孚派二师五旅入湘：二师是由江西攻湘东，只是虚张声势，五旅是主力，进迫至岳州，叶开鑫、贺耀组皆投吴，分别被任爲前敌正副指挥，分兵三路向我追击。我军何键与刘兴不和，退至茶陵、仙州河之线，距衡阳只卅里。叶、贺有北军爲后援，我们只有革命军的电报支援，另外有李德邻派来了两个营，号称两个团。
我采取内线作战的战略，对敌人各个击破。先攻贺耀组，击败了他的两个旅，次日打叶开鑫的主力，恶战一日把他击溃，第三日打蒋锄欧。李品仙任正面，打电报来报告说：「大势已去！」唐孟潇这时将行军牀放在参谋处，只顾蒙头大睡，要我全权处理。我于是覆电李品仙，要他死守阵地，否则要他的脑袋，并告诉他可派一团广西军队往援（实际上只有一营 ) 。当时我军李云杰部由朱水攻入敌军后路，敌军大败，退至湘乡、醴陵之线，衡阳赖以确保，完成了北伐前夕的有利形势。
在衡阳时形势极危急，唐之家属，行装都已预备好，预备撤到广西。我孤注一掷，唐最后只剩十六万元，我叫他也拿出劳军，倖获得胜利。不久唐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任前敌总指挥，陈铭枢、胡宗铎先后率军入湘。第八军由我指挥克复长沙，俘敌五万多。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第七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台北， 199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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