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爱花平时最喜欢喜欢玩纸牌打发时间。本报记者 姜龙/摄 点击浏览更多最新图片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一个月后这里就已被拆迁。 本报资料图 视频：“慰安妇”周粉英讲述血泪史如皋九旬老妇周粉英公开“慰安妇”身份 原标题：“慰安妇”索赔风雨15年 15年过后，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四起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遗址保护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认“慰安妇”历史。“慰安妇”索赔的意义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进一步挖掘这段即将消逝的屈辱历史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为了尊严，控诉！ 中国“慰安妇”的受害者们走上一条崎岖的诉讼之路；同时，还有一些“慰安妇”仍未鼓足勇气站出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惟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15年前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索赔艰难迈出第一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而万爱花当时因为已经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气影响。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在张双兵的再三劝告下，侯冬娥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此后，刘面焕、冯转香等人也陆续向张双兵回忆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历史。 张双兵特地选择1992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55周年这天，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5万至15万美元的索赔。尽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国“慰安妇”索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当时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康健作为中方女律师代表参加了最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的中日女律师的交流。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了，“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1997年7月份，该案在东京首次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焕两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康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