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人都已经快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有些儿时的记忆却是越来越清晰地回荡在脑海里。
在我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在全国各地的“一打三反”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我的父亲，一个满清的残渣余孽、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坏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被造反派胁迫参加过一次武斗而被投入到监狱里去了。那时，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挣的钱来生活。父亲一走，家里一下子就断了活路。母亲只好顶着一顶“反革命劳改犯家属”的耻辱帽子去面对周围人们的白眼，在一家中成药厂整天泡在泡驴皮的池子里，干起了制药工人。
我们家那时住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母亲一个月三十元钱的收入，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支撑一家三口人的日常生活的。当然，要是碰上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或是新年谁要添件新衣服什么的，那家里就得借帐。说也奇怪，那时我、妹妹和母亲就总是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额外的开销很快就让我们无法熬到发工资的日子。这时就只好是上这位叔叔家去先借个五块钱，或到那位婶婶家去借个八块钱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几乎向她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借过钱。因为家里每月的收入固定，没有什么额外的进项。一来二往，家里借的债也就越积越多。还别人的钱，就慢慢地演变成了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月头一发工资，母亲头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去还上个月借下的钱。可往往是一到月中，家里就要断顿儿。如何跟邻里和朋友们借钱，就成了家里月月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终于，母亲实在是不好意思出去跟朋友们张口了。这时，她就会来打发我出去借。
我那时已经有十来岁的年纪了。而且，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一日三餐都是由我来安排的。我当然懂得跟人家开口借钱的为难。可是，母亲的吩咐却是又不能不听。每次去跟朋友借钱，我都是要拖着象灌了铅一般的腿，一步一步地挪腾着向朋友家走去。越是接近朋友的家门，我的脚步就越是缓慢。有时我还要自己对着街道边上的大树或电线杆子什么的发上一通脾气。跺着脚、甩着手抱怨一下母亲怎么又把这么令人作难的事情交给我来做。等到心情稍微轻松一下，才敢过去敲朋友家的门。 如果这一次叔叔或婶婶没有难为我，我就会拿着借来的钱，把它细细地折好。再仔细地把它藏在我最安全的衣兜里，蹦蹦跳跳地向家里走去。
当然，偶尔也有借不到的时候。那样，一家人就只好对着昏暗的油灯，琢磨着明天又该去谁家试试。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可是现在想起它来，心里还是跟当年一样的感受，隐隐生痛。只不过多了几分对这些经历的感慨和对当年那些朋友们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