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去日古利。
1990 年底，我随同一百多名空地勤人员再次赴乌里扬诺夫斯克进行技术培训。临行前我的妻子即将临产，我把她送到济南老家，托付给她的妈妈和姐妹后踏上了旅途。
培训中心的领导、外事处的娜达莎和教员们在大门口列队欢迎中国学员，这是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后的第一次最大规模培训。 100 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培训中心，使整个校园充满了生气。两年没见的娜达莎依然满面阳光，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见到我，和我热情握手。
这次培训需要五个月时间，娜达莎代表校方找我和领队商定了整个培训计划：三个月理论学习，一个月飞模拟机，一个月实践飞行。娜达莎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提出中国学员不习惯西餐，能否请示校领导在我们居住的三个楼层增设三个电炉灶，以方便我们自己做饭。娜达莎请示后获得批准，马上加设了电炉灶，并会商食堂管理处给我们调拨了大米。
培训开始没几天，就赶上 1991 的新年，学校举行了大型新年歌舞晚会。
那时苏联的局势已经动荡不定，黑海沿岸立陶宛等几个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乌克兰也提出了“不当俄罗斯奶牛”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经济改革胎死腹中。苏联的经济急剧下滑，通货膨胀，市场萧条，陷入了困境。
最明显的是卢布贬值，当时官方的比价是一个卢布兑换 1.5 美元，可是黑市上一个美元已经换到 30 卢布。这对持有美元的人来说当然非常有利，但是对苏联人来说却苦了。那时一件女士的呢子大衣只有一百多卢布，相当于黑市上的 5 个美元，我给夫人及其姐妹一人买了一件。
许多苏联人家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钢琴、提琴、衣物、车辆、家具，甚至卫国战争老战士的各种勋章、奖章。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则站在街头乞讨。星期天走在集市上，望着那一张张愁眉不展的无助的脸，我的心里感慨万千。苏联的雄风不再，真正跌入了低谷。
九十年代初，中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我们穿的羽绒衣、皮夹克和旅游鞋，引来了苏联人羡慕的目光。那次我们带了不少小礼品，诸如清凉油、风油精、蜂王浆、人参蜂王浆，电子表，小计算器，成了最受欢迎的礼品。特别是热水瓶更成了服务员们的争夺目标，早早就和我们预定，等我们结束培训时送给她们。
因为我们自己开伙，每天都要采购副食品，那时的市场上鸡蛋、肉类、蔬菜奇缺。但是我们有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苏联人不爱吃鸡头、鸡爪、鸡胗，猪蹄、猪耳朵，这些东西我们爱吃，买回来后又是酱又是炖，弄得满楼飘香，引得服务员们纷纷前来学习怎么烹制。
转眼间到了中国的春节，我和娜达莎商定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邀请校领导和教员共度中国新春佳节。我们全体学员各显神通，做了各种各样的凉菜。除夕之夜双方 200 多人参加，宾主频频举杯恭贺新年。此后举行舞会，我邀娜达莎共舞。她真是舞林高手，华尔兹跳得极其飘逸潇洒。那时我还不太会跳，但是她带得极好，一招一式非常到位，跟着她跳很是轻松自如。
苏联经济的低迷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恶化，特别服务小姐到处乱窜，晚上骚扰电话接连不断，我们不得不把电话摘下放到一边。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学员比较散漫，一到周末就把小姐带到宿舍，开着录音机，闹腾到深夜。唯有我们中国的学员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最多就是下棋打扑克聊天。这当然受到校方的赞许，却引起了服务员们的疑问。我们楼层的值班员是位将军夫人，老太太很慈祥，把我当成孩子似的，经常给我捎点儿蔬菜沙拉和水果什么的。有一天她悄悄地问我：你们中国男人是好，聪明能干，本分规矩。可是男女间的事是天性，怎么不见你们找小姐呢？你们来时是打了针还是吃了药？我说不是。老太太听了直摇头感到大惑不解。其实老太太哪里知道，那时男女作风问题是最置人于死地的问题，别说玩儿外国小姐，就是对自己人说句不恭的话也会惹出事来。除夕晚上，我们有位学员喝高了，闯到女翻译的宿舍，倒在床上。就这么一下，就让他提前回国了。
冬去春来，日进的东风使冰雪消融，学校的草坪渐渐泛绿，我们惊讶地发现路边有许多荠菜，这对吃了一冬土豆、胡萝卜、卷心菜的我们来说，真是好东西，挖了以后包饺子和馄饨，味道真是好极了。
天气暖和了，白天也长了，我们就在晚饭后结伴到伏尔加河边的友谊公园玩。
然而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五个月的培训顺利结束了。 终于我们分期分批踏上了归途，我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娜达莎来送我，我感谢她为中国学员所作的一切努力和提供的帮助，并送给她一对景泰蓝花瓶作为留念。在工作中我和她结下了很好的友谊，以后我在俄罗斯常驻的 10 年里，还保持着经常的电话联系。不过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已是十年以后。
就在我将要离校回莫斯科的时候，我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告诉我生了个女儿，我一看发信日期，这封信在路上整整走了三个月。说实话，接到妻子的信，我真是归心似箭。然而回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去济南看望妻子女儿，我又背上行囊踏上了奔赴乌兹别克斯坦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