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与田家英共事的日子—田家英的政治创伤

家英含冤辞世，整三十载。每念生前交往，百感咸集。由于种种原因，迄未为文纪念。今逢三十忌辰，怆然命笔，寄多年块垒于万一。———吴冷西


一。杨家岭初识田家英，才气英发又朴实

　　田家英同我都是1937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但他去陕北公学，我到抗日军政大学，从未相识。

　　我们都在马列学院学习过。但家英1939年秋到马列学院学习时，我已从马列学院研究室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洛甫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但我和家英也没有来往。

　　家英1941年9月从马列学院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也从中宣部调《解放日报》。

　　我第一次从《解放日报》发表的《抗战中的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知道作者是田家英，但绝没有想到他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

　　不久又陆续看到家英给《解放日报》写的《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我才逐渐知道他的博识和才华。

　　我第一次和家英见面，是在1944年12月的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群英代表大会上。田家英和我都是代表。但大会开始时我们没有会面。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原来在中宣部后来调中央办公厅做总务工作的刘滋久同志介绍我和家英认识。初次见面，家英才气英发，有抱负又朴实，无一般士人孤傲和矜持的习气，平易又真诚。滋久同志告诉我，家英不但在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写文章，而且还兼任杨家岭勤杂人员的文化教员，很受欢迎。他对我知之不多，只说看过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论，蛮有见地。

　　北平解放后，新华社随中共中央总部进驻香山。家英跟随毛主席住在半山上的双清别墅，我们编辑部住在山下的香山慈幼院（后为香山饭店）。有几次家英拿着毛主席撰写的新闻或评论到山下来给胡乔木同志，我同家英的接触才逐渐多起来，但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1951年10月）时，才算得上促膝谈心，开始相互了解。


二。庐山毛泽东突然转向，家英满怀忧虑撰对联

　　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1958年6月29日下午，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

　　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日—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

　　在传达过程中，大家发些议论。家英主要讲他不久前才从四川新繁县调查回来，1958年那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很严重。

　　可以说，颐年堂会议开始的敞开思想、议论风生的气氛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好兆头。但是，庐山会议后来演变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竟是家英的政治创伤。

　　家英和我一上庐山，就住在牯岭东侧东沽河左岸的河东路路边的平房里。

　　在庐山会议前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实质上是继续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的纠“左”工作。

　　经过多次议论，会议纪要初稿我们于7月12日分头起草完毕，13日和14日由乔木主持反复修改，把19个问题合并为12个问题。然后送少奇同志。

　　《会议纪要》初稿于15日印发各小组讨论。少奇同志要求大家好好讨论《会议纪要》初稿，方针还是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起草小组将根据大家意见修改。

　　15日夜，毛主席将彭老总给他的信（14日写的），批上“印发各同志参考”几个字，印发会议（17日发出）。各小组开会时，开头几天，大家发言集中在《会议纪要》初稿上，特别对“形势与任务”部分意见很多，议论彭老总的信的人不多。

　　我和家英、乔木和陈伯达，看到彭老总的信后曾一起议论过。

　　我记得17日午饭时，我们四人在餐厅谈到在上午收到的彭老总的信，都觉得写得不错，同我们起草的《纪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

　　但乔木说了一句话：“也可能适得其反”。他没有加以解释。

　　大家只感到，信中个别词句有些刺眼，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我们起草的《纪要》初稿那样尖锐。

　　各小组的讨论，从19日起对彭老总的信的意见逐渐多起来，对《纪要》初稿的意见反而越来越少了。

　　7月23日庐山风云突变。毛主席这天在会议上讲话，虽然仍作了自我批评，也劝做错了事的人（他说的“左派朋友”）也作自我批评，分担责任，但重点批评那些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讲多了的人”，说他们“方向不对”，对总路线“动摇”，“距离右派只差30公里”。

　　一日之间，庐山会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纠“左”变成反“右”了。

　　这有若晴天霹雳，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愕然、茫然。

　　会后乔木独自径回住处，家英、我和陈伯达等一起沿河东路西行，走过仙人洞，一路上默默无语。家英非常激愤，在亭子上写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三。主席谈完话，他高兴地翻了个筋斗

　　当天晚饭是一顿闷饭，没有人说一句话。

　　胡、陈饭后各自回住所。家英和我坐在客厅里相对无言，达半个多钟头之久。后来，家英忍不住跳起来大声说：“准是有人捣鬼。”

　　在23日以前，家英和我都知道，毛主席前一段一直强调纠“左”。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乔木、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直到7月18日，毛主席还说过，欠债是要还的，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他准备同那些不愿意听别人讲缺点错误的“左派”谈谈，叫他们要听取各方意见。

　　家英指出，毛主席说，他前一天同各协作区区长（即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谈话，劝他们听各种的不同意见。但他们说，已经听了好多天了，现在主席再不出来说话，“左派”的队伍就要散了。毛主席说，看来他今天不来讲话不行了，家英说，这说明毛主席23日的讲话是受有些“左派”怂恿的。

　　家英和我进一步谈到，有人“怂恿”是一个原 因，但毛主席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家英说，主席在武昌跟我们谈话，提到东汉时张鲁搞的“五斗米道”，很同情农民追求温饱。主席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早在合作化时期他就多次谈过。赶快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舍身奋斗的，无可非议。但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过急、过快、过大的要求可能带来严重的祸害。

　　我们列举了合作化时期的过快推广高级社、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15年赶超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们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种“左”的思想倾向。

　　毛主席23日讲话后，家英一直处于困惑和愤懑交杂的心情之中。加之小组会上群言啧啧，有所谓“质问”，有所谓“揭发”，还有所谓“批判”。家英对我说：“安之若素可也。”但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时要乔木留下，批评他前一段乱说话，并说，秀才们（点了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的名字）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28日晚，毛主席找家英和陈伯达谈话。家英很晚才回来，赶忙到我房中告诉我：毛主席同他们两人谈话时，一面批评说前一段秀才们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一面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

　　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番话。

　　主席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当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以后几天，家英照常参加小组会，乔木在家休息（主席要他休息几天，准备起草八中全会文件），陈伯达仍请病假，我则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在家中改出《会议纪要》第三稿，交给乔木同志。

　　7月30日上午，杨尚昆同志到我们住处来，说主席要他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再不要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事情了。要各组组长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开好八中全会。尚昆同志说，这是主席下“停战令”，你们可以放心了。这样我们四人好像得到了解放，一起往仙人洞那边散步。这时我们的情绪同一周前有所不同，个人挨批评可以免了，但喜中有忧：八中全会要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纪要恐怕搞不成了。更大的担心是从去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可能就此中断。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

　　家英虽然在毛主席8月11日讲话时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情绪不再那么低沉，但依然不那么振作。个中因由，是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被揭发，中央在立案审查。

　　我们“四人案”一直审查到10月，彭真同志两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给中央写了检讨和申辩，最后毛主席10月17日找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谈话。他说，你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这样“四人案”至此才算结案。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家英和我回到他的书房，一进门他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上翻了一筋斗，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


四。北戴河会议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伤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主题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

　　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已去南方，周，朱，陈，邓都参加）的２月会议和５月扩大会议（两者通称“西楼会议”，因都在少奇住处旁边的中办西楼会议厅举行），讨论新发现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赤字又增加３０亿元，农村中饿死人的现象仍然没有停止，日用品供应奇缺，企业关停并转落实不下去，城市人口减不下去），指出当时我国处于类似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并坚决采取非常措施来解决。家英没有参加这些会。

　　6月底，家英从南方回到北京，打电话约我到他家中去。他告诉我，他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近40％已自动实行包产到户或称扩大“口粮田”，其余60％左右还在犹豫观望，做做工作可能仍然搞集体经济或半集体经济。他说，在上海汇报时陈云同志赞成他的看法。回京后，少奇、小平同志听取他的汇报时也认为，在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渡过困难时期），势在必行。

　　家英说，他正等待毛主席回京，尽快汇报调查的情况。

　　在这中间，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我还同家英商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刊物，也发表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

　　我派去北京房山的调查组的报告还没有写出来，家英又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到他家里去。我一进门，家英劈头一句是“大事不好”。他说，他向毛主席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后，毛主席满脸不高兴，当时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接连同河南、山东、江西的省委书记谈话，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且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有要他参加。

　　家英对我说，内部参考中不要再登包产到户的材料了，派出去的调查包产到户的调查组要尽快抽回来。我回来后赶紧照办，要去房山的调查组把调查报告重点放在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只附带提及包产到户。

　　因为这样，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有人告人民日报的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在房山煽动搞包产到户，我拿出会前印出的调查报告，才没有挨批。

　　家英的遭遇比我困难得多。他不但不能参加当时在北京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历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参加，甚至是主要起草人），而且在北戴河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是中央工作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是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在中心组（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组长以及少数有关同志参加，家英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一开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说他在七千人大会后，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搞包产到户。

　　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可以说，北戴河会议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以后，据家英告诉我，毛主席便很少找他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以至其他问题的中央文件了。

　　家英曾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说的“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见。他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沉默不言。有时我提到这些问题向他质疑，他不是摇摇头，就是笑一笑。

　　当我告诉他，经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经济，毛主席作结论时表示同意，明确指出调整是第一位工作。他对我连说了两句：“这就好，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