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核心与未来

转载一篇相关文章 中华文明的核心与未来 一、 对中华文化源流的体认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的源流悠长，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她的一个根本核心也正与此有关，中华文化中保留了先民在氏族社会中的道德至上的认知，所以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历经数千年而不坠，在应用的层面上也许打上了各种各样的时代印记，但其核心却无疑是先民的道德主义。把她说成是封建的东西，有点不恰当地增加了她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在欧洲和中近东的文明古国，历经三次日耳曼人的大迁徙和多次毁灭性的兵隳，虽然结果也不至于全民尽墨，但人们由于经常遭遇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之痛，难以再保持中正平和的心境，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走向两个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这才是诸古文明尽皆失落的根本原因。和这两者相比，中华文明明显处于一个"执其两端、用其中间"的状态。西方文明在其早期也一样具有这样的道德主义至上的时代，如所谓的荷马时代。后来诸古文明湮灭，其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的宝贵遗产荡然无存。所以，说西方要向孔老二或者向中国人学习，是一种不恰当的专美之辞，人家本来也是有的，只不过后来失落了，更恰当的说法是主动抛弃了。 　　孔老二并非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开路人，他自己也说是"述而不作"，确实他所做的也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是"述而不作"，如墨子和老庄。所以在先秦诸子中，言必称先王、言必称尧舜的人所在多有，甚至是"进步的"和激进的法家都未能免俗。真正"又述又作"的是法家的几位如韩非先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实际上诸子是同源而殊路，都从先民的生活基础出发，从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途径入手，治学的方式方法都差不多——"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有诸子的目的倒是相当一致——经世致仕，连庄子都当了一回漆园小吏的职务。 二、 民本、民主与法治精神 　　笔者以为，非常多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学者如李泽厚）把民主与民本作为一对范畴，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是不合适的。而法治精神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颇有抵触，业已为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 　　民主的对词是专制。民主是适应工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是由资本参与政权而开始的，大宪章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专制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信息传递是非常缓慢的，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是一个极其悠长的过程，利益的交叉是非常少的，好官好政府是省心省力的首选政权形式，虽备受刻剥三千年不思改易，而民主对农民而言是一只过于昂贵的金喇叭。 　　以今日台湾之富庶，教育普及程度之高，民众对民主选择领导人热情之浓，尚存在黑金政治的弊端，这说明挑选领导人所要求的民众素质之高——应达到识别其个人才能、道德和意志、施政能力，实质上是要求民众高于至少是不低于候选人的眼光，然而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对许多民众而言，几个候选人都说得差不多动听，以后如何行政个人既没有监督能力，实际上因为缺乏管理国事的才能连识别的能力也有限，估计也都不会过于离谱搞得民不聊生，选谁还不一样，所以小小的好处也有可能产生大效果，这才是黑金政治的存在依据。这和西方社会的投票率低具有同一内在原因。相反，通用汽车公司有组织"凯迪莱克内阁"的巨大成就的激励，其必定想尽一切办法来左右选举的结果，民主的热情之高，与不愿去投票者简直判若云泥。 　　民本主义的合适对词是种族主义。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相互攻掠，但甚少以掠夺奴隶为目的，所欲者土地而已，对于土地上的人民，一律给予国民待遇，甚至比原来的国君更为仁慈，以达到"怀敌附远"的目的，孔孟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合理之处在于"仁者无敌"，能够获得"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有利局面，是一种典型的以道德主义为前提的实用主义态度。其他诸子也多有爱民的主张和策略，这些都与先民的朴素的道德主义催化有关。 　　由于现世道德主义催化的民本主义，在其长期的作用和影响之下，统一的中华民族终于形成，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非常牢固。由此成就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业绩，与西方的紧身肉搏拿刀共处不同，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多数时间能够处在大一统之中。这些与西方攻掠异邦掳其人口卖作奴隶的通常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异邦人做奴隶只能导致种族仇恨而不能形成民族认同和融合，只能导致不信任和危机感，这一点倒是有利于极端的现世主义发酵，终于今天西方成为50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里的人民与中国人相比，更多的是为了强盛和安全活着，所以连食品（中国人喜欢称为吃饭）都是根据热量计算来配制的，人本身也是某种外在目标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提到的"商品拜物教"和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异化"问题，在本世纪中期的欧洲引起强烈的回响。正是西方极端的时世主义的一次深刻反省。巴黎大学的学生在院墙写的标语是"我越要造反便越要谈恋爱，我越要谈恋爱便越要造反"，现实业已妨碍大学生们自由自在的谈恋爱了，问题不能说不严重。 　　马克思对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资本主义）的评论"资本主义撕开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决非无敌放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后，仍然催化了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 　　而法家高扬"法、术、势"，是因为认识到世易时移，先民（先王）的道德传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要"复三代之盛"必须把统治者变成孔老二，把民众变成孔门弟子，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今争于气力"，道德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今天不再起根本作用了。这不是对道德传统的鄙弃，而是必要的修正主义的态度。 　　非常不幸的是法家的创新幅度太大，同时也脱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背离中华文明的核心，终于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中华，实行焚书坑儒，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希望子子孙孙做皇帝。但结果只延续了15年（有道是：秦灭六国汉登基），在以统一中国这样的深厚武功做政权基础的王朝中，秦朝是最为短命的。对着这样的历史事实，所有的鼓吹民主与法制的人士应该吸取教训。如果觉得这个事例年代过于久远不足为训的话，文革就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根据当时钦定接班人林彪的权威看法：文革是一次"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的全民运动。2200年前的韩非先生已经无比英明地指出了，孔孟之实是行不通的；而执秦始皇之法的过程，至今仍然为各派人士所共同诟病。 三、 世界大同与世界统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现世道德主义的催化之下，在中国民众中较早地形成了中华一统（对内）和世界大同（对外）的理念。在这种思维的框架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将没有任何市场。所以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但并不趁机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1582年—1610年，意大利的利马窦曾定居中国，对此感到难以索解，"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而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是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一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与欧洲人；欧洲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别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似乎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筋疲力尽，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那样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而在西方哪怕是军力失去平衡，都被视为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强盗之间需要相互设防的心态，所谓均势战略就是适应强盗的安全需要。 　　从字面理解，中国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世界统一目标似乎非常一致。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表面相同之下存在着根本差异。世界大同是没有人拥有和需要航母，而世界统一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没有。在最终目标世界大同未能实现之前，"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其合理的第一步，而"单级世界、党同伐异"则是世界统一的决定性一步。 　　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现世道德主义或者是作为孔老二不自觉的信徒。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正是因为它体现的是意识形态，所以就不能够长期有效，最终随着意识形态而消失。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必定会随着中国人而代代相传，我坚信：无论以后中国是什么人什么党派当政，如果世界大同的理想无由实现，那么和平共处的调子一定会被中国政府唱到地老天荒。 四、 百年屈辱再回顾 　　根据老毛的总结，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者都打过中国，除了最后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投降以外，其他无不以签署不平等条约告终。有人说是因为政治制度腐败（其中不少是希望取而代之的革命家），有人说是因为经济技术落后（其中很多是想开工厂挣钱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击中要害，关键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均不知道西方强梁是何等样人，缺乏合适的坚决的应对措施，正是因为如此上下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投降派和汉奸能够大行其道，主战派不能够凝聚全国的力量与敌对垒。 　　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到来之初，中国皇帝还希望他们成为恭顺的朝贡者。不过也还算是头脑清醒，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鸟，为了防止他们赖在中国不走，还曾下令禁止"番妇"来华，不让你们带老婆，看你们能赖多久。等到他们翻脸开打的时候，中国人才发现国防四处漏风，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对敌，茫茫然陷入了历史上最不知己不知彼的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许多人只说中国当时如何腐败落后，却全然不顾中国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尴尬处境，而西方则经过长期的周密的了解和准备。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难道是说瞎话吗？ 今天很多人谈论当时朝廷应对多所谬误，决心迟迟动作缓缓。殊不知当时朝廷除了知道他们是坏蛋以外，完全不知道他们如何坏法以及坏到何种程度。所以在应对措施上，始终没有适当的尺度。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冯友兰先生还希望采用"打进来、赶出去、请进来"的简便方法。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政策已定，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一点，至少是不用瞻前顾后。国民党打东洋鬼子打得不怎么样，长沙大火河南大水无不叫国人上气，但也还是打到了最后的胜利；共产党在朝鲜打西洋鬼子，就打得很不错嘛。可见就算是落后，洋人船坚炮利，只要不是被他们出其不意暗算，事情尚有可为。国民党政府难道很清廉，共产党志愿军难道武器先进，可见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资料显示，在183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占29.8%（西方为31.1%）；1860年，中国仍然占19.7%（西方占53.3%），鸦片战争失败完全不是综合国力落后的原因。在领土和人口方面，西方诸国也完全不能与中国匹敌。在战略上西方是"劳师以袭远"，竟然能够战而胜之，这就不是一个"船坚炮利"的武器优势所能抵消的，也不是落后和腐败所能够解释的。 　　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时，发现民众是一盘散沙，缺乏民族主义精神；鲁迅也常常"怒其不争"；这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曲折映射。把西方强盗看作是某种可以怀敌附远的良民，把强盗的子孙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主义在新时代的顽固表现。实际上直到1989年，大陆还有许多人（也包括我本人）相信只要中国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就会愿意与中国和平共处了。实际上，中华文明的核心---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要深沉有力得多。世界大同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就是汉奸主义；要回头走好几大步，才会到达正当的民族主义的边缘，许多的中国人走了几辈子，也没有能够形成中华种族主义。而美国的所谓鸽派都称得上是白人民兵（如克林顿），相对我而言，美国人用词要不客气得多，如诺姆斯基先生就说克林顿、布莱尔之流是黑手党老大。从这里一黑一白的差别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多么的不同。 　　文明的差距实在是非常之大，日本人受西方毒化之后，变成世界上道德最败坏的屠夫之国；而中国人被杀几千万，许多中国老百姓在自己孩子都挨饿的情况下，还收养日本冷血父母的弃婴。日本人除了学会用汉字以外，完全没有接受任何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而且在学会汉字以后，写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源氏物语》，就在程度上就远超《西厢记》直追《金瓶梅》；如果让那些鸿儒耆宿看到，非气得吐血不可；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紫式部还是个女的。日本实际上是继承了西方极端现世主义文化中最为歹毒的部分，但它的面子上偏偏还保留着中国的风格。我的一些朋友从日本回来以后还盛赞所谓的"汉唐古风"，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真他妈的会骗人。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苦难中，囿于无处不在的道德主义的影响，长时间不能硬起心肠向死敌下毒手，这才是多灾多难的中国深溺苦海而长时间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挽宋教仁的对联中所说的："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而国共两党带领中华民族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了一点东西，虽然不多但已经足以拯救斯民出水火了，这个过程是由国共两党接力进行，终于在共产党手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五、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 　　我认为从通俗的原则出发，说中华文明的核心是现世的道德主义，这个说法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中华文明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蹒跚走来，道德至上的感召力普遍存在，几千年来从未失落，而是深入到现实中个人的心灵深处。只有这样，文明的延续才是真实的。文化典籍的保存只不过说明你有几本书而已，不能说成是文明没有中断。正如北京图书馆虽藏有西方上百万册图书，却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西化了一样。 　　与中国情况相反，埃及虽然存在，但早已不是法老的埃及了，甚至不是其后裔或者是变种；希腊也仍然独立，却作为东罗马帝国的余荫普照的东正教国家，不再具有古代的人文和理性精神。在西方和中近东战乱连绵的年代，人们普遍需要心灵安慰和救济，这是宗教大行其道的良机，宗教的原教旨势力雄厚，上帝主宰欧洲达1000年之久，到今天中近东还有许多政教合一的国家。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多地服从先民道德主义的指引，所以能够在春秋战国的乱中趋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安享和平的时间和范围比较多。所以宗教在中国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也没有多少宗教迫害。晚清的许多教案，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宣泄，是国人和洋人矛盾的总爆发。 　　在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中，集体主义或者说家族集体主义占有相当的地位，从根本上讲这种道德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结合了现实主义的私货。对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有相当程度的遏制，这一点也不断地被中外论者所反复发现。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失败的英雄，没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就是集体主义遏制个人主义的一般表现，失败的英雄和叛徒，无论在人格和个性上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必须为现实的正面和领袖人物让路。由于非主流人物易遭抛弃，所以内战往往比较迅速分出胜负，战乱更容易走向和平，中国历史上少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内战，往往是到了决战阶段，几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其实这也体现出集体的现实主义态度，孟子所强调的“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局面，经常在历史上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国共两党在四十年代末的内战。如果不是美国出于冷战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开来第七舰队死保，恐怕台湾也不是那么固若金汤，老蒋说不定早就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律明廖耀湘这样一些著名的老部下为伍了。 　　据说一个英格兰国王曾经在失败六次之后，终于在民众的支持之下，在第七次反败为胜，而中国就没有可能产生这么幸运的国王。蒋介石政权不过在执行“三大政策”时，从“联俄联共”到“靠美反共”，从“扶助农工”到“保甲连坐”，犯了两次大的错误，忽视了民众的愿望，就迅速被中国民众所完全抛弃。今天台湾民众在选举中所采取的“西瓜靠大边”策略，轻易舍弃自己的最爱，大致上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翻版。 　　实际上没有现实主义的根基，道德主义就不可能持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现实主义就不容易落到实处。他们的有机结合而又互为促进，形成威力无边的现世道德主义，几乎是无孔不入，即便就是在最残酷的改朝换代的暴力中，现世的道德主义一样在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起码是缩短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柏杨先生说中国历史就是一本战争史，那是对着西方今天的和美国的历史，来有选择地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如果他肯去读一读欧洲的历史，结论会是什么样子呢？对着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十字军东征、八次反法同盟、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还合伙越界杀人，柏杨先生会想些什么呢？不过柏杨先生把中国人说得残暴无比，很明显会有热心的听众，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道德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华文明的现实主义也表现得极为充分。不做长篇大论的系统性文章，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文人墨客的共识。这并非因为写书就没有实际效用，而是因为脱离现实比较远而已。李泽厚从哲学比较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普遍具有“实践理性”，即重实践优先于思辨理论，“内圣外王”“修齐平治”比著述立说重要得多。直到今天人们称颂仍然是什么“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所以就应该理解为什么“竹林七贤”能够名流千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名士推崇“逸隐”、皇帝注重举“孝廉”，作为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之处和结合部——存在着一条“终南捷径”。这种重实践和心灵安逸、轻思辨和系统著述，和西方相比，实际上是更关注人本身而较少关注外部世界。与晚近西方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泥潭罢足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极端现实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的。西方的一些人也常常取笑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都不能称为哲学家。实际上以西方的标准来谈论中国文化，则鲜有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反过来用中国的标准来看待西方，西方蛮夷也难有值得称道的货色，而这正是中国在晚清时期还怀有老大心态的一大心灵支柱。 　　共产党办企业，大而全和小而全为主要特色，这中间虽然有出于防范战争的考虑，但企业办幼儿园和学校医院，恐怕就不是这个原因。有人说共产党不懂时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有人指共产党是建设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说法虽然不同，但共同性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共产党并不是按竞争的要求来看待企业的。共产党在企业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铁饭碗，确实是解除了工人的最大隐忧，这既是共产党在人民战争中对民众的“解放”承诺，也是共产党人对于其本身的中国性摆不脱的自然表现，最终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引——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相反为了竞争使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胁。在大陆的国有企业中，竞争和效率并不是最优先的原则，这是确凿无疑的，在以人为目的还是人服从经济目标的问题上，与西方企业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开放之初曾有日本人据此认为：在大陆只有工厂没有企业。 　　虽然共产党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一些不经意的话语也流露些许真情，邓小平曾经说过他只读过共产主义ABC，有的党史专家猜测那是指《共产党宣言》。后来看张国焘的回忆，苏联的布哈林真的写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的书，给那些读不懂大部马列的人学习。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决不会是读一本入门读物的中国乡巴佬得心应手的事业，人民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宝贵遗产，也不是可以随便应用到和平时代的。虽然大陆搞过批林批孔，但在文革期间，到过中国的人如费正清等大都认为大陆更象是孔老二的祖国。几乎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在说辞上70-80%是马克思的，但在实践上则70-80%是服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指引，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被费正清看破实在是不足为奇。 　　在中国人中间，面子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也是道德至上主义的杰出表现。一个人可以没有地位和金钱，大概不能没有面子。面子大体上是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象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成绩第一一样。这代表个人在个体实践中的总体道德评价，所以中国人也特别地注重舆论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好面子这一点被共产党革命家做了充分利用，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敌后搞减租减息，地主若不服从则必定会被共产党的农会戴上高帽子游行，以达到打击其面子的目的，使他们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从而解除他们的反对力量。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面子击溃战”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人道主义的特质。当时共产党在和日本侵略军作拉锯战，稳定的执法机构和监狱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实中缺乏司法强制的可能；同时由于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经济手段的使用也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将会危及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只有舆论强制手段的使用比较具有现实性，而且在掌握尺度上也可松可紧易于操作。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共产党老经验继续使用，“面子击溃战”在各种运动中均发挥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主要的方式无非是游行和批判大会，两种方式都服从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你在众人面前颜面无光，再也不能厚起脸皮偷偷搞“破坏”了。甚至在管理企业中，共产党也完全放弃经济强制手段，一味地依赖舆论强制和批评教育。相比较而言，日本人较为注重舆论强制和经济强制手段相结合；而美国人则更加注重经济强制和司法强制并用。所以共产党的工厂就明显存在一个管理手段缺乏的问题，作为派生问题，国企还存在对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和监督不能落实的问题。在对企业领导人监督的问题上，有人说最愚蠢的资本家也好过最好的组织部长和人事局长。也许在企业和城市中，中国最终必须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向日本企业学习，采用经济强制和部分的司法强制手段，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即使中国企业窝在国内不出国门，也仍然不能避免外国企业的竞争，所以企业效率必须提高到西方企业的同一水平。 　　其实不仅是共产党，许多普通人也经常使用这一手段，笔者相信许多网友必定都吃过这样的亏。既有被老师逼着当众朗诵检讨书的，也有被同学或者同事散布家丑和流言的。所以连西方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于依赖法庭审判”。 　　其实许多共产党难以避免的问题一样是我们自己难以避免的问题。 六、文明如何论高低 　　在八十年代，大陆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国内外经济现实上的强烈反差，使国人心理上空前失落，在对国外的富裕发达的无限羡慕之余，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从而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次全盘西化和自我否定的高潮。这是普通人最自然的一种看法：经济至上主义。 　　除此以外，宋朝打不过蒙古人，是卢梭认定中华文明不行的主要原因。这是典型的“大拳头主义”。中国人中也有不少卢梭的信徒，近百年的屈辱历史，就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主要起因之一。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他曾经有机会和一个中国皇帝派到法国去的人，长谈了36小时，对他关心的最重大问题，亲自聆听中国人的看法，最终，他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不能产生或者跟上西方的潮流。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即将兴起的时代，为资本主义立德立言的圣者，对中华文明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有着深刻的认识后所做的论断。应该说，中华文明中的道德主义、人本位、互谅互让，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立足点——物本位、竞争和契约主义、法纪至上和权力制衡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分野。孟氏并无偏颇之处，至少从他所站的立场和时代来说。直到今天还抱着孟氏的“远见卓识”不放的高人还有不少，柏杨就是其中比较蹩脚也比较出名的一个。 　　实际上今天大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足，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或者说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碰到的精神障碍——国人公德心欠佳，仍然是中华文化受国人批评的三大主要方面。许多批评无不以西方为圭臬，言必称中外在某一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既有现实证据又有迫切精神。也许还是怀着爱国的初衷，不过最终都已经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绝好注脚。 　　确实，对着现在西方的经济强势和军事霸权，回首从1840-1945的旧创，加上几十年来艰难的前进步伐，很难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情。别找出路的思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样学样——全盘西化。看到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的进步，八十年代末期连“做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都上了大学的讲台。这和中国政府大力驳斥“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恰成鲜明的对照。 　　那么，中国最终是否有可能成为全盘西化的国家呢？ 七、中国全盘西化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高潮中，对于中国如何实现这一现代化目标，颇有代表性的是1987年国家经委副研究员王建提出来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希望以中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原材料和市场与国际接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思路在执行中倒没有出现大的偏差，中国政府和民间倒没有犯“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和急性病，这是准备稳扎稳打搞持久战的务实政策。 　　应该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已经可以下结论说，这个思路的最好成效也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了，不可能让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像四小龙那样顺利成长，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既涉及到西方长远的全球分工战略，也涉及到当前的经济利益和宏观经济政策---就业目标。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3-4亿农民走进工厂，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西方和世界市场出口，若按3个中国工人在世界市场上排挤一个西方人的就业机会计算，西方将会为此增加1亿人失业。就算中国以现行的高价买回西方生产的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其间的差额（顺差）也将会扩大到西方无法容忍的地步。19世纪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米曾经让英国“蒙受”巨额逆差，结果是无耻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如果中国人真的导致西方人大量失业再加上巨额逆差，更加无耻的核战争都不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准备干什么用的，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又将如何发作。 　　事实是最无情的老师，这一思路在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业已被封杀，中国必须自己解决农业和工业的配合以及最主要的市场问题。中国一些人指望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逐步发展和现代化（即全盘西化）的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四小龙能够走通的道路是因为其“小”，而以大陆之“大”，必须改弦更张。现在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的思路，正是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是一次向老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大回归。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就算是加入WTO，也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在外贸方面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外政策环境，西方所能够容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担心中国从此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只是一种东方或者是西方部分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双双都没有对方阵营的支持和本方面的强力支持。 　　西部大开发是首次可以清晰看到其实现可能性的国家发展大战略，这个战略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工程是大西线调水。南水北调的根本意义在于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的净初级生产量，更多地利用太阳光生产生物产品。由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路也不可能继续，那就只有让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这一条路，西部开发出来以后，将会增加20亿亩耕地，可以使中国总的耕地面积达到30亿亩以上（考虑弃耕还林部分）。使每个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达到15亩以上（目前不到4亩），家庭农场规模达到30—50亩左右，这样农民将有能力负担机械的添置和运行费用。并以此拉动适度的工业化。 　　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将会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独特性，调水的成本比较高，农业的用水量很大，高成本必须摊薄到整个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之中。将使工业中竞争力维持成为一个新问题，人工成本必须降低才足以维持企业产品成本与国际水平保持同一标准。非常可能的是：西方在人均GNP提高以后，人们可以考虑用增加的工资购买漂亮的汽车和相应的汽油；而中国的人均GNP提高以后，对于多数人而言，只是多了一些水和一些生物产品，其中的差额是要用来维护和运行庞大的调水系统的，大多数人也许必须继续骑单车上班。四小龙的西化道路（或称现代化）不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够走得通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决无可能是西方式的未来，这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问题，并非中国人不愿意像西方人那样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开着自己的汽车上下班，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而是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这个前景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来讲，实在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中国并不存在全盘西化的可能。对于中国在实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的岁月，我个人仍然认为没有全盘西化的可行道路。相反，由于环境保护和新的节水技术、机械化作业必须推广，要求相应的管理和分配措施配合，集体主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生活的现实中来，并占据压倒性的地位。否则面对千千万万的分散农户，社会管理如何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考验。马克思曾经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大规模的工程措施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恐怕在今天也不能说是过时了。这一点已经牵涉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我个人相信，如果到最后还剩下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踽踽独行，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如果世界上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率先成功，那么这个国家也一定是中国。以上是按照共产党的惯例所采用的词汇，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小康（这个词汇是邓小平从《礼记》里顺手摸来的，是大同的对词并含有不如大同之意）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就是古人指望的——从小康到大同的努力。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但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发展是硬道理”。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是“封建的或者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孔老二先生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如果达到美日那样的汽车普及水平，将会有7-8亿辆汽车在中华大地上颠来倒去地跑，这才是真的忍无可忍（实际上今天一些城市的交通已经很让人心烦）；相反请八位小姐在家里跳跳舞我个人倒觉得无所谓。所以我完全不担心哪一天中国人一定要全盘西化的问题，因为这会受到环境和资源无可克服的制约。 　　物质和经济条件的非西化，必然决定着文化和大众思维的非西化。 　　反过来看，香港的张五常对贸易自由就怀着非同寻常的信念，而台湾许多人也笃信全盘西化道路的唯一性，这都是与地域发展前景和利益分不开的。与大陆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全盘西化不同，台湾地区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是确实可以行得通的，香港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对贸易自由的依赖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八、中华文明的未来 　　西方文明已经走过了它高歌猛进的岁月。它遭遇到两个方面无可抵御的挑战：一方面是自然资源所能够容忍的发展极限，另一方面是对于人和物“谁才是目的”的质疑。正是在这两个关键方面，中国将会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持老祖宗的宝贵遗产。这一条道路更接近毛泽东的选择，而不是邓小平的选择。不过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大胆尝试，恐怕到今天也还难以看清中国走不通全盘西化的死路。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由于书中对第三世界的不合理贬斥，被抨击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不过如果用来形容西方世界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所造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为继的窘境倒是恰如其分。 　　1974年，即将辞世的文化大师汤因比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告诉人们，只要是不违犯法律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追求财富的最大化，无限制地鼓励人们的贪婪和私心，并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许多国人从西方发达国家回来以后，津津乐道于其产品和包装是如何的力求尽善尽美，却没有回头想一想这种做法，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还是出于确立竞争优势和牟取最大利润的目的。作为这种无限制追求上等感受的逻辑的自然演绎，李泽厚曾经在新加坡认真地告诉记者：“在150年之后，由于人们对于性和爱的要求提高，世界上也许没有稳定的婚姻”。在西方文明的未来之路上，何处才有心灵的家园？人类自身的故乡？ 　　实际上从七十年代以降，西方世界内部环保意识的抬头和高扬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仅仅追求效率的“福特制”的反动（如理光公司厚木工厂撤除流水线），无不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对人本身的关怀。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核心的肯定，也是人们对复归于“以人为目的”原则的一种肯定。这种状况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悖谬实质的某种觉醒。彻底根除西方文明的恶劣本质，也许需要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榜样力量和大力拖动。 　　近年来西方在所谓的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方面的长足进展，似乎能为西方文明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中解套。实际上是大谬不然，所谓的“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无非是要在产品市场价格上体现出其“高”和“知识含量”来，说穿了都不过是垄断价格的招牌而已，再好的招牌也难以改变每个美国人平均产生20多吨二氧化碳的“低科技”现实。 　　1997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NP之和为2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和29万亿美元的3/4，而其总人口仅仅占1/6不到。这样的效果并不仅仅是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价格中高“知识含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个人就亲眼看见过几次知识经济的破产，以前在中国还不能生产光同步传输设备的时候，其价格高得离谱，这当然是体现了“高科技”的高，在中国同类产品上市以后，价格忽然就变成原来的几十分之一，怎么知识含量一下子就没有体现了呢？光纤市场价格的变迁也同样很有意思，几年以前，美国康宁公司的光纤价格接近80美元/千米（高出它在美国本土销售价格的一倍），欧洲和日本的供货价格低2美元左右，等到中国国内需求急剧下降，再加上国内几家厂商开始向市场供货，价格就迅速下降到30美元/千米，日本货仍然比康宁价格低2美元，这个高科技产品又失去其原有的“高度”了。由于Linux的挑战，微软的知识含量眼看就要烟消云散了，电脑芯片还能维持多久的“高科技”地位，我个人不想预测。 　　从西方国家的意愿而言，失去任何一种高科技产品高度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并非他们不愿意和中国人一起保护“知识含量”的产权，而是这样做意义极其有限。本来垄断的利益就在于：目前西方的富人对世界穷人的比例为1比5，加上中国的大量人口以后，急剧下降为1比2都不到，这个垄断所能捞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了。所以所有的西方国家在遏制中国的发展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没有高科技的、以平等为主要特色的交易规则，西方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现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的工作将失去现在的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西方人也必须象第三世界人民一样勤劳才足以养家糊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决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超英赶美”的过程，而更象是一个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过程，这才是中国威胁论的内在依据。国人之中有许多热中于鼓吹发展高科技，也许是出于一种想要分一杯羹的心理，看不到有中国的加入垄断就一定破产的比例变化，实在是目光短浅算术不佳。实际上如果印度能够在高科技上与西方齐头并进，知识含量一样会不存在。不过在西方人看来，印度还没有中国这么危险而已。 　　鄙人买了一本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强烈的读后感是“文明没有冲突，冲突的是各种利益”。美国自认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而亨廷顿就是他们共同的策士。亨廷顿在书中极力收罗证据，说中国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是76%，我个人决不相信作为知名的职业教授，不清楚中国在过去50年里，总共使用过几次武力，而美国又在一年内对外用兵多少次。我个人相信日本人也决不会真的认定，中国有足够的意愿和军力以威胁东亚和平。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幌子，是对中国将会给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经济平等的恐惧和失落。中国从远古以来就怀有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大同的根本在于平等看待其他民族和人民，而经济平等地位将会是最重要的一项，而中国将会在自身经济技术进步的发展过程中，为占世界人口5/6的民众赢得不受垄断价格盘剥的平等机遇。我们自身的发展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所威胁的不正当利益，是为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也同样在国内禁止的不法和不义行为，所以李瑞环所说的“威胁中国论”是不能得逞的，借用一句老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除了西方某些心术不正的人以外。 　　实际上，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新特色，并不能导致西方文明优越和长生不老的结论。恰恰相反，随着它们的幻灭，西方文明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将不再存在，正如马哈蒂尔常常提到的“西方必须放下架子，从东方学习一点东西”。这个进程实际上在七十年代已经开始，而且注定没有办法停止。 　　梁漱溟先生有终身不曾动摇的信念“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七十年代英国的文化历史大师汤因比在展望世界的未来时，也曾寄希望于中国人民。 　　我个人相信，如果中国真的实现全盘西化，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前不久网上有人写了一篇《中国的东部防线》，受到大量的喝彩，其续篇写到要登陆美洲到古巴去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在1987年宣布，台湾已经在经济上从受栽培的状态下毕业，应该如实承认此文的作者已经在思维上完全毕业了，使用的是标准的一流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逻辑，如果要说他和那些著名的白人民兵（如克林顿、害母霍斯）有什么差别的话，他可以称为黄人民兵。如果真的出现他描述的场景上演的话，那不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灾难，还将是全人类的灾难。所幸的是在中国这样全盘西化的精英极为稀罕，简直是凤毛麟角。 　　中国人独自背负全人类在先民时期的宝贵遗产——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走过数千年的漫漫征程，尤其是蹒跚走过最近的一百多年，受尽屈辱和苦痛。按照西方的强盗逻辑，我们祖先“失去”了许多称雄世界的机会，我们祖先很早就移民东南亚，我们直到今天也从未宣称是我们“发现亚洲”；我们先人曾七次下西洋，却不是开拓殖民之举；我们的祖先主张民本主义和“怀敌附远”，却没有大搞种族歧视和攻掠异邦人为奴隶。所以今天我们有足够的道德基础来揭穿“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抨击“解放亚洲”的屁话。我们决不能功亏一篑，我们必须教会强盗做人，至少是先要放下屠刀，当然不是使用东郭先生那种无效方法。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了困难和曲折的，但我们决不轻易放弃，否则全人类的前途将会黯淡无光，这正是汤因比先生对中国人民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和关系全人类的前途的大业，对这一前景我个人表示谨慎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