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口在我国56个民族中居第四位。历史上的回族，以唐代和宋代为“侨民”或“先民”时期，十三世纪初又有大量西亚、中亚人随元军东迁，来到中国后，一般从事经商、工匠、官吏、学者、军匠、炮手、士兵等职，这些回回人通过和中国境内土著民族通婚，从而在元代全面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实际上，以唐宋时期回族已发展为几个大的聚居区和一般民族形成的条件来衡量，则在唐代晚期陕西、东南、华北部分地区的回族便已形成。
历史上，回族曾称做胡商、大食人、色目人、蕃客、回回、回民等，是不同时期对来华回族先民或回族的不同称谓。其中“回回”一词使用的年代较长，是当时的汉人用来形容西北域外方向上，包括“畏吾儿”在内的人群，这种情况在元代发生变化，“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儿，汉人用“回回”来对译蒙古语Sarta’ul（撒儿塔兀勒），大意为商人，泛指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以东来华者，这些来华者中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如——术忽回回（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以及信奉始于波斯的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的西域人，这些来华者被统称为回回。关于“回回”称谓的来历，有的国内学者认为该词本身应当是派生于“回纥”、“回鹘”的又一中文异写，而回族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早期的来华通商贸易的蕃客，一般多在冬季回去，春季再回来，以及唐安史之乱期间大食国援兵助唐王平叛后想念家乡之意。自从回族在中国初步形成后，各代回族人民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坚定的站在建设中国和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此外，不同民族对回族人也有不同的称呼，如蒙古族曾称回族为Sarta’ul（撒儿塔兀勒），藏族称回族为kace。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把回族称作 Tung'gan-Tung'gen（东干）。四川凉山的彝族多称回族为Maja(马家)。 云南佤、 傣等少数民族称回族为 Basi, Basi，意为来自parsi、Farsi(波斯)。
十三世纪初，因成吉思汗西征，又有大批中西亚一带的各族人迁徙到中国内地或边疆，有的守边屯田、有的经商、有的为官等，他们和原来就定居在我国内地的回回以及当地原住民族女性通婚，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总体来说，回族的形成，是外来民族和本土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在外来民族中，是以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男性为主体，构成了回族的主要来源。在本土民族中，是以汉族女性为主体。从回族形成的过程看，是外来民族成分融入中国社会，本土民族成分融入外来民族，进而共同形成为中国回族。公元1235年回回人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从“蕃客”转变为“回回户”就等于有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如1265年（元至元二年），忽必烈在一份诏谕中就说：“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见《大元马政记》）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又如元《至顺镇江志》在载述其地侨居户时说：“蒙古二十九（户），畏兀儿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户）。”
到了清代后期，回回中间已有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个群体称为回族。回族明确的作为一种他称，目前已知有记载的最早出现在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的迁徙时写道：“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族。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奏折里，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光绪十六年（1890）刊印的杨昌睿《甘肃忠义传》，在传文中亦多次出现“回族”、“回籍”的字样。光绪后期的樊清心在《甘肃回匪肃清善后议》里，更将“回族”一名当作明确的分类范畴来使用。
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萨珊波斯(今伊朗一带）人安拙汗所率5000人入唐，太宗诏维州（今四川茂县）安置，授以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大将军，右监门大将军，封定襄郡公。这只是成规模入华的记载，事实上，民间的商贸的往来更早，如素以兴贩贸易为业、持多种信仰（主要是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的中亚诸国胡人、萨珊波斯人等早已开始在华侨居或留居，史书中称他们为“西域胡人”、“胡商”、“蕃客”等。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帝国推翻萨珊波斯王朝的同年，大食使臣到达唐都长安，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大批使臣、商人、学者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此后不久，伊斯兰教也随之蹒跚而来。
661—750年，西亚地区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多为伊朗人)，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回族穆斯林虽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细节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却有不少什叶派的残存印记，反映了当时迁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724—756年，《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
755年至763安史之乱期间，即安禄山、史志明谋叛，唐肃宗因兵力不足，阻挡无效，为保江山，借大食兵平定叛乱，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熟练骑射，勇敢善战的大食人组成的军队，在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随后，又发生了史恩明叛乱，这些大食兵助唐平定了两次叛乱后，恢复了肃宗皇帝的王位，肃宗犒赏西域大食兵，在长安增建—大清真寺，从各州县挑选适当女子，配嫁大食兵。于是由扬州等地选女子三千，诣送长安，以为匹配。自此以后，大食兵乃安居中国。”
宋代，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均有大批西域来华商人聚居，即“住唐”,即留居中国不归,是域外商人的一种时尚。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由四百五十名回回组成的商队去花剌子模经商。商队途经讹答剌时,被该城守将亦难出扣留,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全部财产,因而引发成吉思汗西征。西征过程中(指1219----1225年的成吉思汗西征和1252----1260年的旭烈兀几西征)，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亚欧大陆地带一内海）以东的中西亚广大地区纳入蒙元版图，此间东来的回回人数量达到几十万（有说过百万），这些回回人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学者、医师等外，大部分编为“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阿尔浑军”“探马赤军”、“哈刺鲁军”等，多被分散安置在西北、云南、华北等中原一带屯聚养牧，上马备战，下马垦牧。
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实施了“乙未籍户”制度。回回人除了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外，还有同来的非穆斯林成员，如“术忽回回”（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拜火教（袄教）、摩尼教(也称明教)徒、景教徒等，这些都被统称为回回，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名“回回户”，自此，回回人就有了正式的中国国籍，与汉、蒙等民族女性结合组成家庭并留居，成为中国一个新的民族。在元代官方文书或诏令中，回回与其他民族也就明显区分开来，如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等。
1263年忽必烈敕令设建回回星历司和回回医药司，由爱薛回回掌管该二司，该回回全名为：伊萨·伊本·艾比·舒克尔（原叙利亚人，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中国称景教或大秦教），随后又创立京师回回医药院，由他的妻子萨剌主持。
1271年，在扎马鲁丁（波斯回回）的主持下，元朝政府正式在内蒙古正蓝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回回司天台，扎马鲁丁为台长，由他督造的七件仪象，（其中的地球仪早在1267年即由扎马鲁丁首次发明并制成）。通过运用科学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扎马鲁丁及其回族天文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中国研究天文学的中心，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80年又设立更强大的回回司天监，任务除了“量天测地”又增加了编制回回历法。元代回回司天监的设立一直延续到明末。
1272年11月，由回回炮匠阿老瓦丁及弟子亦思马因，研制的回回炮试射成功，此炮射程远、威力巨大。此外，先后又有回族兵器制造家发明和引进了"火铳"、"镔铁刀（镔铁：大马士革钢）"等。
1273年元世祖对驻防在各地的回回军队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自此，便有大批的回回军士，分布全国各地屯田农耕。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从而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大分散小聚居格局。
1276年，著名回回建筑师亦黑迭尔丁设计和组织营造元大都（今北京城），亦黑迭尔丁率众精心测量勘探，既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又充分尊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有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形地貌特点，设计建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建筑先进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和宫殿。与1293年建成。
1289年，回回国子学设立，教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字）。
1340年左右（元至正年间），回回人引进了波斯人制作“大食瓶”的铜掐丝珐琅瓶工艺和部分原料，结合中国文化制作成了闻名于世的“景泰蓝”。
1357-1366年，元朝实行种族地方歧视政策，如严禁福建军民诸色目人等习学武术或弄枪棒，违者教师及习学人并决（杖）77下。此后，又禁止汉人藏兵器，畜马匹。又屡次诏令泉州大造战船对外用兵，“民众实为艰苦”。自元初以来，泉州不断爆发抗元的农民起义，福建“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不堪歧视，率众据泉州进行反抗，长达十年之久。与1366年千户金吉、龚名安等人夜开西城门引陈友定所率省军进入而最终失败。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回回人，致使大批回回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隐姓埋名，至此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开始冷落。史称“亦思巴奚兵变”。
1368年明王朝建立，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东部有开国功臣有冯国用、常玉春、胡大海、丁德兴、蓝玉、沐英、冯胜、邓愈、李文忠、华云龙等人并称为十大回回。反侵略的英雄麻贵，他在日本人侵朝鲜时统兵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达云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马欢等。明代回族官员除刚直不阿清官海瑞海瑞以外，还有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清官孙继鲁等。文化以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为代表。在明代，回回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而且朱元璋等明代皇帝极有可能也是回族人。综观明代，回族人在诸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装载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各种武器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1405年首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他无疑在人类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2005年我国政府把郑和首下西洋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
1465-1487成化年间，回族人从波斯一带引进了“回青”（当时称“苏麻离青”）、“霁红料”等明代瓷器所用原料，把各种回回花纹、造型和图案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制造除了大量闻名与世的名瓷，使明代陶瓷的制造工艺达到了艺术顶点，到了精美绝伦的境地，这些精美瓷器通过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销往西域和海外，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取得辉煌成就。早在1426-1435宣德年间，回族工匠以天方斩卤砂、紫石、风磨钢以及金、银等33种金属为原料，通过东西亚文化的交流，回汉等族工匠的高超技艺，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精美的铜制香炉（即著名的宣德炉）。
清代（1644—1911），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各种枝派，伊赫瓦尼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地区传播，一些教派冲突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和扰乱。
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原明朝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发动反清起义，拥出明朝的延长王朱识镑作为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军东进后发展迅猛，连克凉州（今武威）、兰州、河州（今临夏）等地，清政府急调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率重兵围剿起义军，于翌年正月攻破甘州城。米喇印败退永昌，英勇牺牲。丁国标率余部西走肃州（今酒泉），拥立土伦泰为王，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十一月，肃州城被清军占领，丁国栋、土伦泰和众多反清将上壮烈牺牲。起义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在甘肃循化地区发生了苏四十三(撒拉族)事件；涉及当地很多撒拉、回、东乡、汉、藏等族百姓，震撼西北，惊动朝廷。苏四十三事件是由“哲赫忍耶”（约1741年创建）和“虎夫耶”（约1672年创建）两个新教派争夺宗教统治权而引起两派互相残杀。苏四十三的老师马明心组织新教，编纂《卯路经》，在循化厅撒拉族和部分回族、藏族等聚居区传教，招致另一新教派“虎夫耶”的教主韩哈济（撒拉族）不满，遂向地方官以邪教惑众为名控告，清政府遂驱逐马明心出循化地方（后被清兵杀于兰州）。尔后，“哲赫忍耶”新任首领苏四十三召集该派教徒重与虎夫耶发生冲突，引发了又一轮残酷的教派争斗，后因官府插手，从而转化成反清起义。
公元1784年四月，马明心之徒田五（撒拉族，又名田富）、张文庆（民族不详），宣布为马明心道祖复仇、反抗清政府灭绝哲合忍耶。在苏四十三失败后，田五暗中联络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哲和忍耶教派的信徒，铸造兵器于六月二日与清军展开大战。七月初，起义军的最后据点通渭县石峰堡陷落，随后清军对当地忍耶教派的各族信徒展开了的屠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反清起义。云南永昌地区因回汉族“唱曲”发生摩擦，以至酿成官府残杀回族的事端。杜文秀等为此代表回族上京控诉，但未得到妥善解决。咸丰六年，临安（今建水）汉族恶霸又屡次制造事端，烧杀回族村寨，而云南巡抚也密令各地聚团练杀回，激起了回族反抗。是年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云南回族联合汉、彝、白等民族在蒙化（今巍山）举行起义，攻克大理府，建立大理政权，杜文秀被推为总兵马大元帅。在之后的16年起义斗争中，他率领起义军先后占领云南53个州县，宣布响应太平无国号召，施行轻赋税、重生产等政策，赢得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爱戴。1872年，清军围攻大理。在大理将陷时，他“唯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服毒后前往清营，被杀害。时年44岁。
1858年（清朝咸丰八年），当时，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当地各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既而在咸丰年间各族人民纷纷发起反抗。1858年（清同治11年）12月贵州普安厅（如今的盘县）的回族百姓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兴义府（如今的安龙）回、汉、布衣、苗等族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1866年4月的反清斗争中，张凌翔、马河图阵亡。1872年5月31日夜由于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叛徒，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杀害，部将金万照也英勇就义，至此，坚持14年之久的黔西南回族起义归于失败！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西境内部分回族因“回勇买竹子事件”遭到当地乡绅和官员的诬陷欺压，从而爆发了回族反清起义，起义领袖人物有十余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彦虎。后终因寡不敌众，起义过后，陕西原有的七、八十万回族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二、三万。白彦虎被迫携余军、眷向西北疾渡纳林河，逃往俄境，遂定居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白彦虎领导的陕西和西北回族反清起义转战数万里，英勇善战，宁死不屈。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当地称东干）系这支军眷的后裔。
1888年，甘肃阿訇马万福（东乡族）创立“伊赫瓦尼”新教派（又称新新教），在国内一些地区开始传播并影响到一些回族。马万福，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人称“马果园”。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他赴麦加朝觐，受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影响，回国联络当时河州十位阿訇，创立伊赫瓦尼派。他们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举行宗教活动和仪式，革除他们认为世俗的民族风俗习惯。因有些地区部分回族接受该派观点，从而在回族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与矛盾，引发过一些小冲突，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对回族，尤其是对分布在甘青宁以外地区、千百年来从未受过教派纷扰的回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产生了一定影响，涉及到的地区也较多。了解各派简介请点击：http://www.huizuc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3996&page=1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回族将领左宝贵等五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汉族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连夜逃跑。回族将领左宝贵率部援朝抗日，左宝贵按照回族礼节，沐浴更衣，下定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坚守平壤城，激战四昼夜，最后英勇殉职。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中回族将领马维琪、马廷秀、李辉山、白金柱在英勇抗击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入侵我云南边疆的战斗中，英勇奋战，狠狠打击了法帝国主义。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军进袭北京，回族将领马福禄带兵英勇杀敌，马福祥和官兵们慷慨表示：“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国。”直到最后牺牲。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
国民党统治时期（1912—1949），回族人遭到了当局空前的歧视，当局否认和歪曲回族历史，不愿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此种大汉主义作风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地回族人民积极成立各种抗日队伍或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在抗日斗争的前列，有的创办报刊进行宣传动员；有的组织抗战救国会协调救国任务；有的组织回族武装与日寇浴血奋战；有的组团出国访问，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寇的罪恶、介绍中国人民尤其是回族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援助。回族的抗日力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积极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各地回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展现出了回族人民英勇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12—1949年，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奉行大汉主义，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不愿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整个国家成了各少数民族的大牢狱，是所有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或者汉族的分支。国民党提倡的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不仅歧视回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不愿承认回族的存在，把历史上回族和各族穆斯林多采用的伊斯兰、天方教、清真教称谓统称为回教（新中国成立后“回教”一词被废止）。蒋介石操纵下的“国民大会”把回族称作“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在大汉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个别回族军阀、官僚和部分有宗教特权的门宦教主和把头们，不但置民族尊严而不顾，还加重了对各族穆斯林的剥削和奴役，极端宗派势力和大汉主义一道，千方百计打击回族人的民族自尊，受到广大回族人民的唾弃。国民党这种逆民族历史而行、与现实民族自尊而不顾的大汉主义行径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回族爱国革命先驱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爱国人士，一并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等，提出：“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革命口号。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宣传、请愿等革命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
1930年，反对国民党大汉主义的回族青年会在北京成立。1930年北平（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回族学生倡议并创立了“回族青年会”，创有刊物《回族青年》，强烈反对回族是汉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歪理邪说，维护回族是中国的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能解决回族问题。回族青年会在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停止在北平活动。后于1939年在重庆复会，因国民党政府反对使用“ 回族”这一称谓，被迫改称“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并在大后方各地广泛设立分支会。会刊改称《伊斯兰青年》。1945年该会负责人薛文波、马汝邻等驳斥蒋介石不承认回回是民族的说法，再一次提出回回是一个民族，并为争取民族权利展开各种活动。
1937年10月，“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爆发。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河北省定州市（保定地区）回族青年的刘文正、马永恩、马国忠、白振武、白仲庆等，在中国共产党员肖秉钧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定州（原定县）、安国一带组织起了“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和“回回铁血抗日救国队”，点燃了华北回族保家卫国地抗战火种。随后又吸收了冀中各地回族爱国青年，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队伍主要以回族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组成，轰轰烈烈地掀起华北回族的抗战浪潮。
1938年1月，沧州地区献县东辛庄的回族爱国青年马本斋组建了“回民抗日义勇军”，并与同年3月与定县、安国一带的“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组成了驰名中外的“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后河间、沧县、安国、青县、交河、任丘、无极、藁城等回族聚居区的爱国青年纷纷积极加入进来，队伍的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中，历时八年，八百余战，拔城上百，歼敌逾万，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赢得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日伪军多次重兵围剿回族队伍，均未得逞，遂恼羞成怒，将马本斋母亲逮捕。马母在敌人软硬兼施下宁死不屈，绝食而亡，其民族气节和大义行为激励了各族国人。1944年马本斋司令因病在山东莘县逝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送以挽联，以示悼念。朱德总司令敬挽：“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此外，还有津南地区的渤海回民支队；活跃在山东、山西、云南、东北、安徽和陕甘宁边区等全国各地回族组织的回民支队、骑兵团、义勇军、突击队、自卫队、抗日联军、挺进军等回族抗日救国队伍，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发动全疆回族捐购飞机一架，支援抗战。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只要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抗战的激情与烽火。全体回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回族人爱国的雄浑悲壮之歌。在异常屈辱艰苦的岁月里，无数中华各族人民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甘、宁、青三省回族聚居区为重点，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倡言“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等挑拨回汉关系，以帮助建立“回回国”为幌子欺骗迷惑回族群众。日本人川村乙麻等人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接近回族，搞宣传分裂活动。但马鸿逵坚决反日及马鸿宾出兵绥西抗日的坚决立场，使日本侵略者在宁夏等地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彻底失败。甘宁青一些回族军政领袖—国府委员马麟、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等在抗战以来，也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诚拥护全国团结抗战，并实际参加抗战。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回族同胞与非回族同胞亲密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
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宁夏海原县回族爱国青年马国琳、马银贵、马少敬等，提出了回族“武装自己，杀官劫库”，“反蒋抗日、寻找民族活路”等口号组织起义。一月之内起义军发展到9000多人，在攻打反动武装民团、惩处作恶多端的乡霸劣绅斗争中接连获胜，前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海故数百里山区成了起义军的海洋。但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历时40多天。同年四月，在马国瑞、马国王、马英贵、马思义等率领下，第二次起义爆发，起义队伍制定了“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族同胞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五族共和，打倒蒋贼”等口号。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和飞机大炮的轰炸中，伤亡惨重。后由马思义带领1000多人突围成功，5月发起了第三次起义，给敌军以重创，但起义队伍损失也很惨重，后马思义带领义军奔赴边区，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起义军经批准遍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为抗日战争和西北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延安以“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会”署名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该书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与宗教关系，客观全面地阐述了回族问题。针对当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的错误政策，该书进行了严肃批驳。对于长期以来，“由于大汉族主义长期宣传、教育的影响，不但有些汉人怀疑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族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怀疑和不了解”的状况，该书也从多方面给予了回答和解释。同时，该书还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族解放的道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得到回族人民的极大拥护，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回族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使广大回族同胞认清了谁友谁敌，在抗日解放斗争中积极发挥了回族固有的勇敢精神。该书对研究回族问题也起到了的重要指导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国內各少数民族给予正式承认，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九族系属公认：朝鲜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验自然成立。回族人有了本民族的自治区，自治县、自治乡等，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到真正体现。此后又分三个阶段对其他各兄弟民族，根据民族特征理论、历史发展和现状和本民族意愿分别进行了认定，使各民族结束了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等的剥削和统治，得到了尊重和平等地位，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
1967—1977年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中，“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回族也未幸免，大量书籍、经典被焚毁，清真寺被毁坏……，有的甚至被强迫改为养猪场。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云南沙甸回族乡一代的“沙甸事件”，沙甸等地的回族百姓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一千六百余人付出了生命。“四人帮”被粉碎后，政策得以恢复。
尽管回族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即使处在逆境中，回族人也是坚定的站在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各代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以及反封建专制统治的运动中，回族优秀儿女始终冲在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各方爱国人士的高度评价。当今，时代赋予回族人民的重任之一，仍然是传承和宏扬回族人光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素质，遵纪守法、安定团结、和众兄弟民族团结友爱，把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到建设伟大强盛中国的事业中去。
人口为9816802人。
民族概况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回族人口数为9816802。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分布也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约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他们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辟建了穆斯林的墓地。当时，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至元代才被称为回回蕃客或南蕃回回，成为回回人的一部分。
“回回”一词最早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和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出现，主要指葱岭东、西处于喀喇(哈拉)汗朝统治下的回纥(回鹘)人。回回和回纥、回鹘音近，应是后者的音转或俗写。其时，伊斯兰教已由喀什噶尔向东南传播到和田、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因此，回回原应包括有信仰伊斯兰教回纥(回鹘)人在内的含义。12世纪30年代，喀喇(哈拉)汗朝亡于西辽，其居民大部分仍是穆斯林。13世纪初叶蒙古西征，西辽破灭。葱岭东喀什噶尔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纥(回鹘)人的后裔，同葱岭西的中亚及波斯；阿拉伯广大地区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大批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东方来。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和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中国的西北、中原及江南、云南等地区，被称为回回人，成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部分。后来，他们也以回回自称，是形成回回民族的主要部分。
元代到明代前期，回回人中包含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纥(回鹘)人的后裔，他们同当时高昌及河西一带仍信仰佛教的畏兀儿人相区别，明中叶以后，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而当维吾尔人迁到内地之后，自然地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信仰而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明代哈密地区的哈剌灰人，原是蒙古人，正德(1 506～1521)以后由哈密迁到肃州，到万历年间已经“不食猪肉，与回回同俗”。另外，由于通婚的和政治的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回回中不断吸收了相当多的汉族成分。由于同样原因也有不少回回逐渐同化于汉族之中。回族与维吾尔、蒙古、汉等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另外，回回族中还吸收有中国犹太人成份。犹太人迁居我国开封等地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北宋徽宗年间(1101一1125)。元代称他们为“术忽回回”。由于他们信仰犹太教，不食猪肉，行割礼和每日礼拜等宗教习俗与回回有相似之处，加上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缠头巾为青蓝色，因而也被称为“蓝帽回回”或“青回回”。在长期发展中，有的逐渐融合于回回当中，有的自称回回。
从元代到明代，各种不同的来源的回回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回回文化扎根于华夏大地，成为华夏文化中的一个新类型。
社会经济
元代有“四等人”制，回回的地位一般高于汉族。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的活跃，对于元朝的开国和中西交通的开拓，以及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为回回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和在各项事业中的长期发展打下了根基。然而元朝回回人又是被征服者，在蒙古贵族劫持下辗转流徙，生活上不稳定，风俗习惯有时也不被尊重，为回回人形成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性以及抗争性的共同习理提供了主要条件。明代曾把回回称作“回夷”，说明回回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回回人与蒙古人的地位相似，“善加抚恤，密切防闲”，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于各地陆续内附和归化的蒙古人和回回人的政治待遇。清代，在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刺激下，回族人的民族意识愈趋强烈，为了民族自尊和民族生存而进行着顽强的搏斗。
回族是在中国形成的民族，但它又不同于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那些土著民族。元代回回人活动之初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域，因此，一开始无地少地的现象在回回人中就很突出。明、清以来各地城乡回族中无业游民和流民之多，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历史上，在地多人少的边疆地区的垦牧活动中和在西北、云南等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回族、汉族人民一起都曾作出过贡献。在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当政时期(1274—1289)就有屯田户16277户，屯田49658双。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兴建了鄯阐(今昆明)地区水利灌溉系统工程。宁夏回、汉人民开凿了大清渠、惠农渠、七星渠、昌润渠等，并多次修整古老的秦渠、汉渠、唐保渠。使宁夏平原生产发展，为宁夏赢得“塞上江南”的美称。各地回族农户，多附带经营牧业或者运输业、手工业、小商业。回族工匠在制香、制药、制革、制药以及矿产的采冶上都较为著名。回族尤擅经商，元代回回商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珠宝玉石业、运输业到牛羊屠宰和加工业，都是他们的传统行业。回回商人在内地同边疆地区的经济交流，以及在中国对外国的贸易往来等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的闭关自守政策，使蓬勃开展的中西交通事业受阻，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于回族特别是从事海上陆上对外贸易的回族商人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国民党政府歧视少数民族，不仅无视回回的风俗习惯，而且根本不承认回族的存在。回回族只能称回教徙，蒋介石操纵下的“国民大会”把回民称作“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回族内部的军阀、官僚和有宗教特权的教主，也加重对回民的剥削和奴役。
1949年前，回族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但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不同地区有不同特点。农村回民大多无地、少地，或只占有山地、沙地、盐碱地、词滩地，农民破产和逃亡现象比较普遍。以河南省辉县为例，1948年在430户回族农民中就有赤贫、贫农和下中农414户，占总户数的93 9／5。广大回族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生活极苦。云南省寻甸县一个自然村，70户回民竟有60多户每年缺3～6个月的粮食，不得不以土豆及野菜充饥。以农为主兼营商业、畜牧业或兼营运输、屠宰及制革、榨油等副业，是农村回族人民较为突出的特点。西北回族聚居地区封建占有关系更加严重，良田沃壤多为官僚、地主和教主所占有。国民党回族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等统治下的宁夏、青海地区，沉重的军政费用都压在当地回、汉等农牧民头上。在西北众多的门宦、教派巧立名目盘剥役使回民，给回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种种不幸。
当时，回族经营的工商业多半同特有的生活习俗相联系，局限在饮食、鲜货及制革、皮货、香料、膏药、珠宝玉石等行业中。在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开封等城市有回族工商业资本经营的面粉、纺织、制革、肥皂等公司和工厂。在西北、云南等地，回族商业资本有同印度、缅甸、蒙古等国的贸易交换活动，以及在中国边疆与内地之间用马帮、骆驼队进行商品运输的活动。工人阶级在回族中出现较早，以码头搬运工人、矿山采掘工人及黄河上的“筏工'人数较多。回族中更多的则是推车摆摊、提篮叫卖的小商贩，本小利微，受季节和行业的限制，生活很不稳定。
回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中国内地及云南的散居回民，接受新的思想较快，文化教育较西北的回族地区发达，在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界有一批回族的教授、科学家、作家、工程师、画家、医生、戏剧家等等，并出现了一批由回族人士创办的中小学校和刊物。由于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广大回族农民和城镇贫民的子女根本无力入学读书，加之一般学校里不设回民伙食，更加限制了回族青少年求学的机会。西北地区的回族军阀，只知搜刮民财，根本不管文化教育。原宁夏全省到1949年只有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2所，没有高等学校。在甘肃临夏等地，回民文化娱乐活动也受教主干涉，对回族妇女的束缚更为严重。回族聚居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现象严重，有的阿訇甚至用“吹赌哇”(即用墨汁把经文写在碗里让患者冲服)等迷信方式给回民治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回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根据回族聚居程度的不同，于1958年10月25日建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在甘肃省成立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几个回族自治县和一些民族乡。在各级自治机关回族干部占了相应的比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对回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回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照顾和优惠。散居回民同样获得当家做主的平等权利。在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回族代表。到1980年全国回族干部已有12万6千多人。回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回民较多的城镇都设有回民饭馆和回民食品供应网点。在回族职工、学生较多的单位，一般都设立回民食堂，未设回民食堂的则发给回民伙食补贴。每逢回民三大节日(圣纪、开斋节、古尔邦节)，各地在物资供应上和庆祝活动都给予照顾。回民的土葬习俗受到尊重，各地多设有回民殡葬服务处，并拨出荒地、山地作为回民公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回族中得到了全面贯彻。
经过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废除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回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回族自治地方的工业建设发展很快。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建立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化工、轻工、石油、电子等现代工业，工业总产值已由1949年的1200多万元增加到1978年10亿多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2％。其中原料加工业增长18．9％。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89．44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多。农村回民的生产不断发展，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随着青铜峡、刘家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和一批水库、渠道的兴建，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很多。为改善回民聚居的六盘山地区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状况，国家引黄河水逐级提升，浇灌千里旱塬。使六盘山回汉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语言和文化艺术
多种来源的回族人最初使用的语言也很复杂。中国境内的回鹘语、蒙古语、汉语，以及中亚一些民族的语言，还有波斯语、阿拉伯语，他们曾经同时使用过。随着回回愈来愈分散杂居在汉族之中，特别是回汉通婚而使汉人成分在回回中增多和回回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明代后期汉语已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同时在回族人民的日常交往中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在边疆地区，回族人民还经常使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
回族人民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很大，对祖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元代，回回不仅带来了西亚的天文学、医学、建筑学、音乐等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而且在学习和传播汉族科学文化技术方面也十分突出。中国的重大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都是经回回商人的介绍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于至元四年(1267年)向元世祖忽必烈撰进《万年历》，颁行全国，并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制造浑天仪、叙纬仪、平伟仪、地球仪、方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在钦天监里仍设有“回回历”专科。回回人亦黑迭儿丁是元代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元大都(北京)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为以后北京故宫以及整个北京的城市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回医学也相当著名。回回医术在外科和药物使用上都有显著疗效。其医药也有自己的体系，回回医学家收集改订名医药方，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以惠斯世”，流传至今。
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先后到过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半个世纪。航行中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是早期海洋地理学的珍贵地图。
在文学、哲学、音乐、书画方面，回族也有许多创造。元代著名回回诗人、词人，著有《雁门集》、《萨文锡逸诗》、《西湖十景词》等诗、词集，在当时十分有名。元代学者赡思不仅通经学、文史，还钻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被当时称为百科式的学者。李贽是明代著名的回族大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哲学上认为世间都是实在的，宇宙以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为基础·经过无数变化，生出万物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伦理道德上，他公开向封建伦理挑战，批评男尊女卑思想，反对道家宣扬的“伪道统”。在文学上还提出“童心说”理论，主张创作抒发己见，反对复古摹拟。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家。
回回的音乐，在元代十分流行。回回乐与西夏乐、中国乐一起，构成了元代宫廷音乐。在发展中，回回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元代著名曲作家马九皋，是当时著名散曲家八人之一，与关汉卿齐名。回族画家也不少，著名的有元代高克恭，清代改琦。他们的存世作品被视为稀世珍宝。
解放后，回族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文学家、艺术家不断涌现。回族中群众性文艺、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大批艺术工作者、优秀运动员茁壮成长。从事象牙雕刻，生产景泰兰、苏绣、灯彩，刻砖，制作地毯等传统的回族特种工艺老艺人的技艺得到继承和发展。
“花儿”是甘肃、青海等地流传的民歌，过去当地回民常用“花儿”控诉黑暗、憧憬未来倾诉爱情，现在“花儿”增加了新内容，更为回民所喜闻乐唱。
宗教信仰
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回族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受阿拉伯、波斯等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唐、宋时期，中国人对于“蕃客”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还很陌生，只说他们拜天、叫佛、敬事鬼神。元代遍布各地的回回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开始被广泛注意，伊斯兰教被当作回回所信仰的宗教来对待，称作回回法或回回户体例，礼拜寺和掌教被称作回回寺和回回掌教、回回大师。夺等。明代习惯地沿袭这种称呼，伊斯兰教被称作回回教门、回回教，后又简称回教。清代以后又把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东乡族和撒拉族等加上“回”字，称为“缠回”、“东乡回”、“撒拉回”，以致人们从称谓上误把回族同回教混淆甚至等同起来。
中国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的发展也在发展变化。其变化主要在明末清初，主要标志是伊斯兰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原来各地的礼拜寺多以清净、清修、净觉、真教等命名，这时渐渐统称为清真寺。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被称作清真教。清真是伊斯兰在中国的汉文意译。清真一般解释为清洁真实。有的宗教学者则把清真释为“克己复礼”。
风俗习惯
历史上，回族人从出生时开始，就要请阿訇起回回名字，结婚时请阿訇证婚，死亡后请阿訇主持殡葬，各方面均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特别在饮食习惯上，回民忌吃猪肉，不吃一切动物的血和自死之动物，等等。这原是《古兰经》的规定，千百年来已经逐渐变成了回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对回民风俗习惯横加干涉，甚至借以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而广大回族人民则愈加维护这些风俗习惯，同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相对抗。在这种斗争中，伊斯兰教曾起到回族人民加强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作用。
回族除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外，由于回汉杂居和使用汉语，还日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明代回族人的衣着已逐渐与汉人相同，使用了汉族的姓和名。明代晚期，回族人已经“士农工商通与汉人相同”，但是，在共同心理状态、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回族仍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被认为“同类则相遇亲厚”、“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
随着回族军士的到处镇戍屯牧，工商业者的贸易往来，官吏学者的宦游，宗教人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反压迫斗争后的流动迁徙，回族人逐渐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愈来愈分散的居住特点。在全国，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与当地民族杂居；在内地，回民多分布在沿水路和陆路交通线上；在农村，回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镇，则多聚居关厢或若干条街巷。在室内正屋中，喜贴山水花卉画。但因为伊斯兰教反对任何偶像崇拜，故不挂人物像和动物图片，凡有眼睛的图像不能张贴。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禁忌不那么严格了。为了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上的便利，回民习惯在住地修建“礼拜寺”，明末清初则统称清真寺，多围寺而居。
在饮食上，回族人普遍吃牛、羊、驼等反刍类偶蹄食草动物，不吃马、驴、骡、猪、狗肉，不吃动物血液和自死动物。尤其禁食猪肉。回族很讲究饮食卫生，注意淋浴和洗涤。走进农村回族清洁整齐的屋内，往往可看见门后房梁上吊着一个水罐，下面有通下水道的浅坑，这里是人们经常沐浴大净的地方。平时洗脸、洗手，则用汤瓶，而不用脸盆。汤瓶又名洗壶，它最早从阿拉伯传入，现在城里的回族饭馆，也常挂着一块绘有“汤瓶”的清真木牌，有的还在汤帆”F加添“虎图白”棍或阿文的“清真言”，以示这是地道的伊斯兰文化。
回族有两大节日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来源伊斯兰教。斋戒为穆斯林“五功”之一。开斋节即是斋戒期满的日子。一般在回历的第九个月举行斋戒、斋戒期满，十月一日为开斋节。古尔邦节在开斋节后的第70天，回历的十二月十日举行。因为十二月十日是教徙赴麦加朝觐的最后一天，大家宰杀牛羊庆祝，聚餐联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