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祸皆因诤言生 李锐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

福祸皆因诤言生 李锐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
2005-06-08 10:31:25 　 文摘周报
来源：【中华网BBS】

　　福祸皆因诤言生

1952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的新中国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要调大批专业知识干部“归口”，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见机会来了，以自己在大学学习机械为由，要求到工业战线工作。1952年9月，黄克诚由湖南省委书记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李锐被黄老邀请同车上京。10月10日，李锐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从此他成为我国水电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58年1月18日，一架专机把李锐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接到南宁，讨论三峡工程建设问题。

毛泽东要在长江上大展宏图由来已久。1953年视察长江时他就对上三峡工程表示赞许。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实际上三峡工程已在开始实施中。毛泽东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高峡出平湖”就是一件。当时林一山就催中央赶快上马，而李锐却有不同意见。他写文章秉笔直书，认为三峡工程急于上马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要说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内也办不成。这次二人决定在毛泽东面前辩论。林一山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先讲了两个多小时，谈古论今，尽述建三峡工程好处多多，远景美好。李锐简洁扼要，针锋相对，列举国力、技术、国防、移民等诸多问题，发言没有超过半小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认为他思想别有见地，使人大受启发。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说：讲了不算数，你俩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文中有一段话特别发人深思：“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可以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这场辩论以李锐的意外获胜结束。



李锐接受采访

毛泽东看中李锐这支笔，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南宁会议散会前，毛泽东要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忙说恐怕不成，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庐山会议召开。当时对“大跃进”、“浮夸风”反对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说，李锐却是大胆直说的一个，开始毛泽东还能听一些反面意见，最初也想纠“偏”。但彭德怀上“万言书”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转而开始批彭、黄、张、周。李锐也在小组会上受批判，批判他在专列上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接下去李锐就只好检讨，因为“太不深刻”而没有通过。后来彭德怀等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

■流放坐牢志不移

1960年3月26日上午，上级宣布将李锐下放到黑龙江虎林县西岗八五0农场。在农场李锐受冻挨饿，得了浮肿病，全靠田家英的关心，通过向李富春求援，他才从生产队调到总场场部。1961年11月20日，经过一年半多的流放，李锐终于回到北京，却一直未安排工作。直到1963年3月，水电部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仍回磨子潭水库，介绍信上写明“帮助工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1967年8月26日，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李锐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的情况，来人携有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从他们口中证实，田家英已死。李锐不相信“胡、田、吴”是什么“漏网集团”，他自认为当时的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便口吐诤言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田、吴”不会有政治阴谋，最危险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向周总理转报。哪知这一下李锐闯了大祸，不久就被关入秦城监狱。到1972年11月，李锐被关在狱中已整整五年。葛洲坝水库因为施工出了问题，被迫停工。周总理亲自开会着手解决问题，会上周总理想起李锐，问他在哪里？有人回答，李锐还关着。总理说可以让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但总理的意见并没有落实。直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李锐才和被关押的其他三百多名老干部一起走出秦城的高墙，获得自由。很多人获得“释放”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李锐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因为毛泽东没有发话。组织最后决定要他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库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后“两个凡是”被推翻，李锐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李锐重回水电部工作三年，口碑很好。1982年3月，陈云推荐李锐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新建的青年干部局局长。党的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老交替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锐参加了人事小组工作，工作十分紧张和繁重。李锐疾恶如仇的立场一如当年，但他深知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讲究新的用人之道。根据邓小平、陈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李锐针对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的现状，着重介绍各级领导层的实际情况和差距，“年轻化”的进度不够抵消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而在文化程度方面过去提拔的干部都偏低，所以这次提拔的重点是中青年知识分子。至于“革命化”则强调“文革”中表现要好，对“四人帮”爪牙、“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坚决不用。尽管李锐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阻力，但他那独到的见解，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二大上，李锐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大刚结束，李锐参加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宋任穷，他位居其后，主要做人事调整工作。让一大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并非易事，李锐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央意图，讲清楚只有干部队伍“四化”才能实现国家“四化”，这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是“心血来潮”，给老干部“难看”。为了保证调整干部工作顺利进行，领导小组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要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比三分之一更高一些。

使李锐名声大振的，还是他在坚持领导班子“革命化”原则中参与的两件事：一件是在《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时，他和中央几位领导一起，否定了几个思想“左”倾的人物进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另一件是阻止在“文革”中写过“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文章的人进入上海市委。

1983年6月1日，胡耀邦第一次使用“第三梯队”这个新说法。胡耀邦要求有一千名省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即他所说的“第三梯队”。此时，李锐已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项工作由李锐主管。李锐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共组织考察了一千零六十八名“第三梯队”。不久这些人就走上了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岗位，在十四大代表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当年“第三梯队”的成员。

1984年9月，李锐完成了建立“第三梯队”的千秋大业，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据《名人传记》2005年第6期周荣初/文）