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海军中国舰队的资料
书评区有朋友误会中国舰队是中国的舰队的意思……在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资料乃是转载于网路。申明一下。
前言
十九世纪以来，西力东渐，中国门户大开，中外通商传教等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各国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在华利益以及保护其侨民安全，纷纷派遗海军来华，诸如英、法、德、俄、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皆曾组成远东舰队在中国沿海及西太平洋各地展开活动。或者3艘、5艘；或者10艘、8艘，其中尤以英国的“中国舰队”规模最为可观。经常维持在20艘左右，而且铁甲、巡洋、快船、汽艇、炮船等各类战船无不齐备，是以其战斗力最为强大。自鸦片战争后设立，至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撤回，前后纵横西太平洋海上历时约有百年
之久，隐然执掌远东地区海军的牛耳。非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以及军事息息相关，同时对于东亚大局亦时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惜乎，迄今仅有葛雷汉(GeraldS.Graham)的《中国舰队：战争与外交》(TheChinaStation:WarandDiplomacy)一书传世(197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而且仅及于1860年为止。其余则概付阙如，迄今当未见有人继续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资料及时间之所限，只能就甲午战前该舰队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先进。
一、十九世纪英国海军之世界分布概况
自十六世纪新航路及新大陆发现之后，欧洲各国莫不竞向海外拓展，以争夺殖民地与海外贸易市场，最初有葡萄牙、西班牙；其后荷兰、法国、英国继之。遂使海上战争相续不断，最后则以英国为最大的赢家。自七年战争(1856-1873)及特法拉加之役(WarofTrafalgar，1805)等役击败其强敌法国，其势力即如日中天，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霸王”。
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及于五大洲，而有“日不落国”之称，且其商业势力凌驾于世界各国，是以为了保障殖民地及航运的安全，乃将其皇家海军(TheBritishRoyalNavy)有计划地分驻于世界各主要地区，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网。从其舰队的名称，即可了解其海军分布概况：
1.大西洋舰队(ThehomeortheAtlanticstation)
2.地中海舰队(TheMediterraneanstation)
3.南非舰队(TheSouthAfricanstation)
4.东非舰队(TheEastAfricanstation)
5.海角舰队(TheCapeofGoodHopestation)
6.东印度舰队(TheEastIndianstation)
7.西印度舰队(TheWestIndianstation)
8.北美舰队(TheNorthAmericanstation)
9.太平洋舰队(ThePacificstation)
10.中国舰队(TheChinastation)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这些舰队的成立并非同一时期之内，而是从十八世纪逐渐演变而来。其兵力的大小，也多依据当时的环境而定，并无定制。其中以本国舰队最大，地中海舰队次之，但其后的东印度舰队及“中国舰队”则取地而代之。再者，英国的海军舰队之精良不仅在其装备，而在其组织与训练，尤在其有远大的理想与健全的制度。以装备而论，在1830年之末，英国海军所用的尚皆为木质的帆船。其后受到法国的刺激，方才开始制造蒸汽轮船。1840年，虽曾制造了一艘铁甲舰“奈米西斯号”(H.M.S.Nemesis)，参加了鸦片战争、但仅为辅助性质。直到1859-1860年间方才先后制造了两艘装甲战舰──“武士号”(TheWarror)及“黑王子号”(TheBlackPrince)姊妹舰。自此开始一个以铁甲舰为主力的“铁甲船时代”(TheEraoftheIronclad)。此外，英国海军的早期在制度上也存在许多的缺失，直到1832年方才经由海军部长高理汉(J.Coraham)大力改革。统一海军的事权，减少内部的消耗浪费；限制人身的体罚，改良升迁不公；建立海军服役及退休金制，增造海军新式战船。并将海军船只依据不同吨位及马力，划分为铁甲、装甲、巡洋、炮船、帆船、汽艇等级，以便配合编制。同时还严密舰队组织，加强兵员训练，维持严格军纪，因此气象为之一新。高理汉所订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使英国的海军做到“经济”、“有效”、“保持世界的优势”(具有世界海军二强的标准)。同时，还要与新发展的科学技术随时并进，实可以说是英国海军的一次革命。[1]
二、“中国舰队”成立的时代背景
“中国舰队”成立的时间，史家的观点颇有不同。一说于1834年东印度公司告终，“Chinastation”即自东印度舰队(TheEastIndianstation)脱离而产生。一说是在1865年东印度舰队在中国之部分船只独立成军。[2]尚有人以为自1864年东印度舰队已经分化，“中国舰队”开始以香港为总部，而成为一个分离的个体。但仍作为一个东印度舰队的支队(TheEastIndiesDivisian)，而由一位准将衔的舰长指挥。其防地则限于红海至北婆萝州阿琴湾(AchinHead)一带的区域。至于负指挥此二支队的舰队司令则由一位少将担任。他既负责管理印度洋事务、也负责管理中国方面的事务，故此时的中国及东印度舰队，实可以称之为一个“联合舰队”(TheDualSquadron)。其兵力包括一艘大型战舰或旗舰“爱勒考特号”(H.M.S.Agincourt)，2艘五级战船(“Cambrian”及“Castor”)，4艘六级战船，5艘本质炮船和三艘蒸汽轮船。除调查船2艘不计外，合计有大小战船15艘。但其中仅有4艘快速战船，2艘木帆炮船及一艘蒸汽轮船留于东印度舰队。其余则全为“中国舰队”所有，其舰队司令则为考希伦(ThomasCochrame)[3]。可是根据英国海军部的档案记载，却认为该一舰队(Chinastation)成立于1864年。同时，并指出它在过去曾经隶属于东印度舰队，其后成为联合舰队的一个主要支队。其活动范围，有一个时期曾西抵澳大利亚、北达白令海峡。俄之海参威以及中国、日本海岸，甚至还包括中国的内河等广大地区。[4]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中国舰队”乃由东印度舰队中脱离而独立成军，应无疑问。
海军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论及“中国舰队”成立的目的，实与英国在远东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英人自1805年即从印度的恒河流域进而扩张至印度的全部，1814年-1816年，征服了尼伯尔；1824年-1826年，控制了缅甸。同时，又于1826年越过了麻六甲海峡而进入南洋群岛，占据了马来亚及新加坡，而北婆罗洲等地亦皆入其势力范围。及至鸦片战争以后，除获占香港之外，并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而使英国通商的范围从南洋的新加坡、经过香港到达上海，连结成为英国人在远东所缔造的一个“松散商业帝国”。在英国人商业重于领土的传统观念之下，海军显然对于维护殖民地及商业的利益远较陆军更为重要。是以于该一地区驻扎一支海上舰队，实属必要。[5]
其次，是海盗问题。南洋一带海域辽阔，岛屿纷岐，港湾丛错。而政治版图又相当复杂，分由当地的土酋及欧洲的殖民当局所管辖。因此乃使海盗大肆猖獗，经常出没海上，掠夺往来商船，杀害船上商旅。自麻六甲、马来亚、婆罗洲、苏门答腊、以至菲律宾的苏禄岛及民答那莪等地，无不有海盗活动其间，造成商业往来的极大危害。自1820年起，英国即不断地派遗其海军协助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对之征剿。惟以兵力有限，而范围太大，依然无法将之肃清。此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也经常有海盗为患。尤其是连接大陆的澳门、海南岛及香港等地，更是海盗的渊薮。中国的地方官吏因为绿营水师腐败，海军力量薄弱，对之几乎束手无策，无可如何。有的官吏甚至对之实施安抚政策，“诱以官职，招以金钱”，以求无事，[6]但所收成效却不大。及至英国人占领香港，其海军即以镇压海盗为其主要任务。一方面调查港澳之间及广东沿海的岛屿港湾，以便了解海盗的藏身之所。一方面与广东的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共同合作，对海盗进行不断地打击。虽然取得相当的成绩，但仍须英的海军长期留驻于此。[7]
再者，“中国舰队”的成立也与鸦片战后中英关系紧张有关。1842年，中国虽因战败而订城下之盟，但一般民心并未屈服，不断地有抗英行动。或者趁机对英人袭击报复，或者加以暗杀泄愤，有时甚至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尤以拒绝修约和进城最为严重。虽经英方一再地抗议与交涉，均无结果。因之英国外相帕麦斯尊(LordPalmerston)乃决心采取强硬政策，增强海军的兵力，以迫使中国屈服。[8]
三、“中国舰队”的组织与兵力
“中国舰队”的组织与英国其它舰队一样，使用同一原则，采取混合编制，自现代的铁甲到传统的帆炮船都有。大小不一、数量也没有限制，完全视情况需要而定。如同在鸦片战争之初，航行于中国海面的船只多达48艘，其后增援者尚不为计，但战后则又减至16艘左右。及至英法联军前夕则又增至64艘战船，而且其中大部份已换为蒸汽战舰。
1864年，“中国舰队”与东印度舰队正式脱离关系而单独成军。至1869年左右，其所拥有的兵力，计有21艘，其中最大的是旗舰(Flag-Ship)“奥狄莎号”(Audicious)，排水量为3774吨，是一铁甲战舰。其次是“泰利亚号”(Thalea)1459吨，为一巡洋舰。其它皆为炮艇及机帆炮船之属。其名称分别是“卡亚得斯号”(Charyadies)，“摩提斯特号”(Madeste)，“朱诺号”(Juno)，“伊吉沙号”(Egesia)，“莉莉号”(Lily)，“伦达夫号”(Ringdove)，“古鲁号”(Curlew)，“洛普文号”(Lopwing)，“侏儒号”(Dwarf)，“赫尔奈特号”(Hernet)，“米吉号”(Midge)，“西斯尔号”(Thistle)，“苍蝇号”(Fly)，“吉斯瑞尔号”(Kestrel)，“儆醒号”(Vigilant)，“蚊子号”(Mosquto)，“史文吉号”(Swinger)等。其中以“史文吉号”为最小，排水量仅有295吨。[9]
“中国舰队”的此一兵力规模，其后并未作重大的改变，一直维持在20艘左右。从1882年的资料，即可证明。是年计有铁甲战舰(旗舰)一艘、快速舰4艘、帆炮船3艘、炮船4艘、炮艇5艘、通讯及补给船各一艘，合计19艘，载炮110门，官兵2567员名。兹将各船舰名称、吨位、马力、炮数、舰长及兵员人数附表于后，藉以了解其兵力之实际概况。
1882年“中国舰队”兵力一览表
名称舰别马力吨位指挥官载炮官兵学生水手合计
IRONDUKE
(FlagShip)铁甲舰42706010Capt.Richard
E.Tracey14门3524661459
Cleopatra快舰——
Curacoa快舰25402380SumuelLong141943636266
Comus快舰24502380JamesW.East141943636266
Encounter快舰21301970GeorgeRobinson141593631226
Pegasus机帆快船9701130EdwardF.Day61041124139
Albatross机帆快船840940ArnoldJ.Errington4941219125
Daring机帆快船920940F.J.J.Eliott4941019123
Lily炮船830720R.Evans383611100
Swift炮船1010756WilliamCollins56291182
Kesrel炮船830610WilliamM.Lang46241278
Fly炮船490603AdolphusF.St.Clair45941174
Zephyr炮艇530438Geo.N.A.Pollard44741061
Foxhound炮艇470455John.M.Mc.Guhae4474960
Moorhen炮艇390455JamesHenryCorfe4474960
Sheldrake炮艇370455MarcusL.Bridger4474960
Mosquito500430H.Francis4474960
Vigilant补给船18101000
VictorEmanuel补给船5157W.HCaning6511480
总计1911019572423682567
※资料来源：英国海军部档ADMI/6618.P.2657:Chinastation，1882，EfficiencyofHerMajesty’sshipsundersteamandsail.
不过，到了1886年，“中国舰队”又换了一批新舰。从是年5月其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Adm.R.VereyHamilton)参观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所率领的十艘战舰，即可知其中出现了几艘新船舰。[10]
1.Audacious(旗舰)铁甲炮14门新
2.Constance炮14门新
3.Campton炮14门新
4.Cleopatra炮14门旧
5.Leander炮10门新
6.Pegasus炮6门旧
7.Wander炮3门新
8.Firebrand炮4门新
9.Linnett炮5门新
10.Swift炮5门旧
虽“中国舰队”的船舰时有更换，但其装备却未随着工业科学的发展而常除旧布新。到了1888年，其舰的陈旧落伍，非仅不如法、俄的远东舰队，即中国与日本向欧购买的新式铁甲，其性能之优越也使英人大为难堪。如在1888年3月10日的英文《天津中国时报》上，即有人撰文指责“中国舰队”的船舰，不但大部份陈旧失效，而且迄今尚为采用1860至1870年代的前瞠炮(themuzzle-loadingguns)，实为英国海军的耻辱。为了迎头赶上法、俄等国的海军，他以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将“中国舰队”的船队汰旧换新，把那些苍蝇级(Fly-class)和宝石级(Gem-class)的老船统统淘汰掉。诸如“Cockchafer”，“Espair”，“Firebrand”，“Linnet”，“Merlin”，“Rambler”，“Swift”，以及所有老船舰，并以新式的船舰取而代之。至于其它二艘重装甲舰“Orion”与“Wyvern”，虽亦属陈旧，但因其具有厚甲及重炮仍可留于港内作为防守之用。其它如“Constance”虽然装置旧炮，但其性能尚为不错。至于其余之船如“Alacrity”，“Cordelia”，“Heroine”，“Leander”，“Mutine”，“porpoise”，“Rattler”，“Satellite”，“Wanderer”均属优良，尚足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海军优势。设使英国政府能再添加一艘“AurorabeltedClass”和一艘新的RiverClass者像是“Mersey”号那样，当为更佳。[11]
“中国舰队”的最高长官为舰队司令，亦称为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orC-in-C.)，正式官名为提督(Admiral海军上将)。但一般官至上将者极少，大多为副提督(Vire-Admiral海军中将)，甚至有时还以一位海军少将(Rear-Admiral)代理总司令之职者，根据并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可知有以下数人曾任此一职位：
考希伦(ThomasCochrane)1844-1846
英格利斐德(Samuel.HInglefield)1846-1847
黑木(BlackWood)1847-1849
柯利尔(Collier)1849-1850
奥斯汀(CharlesAustin)1850-1852
裴洛(FleetwoodPellew)1852-1854
施泰麟(JamesStirling)1854-1856
西马(MichaelSeymour)1856-1858
何伯(JamesHope)1859-1861
凯古柏(CooperKey)1861-1862
吉来特(HenryKellelt)1869-1871
瑞德尔(A.JRyder)1875-1877
喜而雅(M.Hillyal)1878-1880
欧威尔(GeorgeO.Willes，或译作韦力士)1882-1884
陶威尔(W.Dowell)1884-1886
哈密敦(VereyHomilton)1886-1888
沙尔曼(NamellSalman)1889-1890
李查理(FrederickWillsonRichards)1891-1892
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1892-1895
四、英法联军时“中国舰队”的活动
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间曾经发生二次大战，一为鸦片战争(1839-1842)，一为英法联军(1857-1860)。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政府都采取“炮舰政策”(gun-boatpolicy)，而以其优势的海军为先锋。在鸦片战争时以东印度舰队为海军的主力，到了英法联军时则以“中国舰队”为其主力军。当时指挥作战的舰队司令为西马(MichaelSeymour)。西马出身于海军世家，其父是拿破仑战争(TheNapoleanicWar)时的名将。而他也自幼时即参加海军，具有四十余年海上的经验。他本在波罗的海海军那皮(Sir.CharlesNapier)将军之下服役，嗣以克里米亚战争(TheCrimeanWar)行将结束，而远东又行将多事。海军部为借用他的长才，特将他晋升为海军少将(RearAdmiral)，以接替施泰麟(JamesStirling)为“中国舰队”司令。西马于1856年之春到任，其所受的训令有二：一是监督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一是协助港督包令(JohnBowling)与中国交涉修改南京条约及进城事宜。[12]
西马在英法联军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广州之役(1856-1857)时。当西马抵达香港后不久，适以“西林教案”(1856年7月25日)和“亚罗事件”(1856年10月8日)先后发生，事态变得相当复杂。为了加强对华交涉，港督包令及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rs)都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凭借武力迫使中国屈服。于是西马遂成为执行此一任务的关键性人物。虽然此时法国与美国亦于同时参与攻打广州的行动，但仍以英国的海军为其主力。在西马的指挥之下，分由其部下懿律准将(J.B.Elliot)等率领兵船“Syhille”，“Barrocouta”，“Cormandel”，“Encounter”，“Sampson”，“Colcutta”，“Winchester”，“Bittern”，“Elk”，“Camille”，“Niger”，“Aukland”等。对于广州外围的军事据点，如猎德炮台、威远炮台、横档炮台、虎门炮台等地展开猛烈的攻击，并予以占领。同时，且以船炮对于城内的总督府大肆进行轰击，施行空中威慑。又与中国的帆船水师发生大战，以七艘炮艇将二十艘中国水师击溃。尽管西马等对广州不断地进攻，并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再提出警告，甚至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应允英方所提出的修约、进城、赔偿、道歉等条件，但叶氏却绐终未予理会。一则由于省河水浅，英军大船无法驶入。再则由于英军兵力不足，无法大举。于是包令及西马只得求援于印度及海峡等地总督派兵相助。适以印度有兵变(1857年5月13日)，一时无法如愿。直至是年(1857年12月24日)才由联军大举攻陷广州，俘获叶名琛。此一战役始告一段落。计自1856年10月到1857年11月止，前后长达年余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英美两国都曾对于台湾发生兴趣。西马拟派人赴台调查，美使伯驾(PeterParker)亦拟梁指，因之特为照会包令，表示反对，其事遂告终止。[13]
第二个阶段是大沽口之役：广州失守后，英方为了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于是乃决定挥军北上前往白河口，威胁北京的门户。由新任的英使额尔金(JamesB.Elgin)会同法使葛罗(B.Gros)组成联军。从双方所出动的兵力来看，可知英军比较法军占有优势。英船15艘、法船11艘，英炮192门、法炮164门，英军2088人、法军1000人。故知此次战役的主力仍由西马负责指挥。由下表即可知英法联军兵力的概况。[14]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英国舰
队加尔各答号帆舰84720
煽动号快速帆舰40270
愤怒号明轮蒸汽护卫舰6220400
纳姆罗号蒸汽炮舰6120180
鸬鹚号蒸汽炮舰898200
瑟普莱斯号蒸汽炮舰898200
富利号明轮恭汽炮舰8160515
克罗曼德尔号明轮蒸汽炮舰560150
期莱尼号蒸汽浅水炮艇54880
莱文号蒸汽浅水炮艇54880
鸨号蒸汽浅永炮艇34860
负鼠号蒸汽浅水炮艇34860
坚固号‘蒸汽浅永炮艇34860
弗姆号蒸汽浅水炮艇34860
海斯坡号蒸汽供应舰554120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法国舰
队复仇者号快速帆舰50
果敢号快速帆舰50
普利姆盖号蒸汽炮舰8
弗勒格顿号蒸汽炮舰8
监禁号蒸汽炮舰12
梅耳瑟号蒸汽炮舰12
雪崩号蒸汽浅水炮舰6
霰弹号蒸汽浅炮舰6
火箭号蒸汽浅水炮舰6
龙骑兵号蒸汽浅水炮舰6
雷尼号轮船(租用)
资料来源：采自戚其章《晚清海军与衰史》页66-67。
英法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强权。此一战役出动如此庞大的兵力，自非封建落后的中国海军之所能抵挡，实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海战发生，甚至连原先由西马与法国提督所拟妥的“攻击大沽炮台计划”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在大沽口仅有有守军9000人、大炮30尊、英法联军仅以斯莱尼号(Staney)及鸬鹚号(Cormorant)等六船，花费二小时，即在五月二十日将之全部占领。接着又占领天津，并胁迫中国政府与之议和。继鸦片战筝15年之后，中国再度地与之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西马与额尔金二人的不睦，双方曾在英国政府里互控而引起一激烈的辩论。尽管其后香港的商会对西马大为颂扬，并且致以酬金，但额尔金却对之深为不快。[15]
英法联军之役，于1858年大沽一战之后一波三折，至1959年6月，因换约问题，于大沽口再度发生冲突。此时英使已由额尔金易为其弟普鲁斯(FrederickBruce)，而法使则以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取代葛罗。另外，“中国舰队”司令英国海军提督西马也换成了何伯(JamesHope)。这一次英国所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舰20艘、大炮174门、官兵2000人；法国则有军舰2艘、大炮50门、官兵数百人，故战争的主力军仍在英方。
6月24日，英法联军驶抵大沽。因不顾中方守将的警告，强行由大沽登陆，双方遂发生冲突。6月25日上午10时，英军派船11艘、法军兵船1艘开始军事行动，各舰依次为：“欧掠鸟号”、“杰纽斯号”、“鸻鸟号”、“鸬鹚号”、“庇护号”、“茶隼号”、“巴特勒号”“纳姆斯号”、“负鼠号”、“佛里斯特号”。“高飞号”。由于大沽口内水浅，仅能以较小的炮艇作为先锋，由“负鼠号”(Sposum)领先、“鸻鸟号”(Plover)、旗舰“鸬鹚号”(Cormorent)及庇护号(Pique)与高飞号(Highfly)等继之。因不知此时中方守将僧格林沁已将大沽炮台暗为增强，加以英军轻敌深入。双方经过激烈的炮战之后，英军大为失利。军舰5艘沉没、6艘重创、2艘被俘、官兵死伤500余人，而海军提督何伯腿部亦受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英国作战罕有的胜利，也是英军所遭遇的一次沉重打击。[16]
兹将此次战役英、法两军所派船舰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戚兵章《晚清海平兴哀史》页80。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英国舰
队切撒皮克号蒸汽巡洋舰51520400
高飞号蒸汽护卫舰21240250
巡洋号蒸汽炮舰1616560
魔术师号蒸汽炮舰16220400
纳罗姆号蒸汽炮舰6120180
鸬鹚号蒸汽炮舰898200
富利号明轮蒸汽炮舰8160515
科罗曼德尔号明轮蒸汽炮舰560150
负鼠号浅水蒸汽炮艇54880
阿尔及林号浅水蒸汽炮艇3
庇护号浅水蒸汽炮艇3
巴特勒号浅水蒸汽炮艇3
佛里斯特号浅水蒸汽炮艇3
鸻鸟号浅水蒸汽炮艇3
欧掠鸟号浅水蒸汽炮艇3
杰纽斯号浅水蒸汽炮艇3
茶隼号浅水蒸汽炮艇3
高贵号浅水蒸汽炮艇3
协助号蒸汽运兵船6118400
海斯坡号蒸汽供应舰554120
法国迪歇拉号蒸汽巡洋舰50
舰队诺尔札加拉号浅水蒸汽炮艇
为了对华报复，英、法联军于1860年三度北上，领军的公使再度易将，仍由额尔金与葛罗回任。英军方面除海军提督何伯之外，又增加了陆军提督葛兰忒(J.HopeGrant)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这次的规模更为庞大，仅英国即派步骑炮兵一万余名，海军战船70艘，运输船只143艘。法国则派陆军7000人，总计有18000人。举凡新式的阿模士庄大炮(newArmstrongguns)及新式的辎重车队(newmilitarytrain)均全为出动[17]。分由烟台(法军)和大连(英军)出发，于大沽口之外会合。8月1日，英法两军在毫无抵抗之下登陆。14日陷唐沽，21日陷大沽，23日陷大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一路势如破竹，清政府只得完全屈服与之订立“北京续约”，而使侵略者饱获一切。此时北方大熊俄国则利用此一良机趁火打劫。除得到通商以及外交等特权外，且侵占中国黑龙江以东及以北的大片土地。比起英、法、美更形凶恶与狡诈。
五、“中国舰队”在“云南事件”交涉时期的作用
英法联军之役的同时，适以太平军之乱方殷，英法于战争结束后，最初尚保持中立，及于1860年间，从清政府方面获取许多利益，为确保其通商，乃转而对清廷加以支持。英国之“中国舰队”司令海军提督何伯为保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贸易安全，乃决定与清军配合协同作战，长达年余之久。表面上看来，英国对华政策似乎有了转变，表现友好。实则其一切的作为乃在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不意，双方相安无事之后的数年，又因“云南事件”引发中英之间的轩然大波。
云南事件(YunanCase)发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AugustusR.Margary)在云南被杀，故又称为“马嘉理事件”(MargaryCase)，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英方原本即含有阴谋，故为云南当局所不欢迎，因而有此一不幸事件之发生。说来本是一椿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碟，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
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ice-Adm.A.G.Ryder)，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交涉期间所作的活动情形。他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内与威妥玛密商大计之外、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要港口：天津：“克鲁夫勒号”(Groveler)，烟台：“吉斯瑞尔号”(Kestrel)，上海：“塔利莎号”(Thalia)及“哈尔奈特号”(Harnet)以及旗舰“警醒号”(Vigilent)，汉口：“蚊子号”(Mosquito)，厦门：“赫特号”(Hart)。[18]不过，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压，认为兵力不足，拟向英国政府求援增兵。但瑞德尔却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舰队”现有兵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环境。故当1876年8月21日烟台会议时，瑞德尔非特亲自陪送威妥玛从上海到烟台，且还令其部下兰布尔(Lambert)率领一支所谓的“飞行舰队”(Theflyingsquadron)前往大连及牛庄，以为声援。[19]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出发前往烟台谈判时，一部份天津士绅乃出面请愿，要求李氏不要轻易前往，以免为英人挟持。李氏识破其计，不以为意，依然如期前往，并乘机参观英、德军舰，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以示其不受要胁。[20]卒于是年9月13日与威妥玛达成协议，签订烟台条约。除允诺赔偿恤金200，000两外，并又增开重庆、芜湖、宣昌、温州、北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依据史家米契(A.Mickie)之见，以为从表面上看来，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停泊在数百里外大连的“中国舰队”之“飞行舰队”(theflyingSquadron)。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六、“中国舰队”与其它国家海军之关系
(A)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英、法皆为西方海上的强权，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虽曾发生长期战争，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合为同一战线。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5)，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58-1860)。到了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双方则因立场不同，而发生龃龉。法为侵占越南，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同时还欲攻占中国沿海城市、迫使中国对之赔款。故除在越北用兵外，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大肆骚扰。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他国，一旦中法发生大战，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口岸，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故而乃借口中立，出动(中国舰队)，可以保护。
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宣布立场中立，并呼吁作战的双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同时，又联合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由“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Vice-Adm.George，O.Willes)负责居中协詷(Concert)各方。经过外交途径联络的结果，德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政府都表赞同，愿意派遣其海军与英国合作，共同巡逻各通商口岸，保护侨民，维持中立。唯有日本与俄国曾经发生问题。日本虽欲出兵，但以中国当局对之有所顾虑，而表示反对。嗣以英国对华进行劝说，谓其行动仅限于上海作为护侨，中国方才应允。日本原拟派遣三艘战舰，后减为二艘，分别为：“Faso”及“Kan”，由Rear-Adm.M.JUNZO率领，此举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日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并居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其后(1902)日、英同盟一线远景，意义殊为重大。反观俄国则为不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但以英、俄素有猜嫌，俄以顾及双方协调困难，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拒。[22]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A.A.P.Courbet)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攻击，因之发生“福州海战”，造成我军重大损失。次日，又炮击我福州船厂，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不久法亦对我宣战并转而攻击台湾。可是，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且仍不断地将煤、米、军火等物质接济法军，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英使巴夏礼(HarryParkes)犹以“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为词，加以狡辩。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口又受到华军炮击，伤亡多人，引起意外的纠葛，(9月6日)英使乃向中国抗议，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10月1日，法军攻陷基隆，10月2日，又炮击沪尾(淡水)，以刘铭传死守未能得逞。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日以承认中法正式交战，而宣布禁止法舰在香港装煤修理。接着，又于次年1月29日密允英舰“威利号”为中国运兵援台。至3月8日，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禁止米粮北上时，英国则又以“太平洋封锁”(PacificBlackade)违反中立法，并以米粮不能视为战时之违禁品，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出反驳，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直到4月6日中、法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英、法之间在华的磨擦方才落幕。[23]
(B)英、俄在华海军之矛盾
俄国亦为海权大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下活动，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配合，水陆并进向中国谋取巨大利益，而其远东舰队之兵力亦颇为可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自克里米战争(1854-1856)以来，即不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动，极力阻挡其势力的南下，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不过，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双方又发生冲突。
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又名“汉弥尔敦港”(PortofHamilton)，原为一个荒岛，并无战略价值，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并拟租借永兴湾以为其海军基地，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于是乃决定先发制人，而于1885年5月12日派遣“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将该岛正式占领，并要求朝鲜承认。朝鲜当即拒绝，向英提出抗议。俄国驻汉城总领事韦宝(Mr.Waeber)反应尤为激愤，除极力鼓励朝鲜政府反对外，并扬言如果朝鲜同意英占领该港，则俄亦将占领朝鲜另外领土，以作为抵制。一时几成僵局。嗣经李鸿章多方斡旋，从中调处，一方面劝告俄署使拉德仁(Ladygensky)，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一面要求英国自朝鲜撒兵，归还巨文岛。同时，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定”、“镇”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威途中，经过永兴湾之元山、釜山进行实地查看。而“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无法作为海军基地，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威相提并论。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日正式自巨文岛撒退，而使此一事件获得解决。[24]
七、“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治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Ports)住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
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M.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Commandofthe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
“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亲率10艘军舰前往观礼。于5月20日至旅顺拜会醇亲王，隔日(5月22日)，又到烟台口外，联同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Rieunier)鸣放礼炮21响，向醇亲王致敬。接着又登“海宴号”晋谒，宾主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同日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H.M.S.Audacious)及法国旗舰(Turenne)回拜。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中国舰队”司令李查理(WillsonRichards)亦曾前往参观、并对其海部作报告。[25]值得注意的是，当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尚曾邀访“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作三次长谈；第一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定远号”上，时为1894年5月14日。第二次是在大连，由李鸿章回拜，在“中国舰队”的旗舰“Alacrity”号上，时为1894年5月17日。第三次在威海卫岸上，时为1894年5月21日。在这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曾一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一“天然的同盟”(Anatural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威，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李鸿章于甲午前夕所发出此一讯息，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笼英国对抗日本(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26]
结论
“中国舰队”是英国海权于世界戢略布局之一环，也是英国在远东海军力量的一个代表。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执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牛耳，二十世纪之初，则与后起的日本海军争霸，终则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为美国海军所取代。于今看来，虽然已成为明日之黄花，但从远东海权史上观之，则仍有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容加以忽视。
“中国舰队”的成立，与英国在远东殖民势力的扩张有关，亦与其在远东之国际贸易不可分，故知此一海上的武力，实为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商业利益，以及航运安全而设立，也是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工具。
“中国舰队”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南起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半岛，北抵海参威及白令海峡，东至日本的长崎及韩国的仁川，西至中国沿海各大口岸。但论其商业及外交利益，实以中国为中心，因为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最多，商业利益最大，外交特权最广(不平等条约)，战略地位最高。兼以其兵船可以纵棋于沿江沿海各口岸，自由进出，畅行无阻而无户庭之限，更使英国在中国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产生大的影响。
“中国舰队”由于活动的范围过广，自1875年之后，曾经分为“南方支队”(SouthDivision)及“北方支队”(NorthDivision)二个部分。但此一分工，并未影响其人事的布局，而仍由舰队司令负责指挥，其司令一职例由副提督出任，但亦有为准提督所兼代者，由于远东地位的重要，曾有数字“中国舰队”司令，如凯古柏(CooperKey)、哈密敦(Vice-Adm.V.Hamilton)、欧威尔(George，O.Willes)等晋升为英国海军部长。又“中国舰队”司令除军事外，有时亦兼负外交事务，如1854年“中国舰队”司令施泰麟(Vice-Adm.JamesStirling)曾经率队前往日本，继美国舰队司令裴理(CommodorePerry)之后，与日本订约，并取得同样利益。1882年“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亦曾率舰前往朝鲜，签订英韩条约，取得通商的权利。
“中国舰队”在中国的活动最为频繁，对于中国海军之发展以及之建设最为关注，经常有详细之报告于其政府，从其海部所藏之“例行报告”(GeneralLetter)中，即可发现大量此方面的资料。以其内容复杂，限于篇幅，拟于其后再以专文讨论，此处从略。不过，一般而论，其对中国海军的态度尚称友善，尤其在琅威埋出任北洋舰队总查时期，更是如此。由于英国对华的政策仅在谋求商业的利益，而无领土的野心，此点与日本及俄国大为不同，故其海军在华活动的目的，亦以护商保侨为侨为主要的目的。
在“中国舰队”中与中国海军相关之人士除琅威理(W.M.Lang)之外，其它尚有一人值得一提，是即为阿斯本(SherardOsborn)，阿斯本原为“中国舰队”中“Furious”兵舰之舰长。1858年，英法联军时曾载英使额尔金及译员李泰国(H.N.Lay)北上，攻陷大沽口。1862年，中国为了向英国购买兵舰，特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英休假的李泰国代办，李泰国因与阿斯本有旧，而聘之为“中英舰队”(TheAnglo-ChineseFleet)的轮船统领，率舰回华。不意，以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阿斯本愤而辞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购舰之事亦归于失败。[27]
附注
[1]GraceFox，“BritishAdmirals&Chinesepirates”，1940Londonpp2-410-17
[2]GeraldS.Graham.“TheChinaStation–WarandDiplomacy”(1830-1860)1978.Oxfordpp267-268.
[3]Ibid，p.241.
[4]根据英海军部于1844年7月25日发给Rear-AdmiralSirThomasCochrane的训令：“EastIndiaStation，Limitsfrom25July1844:OntheNorthbytheshoresofAsia，onthewestbyAfrica，northoftheEquator.ThencealongtheEquatorto66°E.Longitude，thenceby66°E.LongitudetoLatitude10°S.，thencebyLatitude10°S.toLongitude75°E.，ThencebyLongitude75°E.totheAntarcticCircle.OntheEastby170°W.Longitude，onthesouthbytheAntarcticCircle，Adm1/5543；Adm2/1330.No.126.
[5]GeorgeWoodcock，“TheBritishintheFarEast.SocialHistoryoftheBritishoverseas”，1969Londonp.47.
[6]如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即采取招抚文策，而被清廷撤拏向。参看《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页14-15，嘉庆10年11月“庚申谕”，页36“丁巳谕”。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民国51年，台1版〉，页238-243，“嘉庆东南靖海记”。
[7]GraceFox，“BritishAdmirals&Chinesepirates”(1830-1869)，1940，London，p.p.32，108，176；AlexanderMichie，“TheEnglishmanINChina”.VolI.p.p.229-307，1900London；GeraldS.Graham，“TheChinaStation–WarandDiplomacy”(1830-1860)p.p.268-275.
[8]关于鸦片战中英冲突情形，可以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125-167，民国5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刊。
[9]GraceFox，“BritishAdmirals&ChinesePirates”(1830-1869)pp.20-22.
[10]参看“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sHerald)，May28，1886.p.559.及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p.450。按“Audacious”与“IronDuckk”为姊妹舰铁甲战船，二舰分别为“中国舰队”之旗舰达十余年之久。
[11]“TheChineseTimes”March10th，1888，p.149-150.
[12]Graham之前引书，p.294.
[13]Graham之前引书，p.302-320，英美拟据台湾之事，可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56。
[14]参看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北京人民出版社，页66-67，所转引自1985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页200-201.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按因未注明各舰英、法原文，颇难一一查对，下表亦同。
[15]Graham之前引书，p.364，至于谓西马曾于1860年占领大连时，将大连命名为“Adams”；将旅顺命名为“Arthur”(见EncyclopediaBritannic，1968)Vo1.10p.p.256-257，尚待查考。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80，香港，页142。
[17]参看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页52，59，注5。
[18]ADMI/IND6391.RydertoAdmiralty.Nov.11，1875。
[19]ADMI/6378L167M/Aug1876.RydertoAdmirality.July26，1876.“Vigilant”号。
[2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7，页38-39，“烟台议结滇案折”。
[21]AlexanderMichie，“TheEnglishmanInChinaDuringtheVictorianEra，2Vols，London，1990，Vol2p.267。
[22]英国外交部档案“CentralAsia”No.5(1885)StateofAffairsinChina，p.p.387-405。
[23]Ibid，p.p.450，484，487，489-450。
[24]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015，OconortoSir.OfReseburg，1885；ADMI/6810.L334/66.HamiltontoAdmirality，May5，1886；李鸿章：《李文忠公集》(七)，(电稿)，页27-29。
[25]英国海军部档ADMI/7066.S123/1891June19.No.205Parag13。
[26]ADMI/7149.L77/1894reportofInterviewwithH.E.LiHungChang，Shanghai，25May1894。
[27]1858年时，李泰国为额尔金手下之译员，二人曾同乘“Furious”号兵船北上(舰长为阿思本)，故李泰国与阿思本为旧识。此外，曾在福州船厂教习海军的英国教习德勒塞(CaptainTracey)亦为“中国舰队”出身，后且曾出任旗舰“铁公爵号”(IronDuke)的舰长。(作者：王家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