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年祭
接连几夜，都梦见母亲，她好像还很年轻，穿件细格子棉袄，侧身坐在“鸡公车”上。
“鸡公车”是苏北农村的木制独轮车，推着会叽叽嘎嘎叫唤。我呢，大概只有六七岁，坐在“鸡公车”的另一侧；车梁上绑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晃晃荡荡，好像会掉落在地，我使劲揪着不放，随着崎岖不平的泥路，一起颠簸。
这，似乎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记忆了。
天空还飘着雪花，愈下愈猛，风也大，母亲一件骆驼绒厚大衣，带着她暖烘烘的体温，把我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可是，迷迷糊糊，一路上什么也看不清。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带着我，搭汽车，乘轮船，又坐“鸡公车”，路远迢迢去探望我几年未归的父亲。
父亲喜欢舞文弄墨，写了几篇短文谩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占领了江南，吓得他连夜逃出苏州城，在苏北乡镇一家布厂当庶务。
我见到父亲已是夜晚了。父亲和一个姜姓女子住在一起，叫我和母亲在外间打个地铺。我很快就睡着了，母亲却淌了一夜眼泪。
几天后，便是过年。父亲把我叫进里房，那女子摸着我的头，给我厚厚一包压岁钱，要我叫她一声“妈”。我自己有妈，当然强着颈梗抿紧嘴巴不出声，钱也不肯拿，扔到了地下。父亲扬手给我一巴掌，打出了鼻血。母亲冲进屋里，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
当天下午，母亲带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没有“鸡公车”，就背着我，一步高一步低，走在坑坑洼洼泥泞的小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手上脸上都擦出了血，还滑进了很深的水沟里。我尽管有骆驼绒大衣包裹着，也摔成了泥猴子，浑身精湿，衣袖口挂了冰棱。
那天正是大年初一，风雪之中，空空茫茫，长长的路上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好不容易上了船，我就阵阵发冷，牙齿咔咔作响。母亲解开衣襟，把我紧紧抱在她温暖的怀里，我才慢慢地缓过气来，身子不再颤抖；随后又发起高烧，大病一场。
这些记忆，刻在我人生书本上，第一页。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在冬天，还是在船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下放到苏北响水县农村。搬家的船行至半途，开不动了，被冰冻在大运河里。寒风凛冽，饥肠辘辘，整整十个昼夜，也唯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又过了若干年，我随妻子女儿出国了，心中唯一的牵挂是年老的母亲。几年后，姐姐来信说，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一心盼我回国见她一面。
我回国时，母亲已不会开口说话，招手让我坐在床边，抖抖索索从枕下取出一包钱来，我姐姐帮她点清，整钱零票总共九仟九佰多元(一万元还缺几块钱)。要我装进口袋，然后，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返回加拿大去了。
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从无经济收入。这九仟九佰多元人民币，是小辈们给她三元五元零化钱积聚起来的，如何的不容易！
姐姐说，母亲一定要你回国，就为了把毕生的积蓄，亲手交予你这唯一的儿子。现在她放心了，你可以去加拿大，和妻子女儿团聚了。
我笑着说，就为这些钱，非要我回国一趟，连来回机票钱也不够啊！
那时，我刚离开了一家华文报社，另一家华文报社要聘用我，应允的条件十分优越。我因为要回国探亲，只得婉言谢绝。心里很清楚，以后再难找到这样称心的工作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对母亲说，这趟回来就不走了，要在“沙家浜”扎下来，陪你安度晚年。你今年98岁，争取再活两年，做个百岁老人。人民政府在“老人节”会给你200元“敬老金”，你这辈子也总算领到国家工资啦！
母亲咧开了没牙的瘪嘴，只是笑。
为了逗她老人家开心，我把麻将牌“哗啦啦”倒在桌上，招呼道，妈，你别躺着不起来，我们打几圈麻将，保证你精神就好啦！
母亲无力摇着双手，翕动了几下乾枯的嘴唇，说不出话来；撑住胳膊，怎么使劲也抬不起半个身体，只是咧开嘴巴对我一股劲地傻笑。我看到母亲的两腿瘦得脱了形，皮包骨头，细如树棍，根本不可能支撑身子。我望着出了神，禁不住湿漉漉的泪水流了一脸。
几天后，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奇事。半夜里刮起大风，突然来了寒潮，气温陡降。我98岁的老母亲竟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跌跌撞撞，到我房里，给我这61岁的儿子盖被。被子盖到我身上，她一屁股跌坐在地，气喘吁吁，再也起不来了。
对母亲的记忆，如树的年轮，长在心里，永难抹去。
母亲没有活满百岁，几个月后就过世了。逝世前的十多天便粒米不进，连水都不肯喝一口；她怕大小便失禁，拉在床上。她半昏半醒，渐渐神志模糊，谁叫她都不搭理，唯独认识我一个人。见我站在床前，与她说话，便咧开没牙的瘪嘴，笑，只是笑。笑容渐渐凝固，微微合上双眼，身子已经僵硬了。此时，窗外彩霞满天，映红了房间。似乎有幽幽的檀香弥漫在她四周，经久不散。我拿她留下的九仟九佰多元，为她办了丧事。
至今母亲逝世已有十年，我还不时梦见她。我到现在还穿着她亲手打的毛袜、加厚的毛裤，使我这个做儿子的，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赋予的温暖、不尽的爱…。
我对她的怀念和感激也是绵绵不绝，会延续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